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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有为: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

更新时间:2020-09-29 18:35:38
作者: 翁有为  
比较了英国1832年的议会改革和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中的“革”这一核心概念,并与中国古代之“汤武革命”相较,而认为泰西是“以仁易暴”之变革,而中国古代是“以暴易暴”之革命。梁取其“革”,则以“革”乃“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他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证说,“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梁此所说的革命虽称为“变革”,但他同时呼唤进行“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2)14与孙中山革命派所进行的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渐行渐近,而他的“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的“破坏”之主张,又与他培养“新民”的建设主张是不无其内在紧张以至矛盾的。梁氏尽管在革命与改革问题上存在矛盾心理,但他反对专制政体、变革中国数千年以来的专制政体的态度是明确的。为此,他系统梳理阐释了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进化”的历史概貌,尖锐明确地指出:“中国者,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也。今日之思想,犹数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风俗,犹数千年前之风俗;今日之文字,犹数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犹数千年前之器物。然则进化之迹,其殆绝于中国乎?虽然,有一焉,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者也。万事不进,而惟于专制政治进焉,国民之程度可想矣。”在他看来,在专制条件下,“则以国土为私产,以国民为家奴,虐政憔悴,民不堪命”。他把中国专制政治化分为十三期共四大期,认为:“自黄帝以至周初,为封建未定期;自周以至汉初,为封建全盛期;自汉景、武以后至清初,为封建变相期;自康熙平三藩以后,为封建全灭期。由酋长而成为封建,而专制之实力一进化;由真封建而变为有名无实、有实无名之封建,而专制实力又一进化;举名、实而扫之,而专制实力又一进化。进化至是,盖圆满矣。莽莽数千年,相持相低昂,徘徊焉,翱翔焉,直至最近世……上下千古,其感慨何如哉!”在梳理剖析了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演化历程及其弊后,他又从与欧洲及日本的政体的比较中总结道:“论者知民权之所以不兴,由于为专制所压抑;亦知专制之所以得行,由于民权之不立耶!”而正是由于专制政治达到极致,极端压抑了民权,致中国“乃反以此而自弱于世界乎?噫!”(3)15梁氏大约于1902年下半年撰拟了《拟讨专制政体檄》一文,表达了与专制政体“不与共立”的鲜明立场。他表示:“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他历数专制政体之罪责道:“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具体言之,专制政体之罪有十之数:一是“天之生人,权利平等”,而专制政体制造贵贱,命令者被命令者分贵贱等级,为“逆天理。其罪一也”;二是“人之意志,各有自由”,而专制者强己好恶意志为他人之意志,为“拂人性。其罪二也”;三是“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此国法也”,而专制者惟作治人,不作治于人,即不受任何监督,为“藐国法。其罪三也”;四是“一国之土地,一国人所共有也”,而专制者将天下之土地财产占为己有,为“盗公产。其罪四也”;五是将“私公产为己物,罪既重矣”,而专制者只知挥霍,为“始乱之终弃之也。其罪五也”;六是专制者只知榨取人民之膏血以饱其无限之私欲,是“虎狼之噬人类也。其罪六也”;七是专制者“不徒视我辈为犬马,且视之为土芥也。其罪七也”;八是专制者统治等级森严、“遍布爪牙”、层层下压,底层人民暗无天日,专制者为“阿鼻地狱之魔王也。其罪八也”;九是竟为外来侵略中国者代之“虐我”,代外人以“压我”,“其罪九也”;十是颠倒黑白,“妄引古经”,“逆天愚民,莫此为甚”,“其罪十也”。(1)16

   正是由于专制政体在近世暴露的这些根本性弊政,在梁启超看来,专制政体不仅有害于民,即使对中国的统治者而言,亦是“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他指出:“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其恶之也,殆以此为吾害也。至如君主,若君主之私人,则莫不殚其精,竭其术,以维持回护专制政体,其爱之也,殆以此为吾利也。”然而在梁经过再三思考后认为:“窃以为专制政体之毒,其害民者一,而害君主者常二。民之受害者有时而可避,君主之受害者无地而可逃;民受害而他人犹以相怜,君主受害而后世且以为快。故吾敢断言曰:专制政体之于君主,有百害而无一利。”他就君主专制政体本身之毒害分为十项(按:外夷构衅及流寇揭竿两项有他因者不计入内———引者)加以论证道:“一曰贵族专政,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曰军人跋扈,(如唐藩镇之类)。八曰外戚横恣,九曰佥壬朘削,(如李林甫、卢杞之类)。十曰宦寺盗柄。此十者,殆历代所以亡国之根源……至求此十种恶现象所以发生之由,莫不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他分析道:“中国君统之乱本何在?在彼十种恶业;十种恶业之乱本何?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一去,则彼十种者无所附以自存,不必以人力坊(防———引者)之也。”而“苟非专制政体,则此十种恶现象者,自一扫而空;若是乎,吾中国数千年脓血之历史,果无一事焉而非专制政体贻之毒也”。他历数中国专制之害后指出:“专制政体之不能生存于今世界,此理势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与理势为御,譬犹以卵投石,以螳当(挡———引者)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故吾国民终必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吾敢信之,吾敢言之。”(2)14此后,他在分析国民性格中爱国心之薄弱的形成原因时,也认为是“我国国民,习为奴隶于专制政体之下,视国家为帝王之私产,非吾侪所与有。故于国家之盛衰兴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膜然不少动于心”。(3)17他在关于国民品格中“服从”问题的辨析中,一方面强调合理、合法与合乎程序的“服从”美德的必要与重要,另一方面也指出“一可不服从少数之专制,而不可不服从多数之议决”这样的基本前提,(4)18表明了他反对专制的思想。

   可以说,梁启超从1899年在《论支那宗教改革》公开提出“专制”概念,到1903年的《服从释义》,其间情绪与思想虽有缓有激,但反对专制的思想是清晰和明确的。

  

   二、从“新民说”到“开明专制论”

  

   梁启超在明确反对和批判“专制”的思想轨道上,到1904年突然沉寂下来。以前,人们在研究梁的思想时,较多强调他流亡日本后到1900年梁、孙合作的影响,但是1900年康、梁与孙中山的合作基本停止后,(1)19梁的思想虽然有较为温和的一面,提出了与“反”和“破”不同而主旨在“建”和“立”的“新民”主张,但他很多系统的反专制理论则是在1902年提出的,直到1903年,梁仍持明确和坚决的反专制立场。可见,梁的思想变化轨迹,自有其自身之因。梁对“专制”的态度,当然在相当程度上确也和他对革命的立场有关。

1904年,他开始研究中外革命的后果问题。他先研究了俄国具有革命性质的无政府主义党(虚无党)的历史,明确指出:“虚无党之手段,吾所钦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彼党之宗旨,以无政府为究竟,吾闻之边沁曰:‘政府者害物也,然以其可以已他害之更大者,故过而废之,宁过而存之。’持消极论以衡政府,亦不过至是而止矣。如必曰无之,则岂有无政府,而能立于今日之世界者?岂惟今日,虽至大同太平以后,亦固有所不可也。故以近世社会主义者流,以最平等之理想为目的,仍不得不以最专制之集权为经行。”(2)20在这里,专制不是应该被打倒的对象,却是一个不得不需要的“必须的恶”了,甚至怀抱“最平等之理想”的“社会主义者流”也必须用之。随之,他又系统研究和剖析了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问题。他指出,“革命”可划分为最广义、广义和狭义三类,他研究的是专指“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属狭义———引者注)。他认为,“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的革命,与近代西方欧美的革命相比不同,有七个特点:一是中国“有私人革命”,而无“泰西”的“团体革命”。泰西的团体革命,指的是英国的国会革命、美国的省议会革命和法国的大多数议员发起市民附和的革命。而考之中国数千年,多“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他认为,革命的正义,“必起于不得已者也”,自卫的革命,“每用进取”。而中国的革命,固然也有自卫和反抗压迫的成分,但其革命的动机,如“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即使有的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百数十次之革命,“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三是“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他分析了历代上层王朝更替易主和下层人民起义暴动,比之近代泰西因其中流社会自身利害关系而起于革命不同。梁氏此点似与第二点“野心家手段”论相同。细考之,此论则不免牵强,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暴动,从根本上说来,也是社会底层人民无法生活被迫揭竿而起的。梁氏此意在通过历史上中国“狭义”革命之弊论证现实中革命的不正当性,但显然刻意渲染了中国历史上革命和暴动的不合理成分。四是从“革命之地段”看,近代泰西是某党某派的“单纯革命”,而中国历史上则是群雄蜂起的“复杂革命”。他认为,“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毌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战栗,皆此之由”。五是从“革命之时日”看,近代“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而“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故“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处,梁氏从发掘中国历代革命之害出发,对中国历代鼎革之史不无夸大与失实之处,但其对中国历代鼎革之际所导致的大动乱、大动荡及其对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在客观上所带来的破坏问题,确具有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性,故从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得失来看,又是有其思想价值的。六是从“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看,中西又大不相同。近代“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而“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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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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