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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熊剑平:知行合一:王阳明兵学思想管窥

更新时间:2020-09-30 07:00:17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熊剑平  
就可以让士卒牢记父兄之仇,以报朝廷之德。

   第四是战略战术,即“捐小以全大”和“严守以乘弊”。

   什么叫“捐小以全大”呢,王阳明引用《老子》的名言“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和《孙子兵法》的名言“佯北勿从,饵兵勿食”,说明“捐小全大”的道理。王阳明指出,当今敌寇势力强大,所以一定要探清虚实,不要轻易盲动,如果对方挑逗或诱惑时,不要轻易应对。对方或捐弃牛马而伪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诈溃而埋伏,或潜军而请和,这都是诱我以利。如果每次都慌张应对,那就会造成部队奔逐疲劳,损失威重,让对方的阴谋得逞。所以,战与不战,都应该以我为主,牢牢把握主动权,一旦出现战机,那就要乘势发起致命一击。

   至于“严守以乘弊”,说的还是战略战术问题。王阳明借用《孙子兵法》“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一句,说明加强战备、增加防守实力的重要性。王阳明分析认为,“中国工于自守,而胡虏长于野战”。为了扬长避短,那就要加强防守,一面做好敌情侦察工作——“远斥候以防奸,勤间谍以谋虏”,一面加强部队的训练工作——“熟训练以用长,严号令以肃惰”,与此同时加强奖赏力度,提振士气——“频加犒享,使皆畜力养锐”。只有多管齐下,才可以使得己方立于不败之地,再抓住战机,“一战而破强胡”。王阳明希望达成的效果是:“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师既逸,我守既坚,我气既锐”,如此则是“周悉万全”,真正的所谓“不可胜者”。而且这会带来此长彼消的效益:“我足,则虏日以匮;我盛,则虏日以衰;我怒,则虏日以曲;我逸,则虏日以劳;我坚,则虏日以虚;我锐,则虏日以钝。”这样一来,就不必担心敌寇不除,可以达成“胜于万全,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者”的效果。

   王阳明在《陈言边务疏》中所总结的八条,我们按照今天的标准可以归纳为四点,其主旨则集中为“戍边”,这其中自然更强调“严守”,主要是为了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其中所谈用兵之理,虽然如他自谦的那样,是“兵家之常谈”和“为将者之所共见”,但大都直陈时弊,道出了明军症结所在,所以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古典兵略的熟悉程度。

  

   三、兵民结合的平叛方略

   明朝发展至中期以后,已经身处内忧外患的激荡旋涡之中。所以,王阳明虽然极力反对战争,但他本人却多次被动地卷入战争之中,被迫多次在战争舞台之上展示自己的军事才华,俨然成为一名“救火队员”。当时,因为南方各地相继爆发叛乱,王阳明的很多精力都花在了平叛战争上,他的后半生几乎都是马背上度过,在南方各地指挥接踵而至的平叛战争,并就此形成丰富的政略和战术思想。总结其方略,其中最为主要的有这几条。

   第一,兵民结合,重用民兵。

   王阳明针对明朝官兵战斗力低下的弊端,主张大胆地选用民兵,甚至是实现“家家皆兵”和“人人皆兵”,以此推进兵制的改革。如果无法做到这些,也要尽量在民众之中选拔士兵,以此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在征召到彪悍的民众之后,就需要立即教会他们掌握战斗技能,再推到战争前线。嘉靖期间的抗倭斗争,已经转移大量招募民兵,其实也与王阳明的创始之功有关。就实际效果而言,大量吸纳民兵进入军队,无疑为当时战斗力已经羸弱不堪的明军补充了新鲜血液,是一项非常具有针对性同时也是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新举措。

   王阳明对明军的战斗力一度深感失望。他十分清楚,明朝官府之兵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满足平叛战争的需要。他对明军的评语是四个字:“有名无实。”每当遇到火灾或盗窃等案件发生,急需这些人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都是坐视观望的态度,并不能按照约定时间和地点予以策应。不仅如此,他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不守法律,私自接受贿赂,对百姓威逼利诱,套取利益。有时候捕获一两盗贼,也是巧行诈骗之事,乘机勒索财物。有的则是定期进行敲诈,稍有不从,则百般罗织罪名,甚至是对贼徒采取纵容和隐瞒的态度,私下分赃。这些官兵,腐败而且狡猾,想去捉拿追责,却苦于找不到实际罪证。

   在王阳明看来,那些卫所的军丁,因为故籍分散各处,对当地的情况了解不多,并且无法做到戮力同心。领导他们的府县机构等,也缺少御寇之方,就此造成指挥领导的乏术。使用这些人作战,这其实就是“以羸卒而当强寇,犹驱群痒而攻猛虎”,必然缺少胜算。何况在遇到盗贼猖獗之时,请示调拨军队破费时日,军队在往返的路途也会耽搁很多时间,甚至经年不见救兵,这样自然会丧失征讨的最佳时机。何况在这征调军队的过程中,所耗费的军费过于庞大,动辄逾万。姑且不论这些远道赶来的军队战斗力不济,难以达成平叛效果,即便是盗贼听说官兵杀到,也会早已遁迹山林,无从寻觅。可是,一旦等到这些军队撤走,那些叛贼又故态复萌,甚至比之前更加猖獗。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群盗习知其然,愈肆无惮。百姓谓莫可恃,竞亦从非。”

   对于巡捕军职官员的腐败,对于卫所官兵的无能,王阳明都洞如观火,所以指挥平叛战争,并不完全指望这些人。他除了积极主张对这些腐败分子充斥军队采取“就便裁革”的措施之外,还建议大胆选用民兵,作为军力的补充。也就是说,在当地百姓中选拔一些勇武之士,对他们组织必要的军事训练,令其掌握必备的作战技能,再逐步充实到平叛队伍之中。在没有战事的和平时期,可以利用这些人做好防卫工作,一旦遇到战乱,就可以及时对其进行征调,投入战斗之中。这样就可以实现王阳明所追求的效果:“各县屯戍之兵,既足以护防守截;而兵备募召之士,又可以应变出奇。”

   王阳明积极主张选用民兵,除了看到官兵的腐败和无能之外,也是看到了民兵在实际平叛战争中的各种利好。他指出,平叛战争所面对的作战环境非常复杂,往往是山谷险隘,林木茂深,而且这些险隘之地,多被盗贼占据。他们占据有利地形,往往乘间劫掠,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如果选用民兵,将平叛战争与当地百姓的直接利益挂钩,能够激发他们的战斗力。而且,作为当地百姓,一定更加熟悉当地的地形条件,可以充当向导,协助剿匪行动的展开。何况选调本地民兵,还可以极大地节约军费开支,从根本上解决“财用耗竭,兵力脆寡”等问题。

   至于选调民兵的具体实施办法,王阳明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首先是保证足够数量的人员,尤其注意在民间选拔那些勇猛健壮之人,充实到军队中来。王阳明指出,首先是精心挑选:“为此案仰四省各兵备官,于各属弩手、打手、机快等项,挑选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每县多或十余人,少或八九辈;务求魁杰异材,缺则悬赏召募。大约江西、福建二兵备,各以五六百名为率;广东、湖广二兵备,各以四五百名为率。中间若有力能扛鼎,勇敌千人者,优其廪饩,署为将领。”不仅如此,还要注意合理编排:“为此仰钞案回道,通将所属向化义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数,行令各选部下骁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顺从其便,分定班次。”除此之外,还要找到合适的统领人员:“所募精兵,专随各兵备官屯扎,别选素有胆略属官员分队统押。”

   其次是做好日常的训练和管理,使得士卒掌握必备的作战技能,听从指挥,服从调遣。对此,王阳明强调:“教习之方,随材异技;器械之备,因地异宜;日逐操演,听候征调。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进止金鼓之节。本院间一调遣,以习其往来道途之勤。资装素具,遇警即发,声东击西,举动由己;运机设伏,呼吸从心。”不仅要抓好训练,还要加强管理:“除耕种之月,放令归农,其余农隙,俱要轮班上操。仍于教场起盖营房,使各有栖息之地;人给口粮,使皆无供馈之劳;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赏;违犯约束者,时与惩戒。如此则号令素习,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义素行,自然兴父兄子弟之爱;居则有礼,动则有威,以是征诛,将无不可矣。”通观王阳明重视民兵的做法,可以在先秦时期找到久远的源头,非常接近于管仲“寓兵于农”之术,也与法家“耕战”思想大抵相仿。这不仅是针对当时的现状所采取的权宜之计,也能够长期推行戍边之策。可贵的是,王阳明不仅是如此主张,同时也将这些理论积极付诸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攻治结合,攻心为上。

   长期熟读兵书战策的王阳明,对于指挥作战很有一番心得。但他深知,用兵作战绝非易事,所谓“兵难遥度,不可预料”,尤其是在平叛战争中,遇到的对手更加狡猾凶狠,难以捉摸,所以更要讲究策略。他分析敌情指出,贼寇联络多省,横跨千里,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他们一面“占据居民田土数千万顷,杀虏人民,尤难数计;攻围城池,敌杀官兵,焚烧屋庐,奸污妻女;其为荼毒,有不忍言”,一面据守“深山茂林,东奔西窜”,“强者设险以拒敌,黠者挟类而深逃”,确实很难对付,尤其难以根治。行踪不定的贼寇,经常让明军束手无策。对此,王阳明主张采取“攻治结合”的方法,在加大军队讨伐力度的同时,更讲究“攻心战”,尤其主张以“攻心为上”。这些设想和方略,他写进了《攻治盗贼二策疏》《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等奏疏之中。

   面对叛贼生乱,一般人都会首先想到“攻”,立即发兵攻打。但是这样做,毕竟付出代价太大,战争成本太高,并非上策。在《攻治盗贼二策疏》中,王阳明首先也提及这个“攻”。他认为,由于明军兵少,而且供给不足,要想通过进攻战来对贼寇形成威慑,必须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行。所以王阳明希望皇帝给予他执行赏罚之重权,使得他有“便宜行事”的机会,而且不以时日为限,给他足够的训练兵众的时间,给他“伸缩自由,相机而动”的空间,“一寨可攻则攻一寨,一巢可扑则扑一巢”,积小胜为大胜,便可以在“省供馈之费,无征调之扰”的情况下,最终实现“日剪月削,使之渐尽灰灭”的战略目标。

   王阳明既希望皇帝征调确具战斗力的军队与叛贼决战,同时希望做好后勤物资的补给,给予充足的保障。基于常规的战争逻辑,如果将贼兵预计为两万,则明军需要出兵十万,只有“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四路并进,一鼓成擒”,这才可以达成“庶几数十年之大患可除,千万人之积怨可雪”的目标。本着除贼务求彻底的原则,征调大军攻打是首选良方。但是,依照当时的条件,姑且不说无法迅速征调,即便是征调到足够数量的军队,如何保障粮草也是一个难题。战争毕竟“日费千金”,“积粟料财,数月而事始集”,而且“转输之苦,重困于民”。四境之民,已经非常疲困,如果再加以大兵,民众将何以堪命?所以,在他看来,四处征调大军,“大举夹攻,诚可以分咎而薄责,然臣不敢以身谋而废国议”。因此,征调大军围剿贼寇,“劳师远征”,并非上佳选择。“大兵之后继以重役,窃恐民或不堪”,更非“御盗安民之长策”。

   那么,什么才是最佳方案呢?王阳明认为,所谓“攻治结合”,才是最佳方案。这种“攻治结合”,以“攻”为本,但更求“攻心”,尤以“攻心为上”。这一层意思,他在《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中有着较为系统的阐述。

   当时,岑猛父子为祸西南,王阳明虽然重病缠身,但还是被朝廷委以平叛的重任。王阳明认为,“岑猛父子及其党恶数人而已,其下万余之众,固皆无罪之人”,如果因为这数人,而付出沉重代价,“不顾万余之命,竭两省之财,动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就显得得不偿失。所以他主张释放那些“无罪之民”,即被胁迫的众多无辜百姓,以此收买人心。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建议就此释放岑猛父子,不再继续追责,放弃大兵追剿:“宜释此二酋者之罪,开其自新之路”,努力通过攻心战来使得“蛮夷悦服”。在王阳明看来,这是收买人心之举,可在一定程度上分化和瓦解叛军。在经过一番安抚政策之后,如果遇到少数叛贼继续“顽梗自如”,则再发重兵予以讨伐,有针对性地重点打击那些顽固分子。

王阳明之所以立足于“攻心”,是因为他对当时前线的战局非常了解,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平叛大军将叛贼四面围困,却无法占据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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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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