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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与方向

更新时间:2020-09-28 00:10:40
作者: 门洪华  
学者要有责任感和尊严,而不是被一时的政治赏识或经济利益所左右,“责任”是指你作为学者,一定要有自己的学术坚持,对你心仪的事情有“弘道”精神。他有一种宽厚的情怀,既把冷冰冰的问题变成饱含热度的议题,也让那些热烈而急迫的问题降温,佐之以冷静思考。他的贡献体现在,当中国从贫弱走向开放时,他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当中国从开放走向强盛时,他帮助国际关系研究避免了盲目自大。他追求进步的国际关系,认为“进步的国际关系一定会成为社会需要的东西,公众需要更多符合人性的追求”。他以学术为导向不停地在思考、不停地在写作,让自己的研究事业充满乐趣和想象空间。他身上的书卷气十足,总让人想起于谦的《观书》一诗:“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与此同时,他还以奖掖后进而著称,“看重对年轻研究人员和教师的培养,真心希望他们有更好的业绩”。正因为如此,王逸舟教授的学术品格受到学界的感佩和赞赏。

  

   二、拓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力作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在一个思路决定出路的时代,推进学科建设,必然是情怀决定高度、思想决定深度、眼界决定广度、创新决定速度。有鉴于此,此时此刻,这篇宏文颇为契合时代需求。该论文延续王逸舟教授关于真善美的思考,提出科学人文艺术三个向度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全新命题,“体现了王逸舟教授持之以恒的人文关怀、家国情怀与学术创新,具有十分强烈的‘王氏风格’和全球主义学者的责任担当”。这篇文章从真善美的角度,关联国际关系研究科学、人文与艺术的向度,对于人们了解和把握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不可或缺,对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走出理论发展的瓶颈期提供丰富的洞见,对于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的纠偏、拓展国际关系的研究视野和方向大有裨益。这是一篇跨学科研究的范文,它用诗化的语言展望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规划国际关系研究的路径,“再次扣动了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扳机”。

   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自由、平等、富裕和强大的渴望,是一条贯穿历史的主线。强调科学与人文的交融是哲学界一以贯之、常论常新的经典命题,其中也不乏对美的关照。正如李醒民教授指出的,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主义是盲目的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主义是蹩足的和虚浮的,爱因斯坦是把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有机结合的范例,“他的科学求真以至善为目的,以完美为标准;他在为善的同时,也激励了探索的热情,焕发出审美的情趣;他从臻美中洞见到实在的结构,彻悟出道德的目标。”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看,科学主义是贯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一条主线,其研究倾向深刻影响着当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但这种研究路径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冰冷的”。有鉴于此,王逸舟教授和严展宇同学在强调人文向度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这一新命题,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内涵。科学、人文和艺术三者的动态均衡,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国际关系研究应走科学之路,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饱含历史瑰宝,更应该走一条人文之路,其根基在于人文关怀和艺术品味。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程表明,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强一些,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相对弱一些,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则起步不久,既有研究积累并没有为“三位一体”的整合提供坚实基础。有鉴于此,朝向“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学这一命题的提出,确实体现了言人所未能言的思想创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而求真正是科学的旨意和强项,求真比行善和爱美更需要勇气和毅力。作为研究活动的科学在探索的动机、活动的目的、方法的认定、事实的选择、体系的建构、理论的评价上均渗透价值判断,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更是充满价值。王逸舟教授早就强调哲学辩证思维和方法论锤炼的重要性,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必须补上缺失的一课,即用更加细致的、推理的、逻辑的、精确的、实证的方法,改进和完善外交、安全、战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呼吁重视“理论的理论”即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探索。推崇科学主义的阎学通教授2003年创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推动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变量控制概念的普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地位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学者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严格遵守科学方法论不一定能做出高质量的研究,但不遵守科学方法论很难做出高质量的研究。这篇论文从求真的向度拓展了对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作者显然对科学主义的负面效应颇为警惕,致力于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突出平衡“现代”与“古典”的重要价值,体现了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开放包容精神。

   显然,这篇论文更重视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文向度。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永远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主张个性解放,张扬人的善性和理智,追求真善美,尊重人的人格,重视人的价值,关心人的福祉,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终极关怀的情愫。值得强调的是,历史上以人文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思潮大大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可以说,科学与人文的契合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命题。尤其是,针对科学主义日盛、人文主义式微的局面,更应积极促成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与交流。科学主义乃是科学技术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泛化,人们必须自觉地反思并批评这种泛化,自觉地限定自然科学思维方法所使用的范围,才能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留下地盘。国际关系研究是兼具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的学科,决定了其发展路径要寻求二者的结合。王逸舟教授敏锐地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张力,及早撰文予以纠偏,既强调缺乏科学定向坐标和共同知识平台的局限性,又呼吁加强人文关怀的价值。他指出,跟某些学科对照,中国国际关系学比较缺少人文关怀。相形之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讨太注重政策面的东西和上面的“精神”,太少追问平民百姓真实的想法和需要;我们需要人文主义的批评,需要平心静气的思想交锋;人文精神只有在争论中才能弘扬,思想的独立必须在批评中得到检验。秦亚青教授反对“科学神话”,强调成熟的社会学科所具有的方法论体系是开放的体系,方法论原则是多元主义。人文精神要融入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方法要以人文精神为基础,体现了推动科学与人文相契合的学术立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当前已经出现了某些科学神话的苗头,实现人文与科学的契合更有其迫切意义。这篇文章提出微观研究、小国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的切入点,凸显了作者以“善”的向度界定人文国际关系研究的特质。

   当然,最能体现本文创新性的,是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这一“美”的向度。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学术本有一种启人心智的境界,以求“静中识变”和“变中识静”,艺术与美感当与学术相关联,我们也常常将学科界定为某一领域的“科学与艺术”。国际关系研究的跨学科属性造就了学科交叉的必然趋向,而自2001年提出国际关系的“美学转向”以来,国际关系美学研究的议程不断拓宽,思路日渐扩展,内容集中体现在从大众文化中的美学维度考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视觉艺术、文学、音乐和流行文化等美学形式。加强美学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不仅能重拾美学的政治价值,而且能突出研究者个人在理论建构以及普通大众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代表理论研究的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性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主流理论重理性、物质和军事安全等认识上的垄断局面,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发展。王逸舟教授指出,从研究美学的角度说,由政治经济社会不同元素组成的三维世界,比起旧式的权力政治学平面图或政治经济学互动过程,更加平衡,更具立体感,也因而更引人入胜。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显然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跨学科景象,使更多低度政治领域(low politics issue-areas)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时空。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激发学者转换研究视角、推动知识创新的新思路,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上述科学、人文、艺术三个维度的梳理表明,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精神不断得到强化、科学实证主义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势下,王逸舟教授呼吁在科学维度之外找回人文和艺术的维度,用“三位一体”的思路推动学科发展,对于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多元视角和多元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如何形成朝向“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研究,本文并未提出系统化的思路。实际上,这一思路的困难不在于如何在研究实践中把握三者的平衡,而在于如何相结合而一体化。在百年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以科学向度的国际关系研究为基准,同时强调人文关怀和艺术向度,不难得到学界的肯定性回应。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现实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向度仍有缺陷,鼓励和加大从科学向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仍然非常必要,这仍是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实现知识进步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我们要警惕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理解,就像李剑鸣教授指出的,中文语境中的“科学”一词,早已沾染了浓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凡是科学的就意味着政治上合法和思想上正确。我们需要认识到,人文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有所欠缺,尤其是人文历史情怀的匮乏应引起高度关注,现实的利益考虑和智库建设的热潮导致了政策导向的偏重,对基础理论、历史积淀的相对忽视不可不谓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大弊端。我们还要警惕的是,跨学科、学科交叉的目的是发展学科而不丧失学科的主导性,如何在“三位一体”的追求中保持国际关系学科的主体性,保证在学术研究中存在一个可识别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共同体”,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议题。

   发展朝向“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学需要解决的难题在于,本文所论及的科学、人文与艺术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就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同一层次意味着,科学是规律的体现,人文是主体性的表达,艺术是解决问题的技巧,其功能在于把刚性的利益表达转变为艺术性的美好追求,这是一种学术智慧,而不是学科表达方式。换言之,艺术的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艺术性并不等同。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朝向“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学追求集中体现了王逸舟教授持之以恒的学术使命担当,这就是进一步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与视野,将更多元素纳入关注范畴,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夯实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

   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与时代潮流、国家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英国的衰落催生了国际关系学科,成就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一波浪潮;美国全球霸权的崛起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并结出丰硕的果实,造就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重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当前,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刻,世界充满不确定性。面对百年变局,各主要力量加紧内外战略调整,抢占战略制高点,国际形势加速深刻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上升,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遭到挑战。世界面临单边与多边、对抗与对话、封闭与开放的重大选择,处于何去何从的关键十字路口,推动思想观念变革成为最重要的能动力。百年变局最耀眼的表现,莫过于中国从过去在世界舞台的边缘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成为最具影响的因素之一。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百年未有,处于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关节点上,中国战略构想与动向举世瞩目。在世界各国普遍陷入迷茫之际,中国紧紧抓住时代发展的脉搏,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乱象中的中流砥柱。随着中国新时代的到来,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成为一种现实的诉求,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入创新发展时期。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我们需要回溯国际关系研究在英美的发展脉络,寻求必要的启示。王逸舟教授曾撰文评述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重心”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美国化”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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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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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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