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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帅:东晋“度田税米”再考:性质、租额与实施背景

更新时间:2020-10-03 16:46:36
作者: 陆帅  
前已提及,秦汉魏晋时期稻作农业技术没有革命性变化。由于汉末以来诸多战乱的影响,整体农业生产可能还略有下降。以每亩3斗米(折稻谷约6.6斗)作为整个东晋国家的一般租额显然是过高了。而如果“税米三升”,大约等同于汉代亩产稻谷2石水田的租额,这一数值是恰当的。35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税米三升”,那么按照文献记载“取十分之一”的租率,反映的亩产量仅为米3斗(折稻谷6.6斗),似乎偏低。但应当注意到,通过“取十分之一”和“税米三升”计算出的亩产量,只是作为东晋国家田租征收标准的一个数值。考虑到六朝稻作业采用休闲制,农民每年实际种稻面积只有耕地的一半。36再加上灾害、歉收、杂税摊派等原因,37该数值低于实际亩产恰恰属于正常。反之,如果官方标准远高于实际亩产,就不具有可操作性。众所周知,至少从东汉开始,定额租已成为田租征收的主要形式。下至魏晋,文献所载曹魏、西晋田租亦为定额租。38从走马楼吴简来看,孙吴的田租征收也是定额租。39田余庆曾注意到《晋书·成帝纪》对“度田税米”直书“初税田,亩三升”,敏锐地指出租率在当时的田租制度中已不具有实际意义。40因此,关键还在于对“税米三升”或“税米三斗”进行判断。总之,综合秦汉魏晋时期南方地区出土简牍来看,东晋“度田税米”的征收数额应为每亩3升米,而非3斗米。

   在魏晋田租制的研究中,不仅是东晋的“度田税米”,曹魏、西晋田租租额也存在3升、8升还是3斗、4斗的学术争议。41杨际平曾指出,正确估算汉代租数额对判断魏晋租额具有重要意义,并据居延汉简、尹湾汉简推测汉代旱田一般亩产1石,田租3升,曹魏、西晋旱田租额当为每亩4升、8升,不至于到部分学者认为的3斗、4斗之多。42从以上讨论来看,南方水田的情况亦如此。秦汉时期一般水田亩产当在稻谷2石上下。43以1/10的租率计,租额为每亩2斗(折米9升),以汉代常用的1/30的租率计,则租额为每亩稻谷6.6升(折米3升)。东晋时期的租额显然不至于高达每亩“税米三斗”,而每亩“税米三升”与汉代以来一般水田的租额接近。

  

   三、“度田税米”与西晋田租制的关系

   讨论“度田税米”与西晋田租制的关系,首先需要明了学界对西晋田租制的基本认识,其中最关键的史料亦见于《晋书·食货志》。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44何为“占田”,何为“课田”,是西晋土地制度研究中的聚讼之所。关于“占田”,大致有官田、民田两分说,复合田制说,屯田民申报土地说三种。45从新出简牍来看,将“占田”理解为用于解放后的屯田民申报土地的临时制度,似较为合理。46因此,东晋的“度田税米”与西晋“占田”制,并无直接关联。过去有学者将“度田税米”视为西晋“占田”制的延伸,47主要是因为对“占田”的理解存在偏差,这种意见首先可以排除。

   关于“课田”,学界也有不同理解。48不过多数学者认为“课”即课税之意,“课田”即征收田租。基于此认识,如何解释“丁男课田五十亩”,就成了理解西晋田租制的关键。《初学记》中保存了《晋故事》中的一段材料:

   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升?],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其绢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为侯奉。其余租及旧调绢,二户三匹,绵三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49

   对于这段材料,学界存在多种解读。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倾向于西晋以人为单位征收的定额田租,即无论实际拥有土地多少,每年都以50亩的产量为基准,征收4斛,即4石。50至于具体单位是丁、户或者丁、户相结合,又有争议。51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东晋“度田税米”以土地面积为单位征收田租,与西晋田租制显然不同,田租取代说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不过正如唐长孺所言,上引《初学记》材料多有费解之处,在无善本可校的情况下很难得出定论。尤其是“皆减租谷亩一斗[升?],计所减以增诸侯”一句,意义不明。52从字面来看,当时似乎也存在按土地面积计算田租的情况。但这样一来,又与按人征收定额租的判断矛盾了,令人颇感疑惑。因此,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见解。张学锋基于《晋书·良吏传》、束皙《劝农赋》中田租征收与土地面积紧密联系的相关记载,结合对上引《初学记》材料的新解读,认为西晋田租的征收单位不是丁或户,而是土地面积。至于“夫五十亩,收租四斛”,只是朝廷下达地方的一个劝农标准。53不过,该观点未被普遍接受。因为《晋书·良吏传》、束皙《劝农赋》毕竟都不是直接指向西晋田租制的材料,且学界有过讨论,但看法不一。54

   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公布的郴州晋简中含有西晋田租征收的相关内容:

   县领水田八百一十八顷一亩六十步(1-53)

   今年应田租者八百四顷五十六亩六十步定入租谷三万二(2-387)

   千一百八十二斛五斗依丁亥诏书稻穬一斛(1-30)

   入米四斗五升合为米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二斛(1-20)

   一斗二升五合别收责输付耒阳氐阁(1-32)

   55以上五枚简牍原本散乱,孔祥军依据上下文脉加以缀合,指出这是西晋泰安二年(303)桂阳郡上计文书的一部分。可从。56据简文可知,西晋泰安二年桂阳郡某县“县领水田”共计81 801.25亩,征收田租的水田为80456.25亩,共收稻谷32 182.5石,恰好为每亩稻谷4斗,以45%的比率脱谷,得米14 482.125石,最终交付“耒阳氐阁”。从这些简牍来看,西晋时期田租似乎就是按面积征收的。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县领水田”的性质,究竟是官田还是民田?郴州晋简2-403载:“其五千九百七十九顷卅五亩任垦”。57可知该县所有可垦水、陆田的面积为597935亩。考虑到桂阳郡地处南方,以稻作水田为主,58则“县领水田”的性质应当理解为官田。因为其面积只占该县可垦田总面积的不到14%,作为民水田或官、民水田总和,数值显然都太小了。官田由地方政府以租赁形式耕作,田租自然按面积征收。因此,这份材料不能反映西晋时期自耕农的田租征收方式。

   综上所述,就现有材料而言,西晋时期自耕农的田租征收方式尚不明确,东晋“度田税米”与西晋田租制究竟是否为前后取代关系,也不宜定论。不过,西晋王朝的统治时间短暂,若从更为长时段的角度观察,此前长达500年的秦汉三国时期,根据土地面积征收田租是一种常态。59就此而言,无论东晋“度田税米”与西晋田租制是何种关系,其制度变革意义都很有限。而要更深入地把握该制度内涵,就需要对其实施的具体背景展开讨论。

   四、“度田税米”的实施背景

   “度田税米”实施于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六月,此时东晋已建国十三年,但国家仍未安定。咸和四年二月,持续一年多的苏峻之乱被平息,但“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60各类档案文书被焚烧一空。在此状况下,重新统计土地、户口等基本财政数据迫在眉睫。南朝人沈约曾提及苏峻乱后户籍文书的制作:“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61此处的“咸和二年”,《通典》作“咸和三年”,62可能都存在问题。因为苏峻于咸和二年冬起兵,至四年初才被完全平定。不过可以确认,东晋政权在苏峻之乱后重制了户籍档案。作为同步性措施,以“度田”统计土地数据,可以理解。不过这个原因并不充分,因为苏峻之乱的影响仅限于都城建康及周边的历阳、句容、湖熟等地,多数郡县未遭遇战乱。自汉代以来,地方在制作户籍、土地状况等诸多档案时皆一式多份,副本上呈中央,正本留于当地。63因此,各州、郡、县只要将相关文书送往建康,数据复原并不困难。显然,“度田税米”还有其他现实需求。

   苏峻之乱时,都城建康已出现粮食危机,“大饥,米斗万钱”。64战乱平息后,国家财政亦处于窘境,“帑藏空竭”,“国用不给”。65与此同时,粮食支出却有增无减。咸和五年五月至咸和七年年末,石勒不断遣水军从海道抄略建康以东沿海郡县,东晋政权被迫防御。66此外,由于旧宫在苏峻之乱中被焚毁,咸和六年九月开始营建新的建康宫城,且规模较原来大得多。67军事防御行动与土木工程,都扩大了东晋政权对粮食的需求。

   不过,无论是军事防御、还是修建宫城,都属于暂时性的财政开支。从“度田税米”的实施时间来看,自咸和五年开始,至太元二年改行“口税米”新制,将近50年,具有相当的持续性。这就很难单从解决短期财政困难的角度解释“度田税米”的产生。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实行“度田税米”的咸和年间,恰恰是东晋政权内部权力结构更迭、诸多政策发生转向的关键时期。

   东晋政权建立初期的权力格局是“王与马,共天下”,即琅琊王氏家族与皇室司马氏家族共同执政。其中,掌握内外实权的是前者。丞相王导坐镇中枢,王敦、王廙、王舒、王彬等族人出镇州郡,形成了以琅琊王氏为中心的门阀政治。68由于东晋初期中央军事力量的孱弱,69王导主政时期,对地方豪强势力主要采取怀柔、拉拢的态度。一方面试图建立双方在政治、文化上的认同感,同时也在经济上给予豪强诸多特权,赋税征收较为宽松,对于豪强超过法定额度的土地占有、荫附人口持默许态度。70《世说新语·规箴》载:“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71顾和是江南土著豪强的代表,这段对话清晰表现出王导用法宽容的政治取向。在政权草创之际,这种让步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带来了地方行政机能弱化的弊端。具体到赋税征收,《晋书·刘超传》提供了一个东晋初的典型事例:

   [刘超]寻出补句容令,推诚于物,为百姓所怀。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结评百姓家赀。至[刘]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入,有逾常年。72

   赋税征收的数额,本应依照国家律令确定。刘超让句容百姓“自书家产”,赋税收入增加,看似结果不错,本质上反映的却是政府自身赋税征收能力的孱弱。所谓“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入,有逾常年”,不过是刘超与句容地方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句容县邻近建康,且是行政地位颇高的“二品佳邑”。73京邑周边尚且如此,中央难以完全掌控的边远州郡,情况恐怕也不会更好。因此,尽管西晋赋税制度在东晋政权建立后沿袭不废,但田租、户调是否能够如数征收,存在相当的疑问。实际上,东晋初年的粮食供给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军屯来解决的。74

   随着晋成帝登基后外戚颍川庾氏的崛起,上述政治和社会特征开始有所变化。成帝时代,王导虽依旧担任丞相之职,但实权逐渐为颍川庾氏家族所掌握。75颍川庾氏的代表人物是庾亮,另有兄弟庾冰、庾翼。他们不仅与王导争夺政治权力,在政治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就施政理念而言,庾亮“任法裁物”,庾冰“经纶时务,不舍昼夜”,庾翼“劳谦匪懈,戎政严明”,与王导的“务从宽简”之政对比鲜明。76对于地方豪强,庾氏兄弟更直接反对王导过分让步的政策,如庾翼就曾总结云:“大较江东政,以伛儛豪强,以为民蠹”。77庾冰执政时,“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78也可作同样理解。实行“度田税米”的咸和五年,尽管庾亮因引发苏峻之乱被迫出镇外藩,但依旧架空王导,“执朝廷之权”。79此时的晋成帝,不过是十岁孩童。因此,“度田税米”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庾亮推行的政策。

“税米”的前提是“度田”,这意味着对民间土地占有状况的清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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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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