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翁有为: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

更新时间:2020-09-29 18:35:38
作者: 翁有为  
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弑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梁启超认为起义军或革命团体内部的内讧和互相残杀,乃“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梁此处把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或王朝更迭都通称为近代所称的革命,并用这一概念重点分析中国历代起义和起事者阵营内部复杂关系、山头派系矛盾的处理与内讧、内耗问题,确是具有极其深刻的、血的乃至惨败的严酷教训,提出这一问题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其在研究方法上将中国古代“革命”人物与西方近代革命者进行比较,显失妥当;而且,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在深刻总结并被认识后,是可以改变的,尤其是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梁氏的这一认识也绝非杞人忧天,后来在革命过程中乃至革命后,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梁氏所担心的这种局面,实值得后人铭记与警醒。七是梁启超还特别分析了革命容易招致外患这一重大问题,尤其是“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的情况下,革命有可能不仅不足以救中国,实“反陷中国于不救耶”。(1)21当然,历史证明,尽管辛亥革命时期不排除个别国家有干涉野心,但鉴于中国革命的迅速成功与国际间力量的相互制衡,梁氏担忧的那种列强乘中国革命内乱之际而瓜分中国的危险局面没有出现。整体观之,梁氏这里所分析的七种情况中,前六种主要分析中国历史上在国家权力斗争中因缺乏公共权力观念、法治观念、妥协容忍观念而导致的乱中之乱,而其主旨则是以中国历史上有如此之固弊,警示革命党及世人勿蹈此旧辙。而在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清末革命党人看来,当代的革命与中国历代以往的姓氏革命不同,今所进行的是与以往性质完全不同的共和革命,自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梁氏论证中国不易实行革命的主要根据,其思路与其之前对中国历代专制政体弊端的分析是一致的,主要是从中国传统政治之弊来立论的,实际上仍未脱臼批判中国传统政体是专制政体的认识这一大体思路。

   但是,为了对抗革命派的革命,梁启超在披露传统政治文化之弊的同时,也在尽力发掘传统与现代西方思想一致的成分。他参照西方学科分类中的法学学科,撰写了《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竭力发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现代性成分和积极因素,旨在为未来中国建设现代法律制度提供思想资源和依据。他撰写《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2)22为近代中国在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客观情势与话语下,发掘史迹被遮蔽的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在海外开拓者如哥伦布式传奇历史人物“八大伟人”,意在阐释中华民族适应“于今日生存竞争界之表征”,无疑是以此激励民族的自信和进取精神。他还针对日人所谓“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中华民族,不武之民族”,而“耻其言”,发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之武”,撰写了洋洋洒洒的《中国之武士道》长篇文章,把春秋时期的孔子列为中国历史上的首位武士道者,其下至“汉景、武以还,武士道消灭”,以“孔子为二千年来全国思想之中心点”,孔子以下有曹沫、弘演、鬻拳、先珍等各阶层武士道者70多人。在梁氏看来,武士道之所以在景武之后不存,是专制政府势力形成使然。“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间接之力,以明摧之,而暗锄之”;而梁氏对此遮蔽之历史之发掘,是“以锦绷葆迎中国之武士道”,他呼唤道:“一灵未沫,轮回不谬,魂兮归来。”(1)23尽管他发掘中国“武士道”历史未必恰当与有效,但其从中国历史文化深处寻找适应近代社会思想资源的用心是明显的。

   梁启超从之前全面激烈地批判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制度,到1904年后转为主要精力在寻找中国历史上的现代性潜质,其转因固然是外受其师康有为的思想诱导和赴美的切身感受,(2)20而其内因则是他从思想深处认识到因列强环逼尤其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严酷现实所彰显的越来越严重和迫近的亡国危机,及对正成声势的“革命”所可能造成的破坏和内乱的警惧,因而他的政治思想确实发生了转变,这从他1904年这一年的作品中就有明显的体现。而顺此转变,1905年,梁启超在为重印的郑所南《心史》所写序中,(3)24进一步发掘了中华民族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坚贞不屈的高贵品格,他指出:“吾读所南先生之书,而叹儒教之精神,可以起国家之衰而建置之者,盖在是矣!盖在是矣!夫先生盖舍儒教外,他无所学者也。先生之人格,求诸我国数千年先民中,罕与相类……其行谊之高洁肖,其气象之俊伟肖,其主义之单纯肖,其自信之坚确肖。其实行其所持之主义,百折而气不挫也肖,其根本于道心道力,予天下后世以共见也肖。”他期望以此书“超度全国人心,以入于光明俊伟之域,乃所以援拯数千年国派(脉———引者)”。(4)25

   正是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爱,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体似乎也变得含情脉脉,甚至不那么违背历史潮流了。当然,主要是出于为应对革命派的共和主张,梁氏于1905年提出了他颇具特色的“开明专制论”。这样,他就由原来激烈地反对专制政体,转为主张实行“开明专制”的国家模式。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说的,他的思想随感情而波动,常常“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而实际上,梁的转变,并不仅仅是感情在起作用,而是有其严密的学理逻辑支撑的。根据他的理论,其一,对于“专制”,他解释了三种现象,第一种现象,专制非必“限于一人而已。或一人,或二人以上,纯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为被制者,皆谓之专制”。第二种现象为,专制还是“能以自然人之资格,超然立于被制地位以外者”,非专制还包括“不能以自然人之资格,超然立于被制地位以外者”。第三种现象为,“一国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于被制者之外,而专断以规定国家机关之行动者也”,“其由专断以得此者,谓之专制”。其二,他把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分“非专制的国家”和“专制国家”两类。他把非专制的国家又分为三种:一是“君主贵族人民合体的非专制国家”,二是“君主人民合体的非专制国家”,三是“人民的非专制国家”;他把专制的国家也分为三种:一是“君主的专制国家”,二是“贵族的专制国家”,三是“民主的专制国家”。其三,他把专制与非专制还划分为“完全之专制”“不完全之专制”,而“今日之中国,可谓之不完全之专制”。对于这种“不完全之专制”,他认为是“非专制”。与这种“不完全之专制”相对应的,还有“不完全之非专制”。他认为,无论是“不完全之专制”,还是“不完全之非专制”,都是无制。因此,他认为“革命”中“今日中国之国民,乃欲求得不完全之非专制”,而“不完全之非专制”与“不完全之专制”两者,实际上“相去几何”,没有优劣之分,其潜台词是说明没有革命的必要。其四,他进一步把国家制度分为“良”的“开明制”和“不良”的“野蛮制”,认为既有野蛮的专制,也有野蛮的非专制;既有开明的专制,也有开明的非专制;既有纯粹的开明专制,也有变相的开明专制。他认为,国家制度的根本,在于能否对内调和竞争、对外促进竞争,二者相因为用,一以贯之,为立制之精神,国家体制能遵此精神者为良,反此精神者为不良,此与专制国与非专制国无关。而在专制国家,“其立制者,以自然人的一己之利益为标准,则其制必不良;以法人的国家之利益为标准,则其制必良”。他解释说,因为一个自然人的利益范围,无论如何总不能与国家利益范围相吻合,若其全部分不相合,则其利益全部分与国家利益相矛盾;若其一部分不相合,则其利害亦一部分与国家相矛盾。这样,必有其一部分或全部利益不利于国家。因此,梁氏认为:“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指专制者个人———引者)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指国家及人民———引者)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在他看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是代表野蛮专制精神者,普鲁士国王腓力特列“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是代表开明专制精神者。梁氏认为,国家重要的是野蛮与开明的区别,至于专制与非专制,“固可勿问”,反不是根本问题了。而以专制的客体利益为标准的开明专制,又包括“偏重国家之利益者”和“偏重人民之利益者”两类。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墨皆以人民之利益为标准,法家则以国家之利益为标准”。在西方历史上,古代西方希腊雅典哲人亚里士多德排斥专制,但“亦主张开明专制”;近代英国“契约论”思想家霍布士是“开明专制”论的代表人物,德国的“开明专制主义者”是倭儿弗。倭氏同时代的洛克主张自由主义之论,此后的国家政治学说受自由者影响。梁氏把洛氏以后的“开明专制论”称为“变相的开明专制论”,把倭氏及其之前的称为“纯粹的开明专制论”。他认为,“变相的开明专制论”于此时“方日起而未有艾也”。(1)26其五,梁氏分析了适用“开明专制”的特定国情与时间。就国情来说,他认为适用“开明专制”者一为“国家初成立时”,二为“贵族横恣,阶级轧轹”即国家纷乱分裂时,三为“国家久经不完全的专制时”,四是“国家久经野蛮专制时”,五是“国家新经破坏后”;就“开明专制”实现的时代之长短情况来说,除三类特殊情况“民智幼稚之国”“幅员太大之国”“种族繁多之国”皆“宜久用开明专制”外,则普通国家,则必经过开明专制时代而使社会上一阶梯,“而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而经过此“开明专制”时代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顺序也”。但若经过立宪之后,而复退于野蛮专制,“则必生革命。革命之后,再经一度开明专制,乃进于立宪”。因此,在梁氏看来,“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他认为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均先后经历过开明专制阶段。仅美国未经历此一阶段,但是承受了英民的民性,即有其基因传承,当属例外。其六,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梁氏认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其依据和理由为,一是“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今日既为“君主专制国”,要“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但是,梁氏看来,“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根据德国政治理论家波仑哈克的解释,国家运行依赖国家内部各势力、利害间相互制约的“权衡”,那种“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各人主义以各营其私,其在此等之国,破此权衡也最易。既破之后,而欲人民以自力调和平复之,必不可得之数也。其究极也,社会险象,层见叠出,民无宁岁,终不得不举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诸一人之手,而自帖耳复为其奴隶。此则民主专制政体之所由生也”。就是说,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国民革命后,不但未能享得共和之福,反而会导致革命复革命、内乱复内乱、专制复专制的恶性循环,后果极其险恶。与这种结果相比,在梁氏看来,如能实行“纯良之开明专制,宁非中国之福?”二是“中国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梁氏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人民程度未及格”,另一方面“施政机关未整备”。因此,其结论为只能实行“开明专制”。总起来看,梁氏之所以转向“开明专制”,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一方面是担心和恐惧革命局面下不但不能取得共和的成功,反而出现循环内乱的后果,进而导致“民主共和”招牌下的专制;另一方面认为人民未经训练和养成、各项客观条件尚不具备,不仅革命后导致恶果,即使写在纸上的君主立宪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尽管梁氏反对革命也反对立即实行君主立宪,但就他的根本思想,还是认为“专制的国家”要“劣于非专制的国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专制者“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为被制者,则其人必能任意自伸其权力于无限。制者之权力,既能任意伸之于无限,则被制者之地位,随而不能得确实之保障”。就此看来,“开明专制说”是梁氏走向宪制和民主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似乎在他看来,“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1)27

可以看到,梁氏的“开明专制论”,是他激烈的反专制思想发生的一个标志性的转向,这个转向就是由原来猛烈地抨击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体,到转而赞成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梁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把他的“开明专制论”视为他在理论上的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054.html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