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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红兵:“葬仪”与“信俗”:文献所见宋代墓葬石作中的“十二时神”

更新时间:2020-09-26 09:01:19
作者: 肖红兵  
乘而行到厶所,左右巡防,随行随止,随卧随起,辟除盗贼,鬼魅消亡”46的载述,表明融合后的“十二时神”与其他诸神一样具有“安宅”“消灾”“祛邪”的护佑人间的作用。总括来看,太岁“十二神”与地支“十二辰”衍化的“十二时神”,的确能够“赞扬道化,助正却邪。为某乙禳却灾衰,屏斥凶恶”。47

   从信俗层面来看,由太岁、地支和五行融合后的“十二神”主管人间的“祠祭”与“殡葬”诸事,于是在官方的郊祀仪礼中逐渐引入“十二神”。后梁高祖天监十七年,史官称“郊祀二十八宿,而无十二辰神,于义阙然”,于是南郊“加十二神座,与二十八宿,各于其方而为坛”,48这里的“十二辰神”显然已经是太岁、地支和五行融合后的“十二神”,并在唐宋时期成为象征帝后与勋戚大臣墓葬威仪的“十事石作”之一。

  

   五 宋代墓石中“十二时神”形象

  

   从前述文献记载看,“十二时神”是晚唐迄宋国家墓葬仪制中的重要石作物类之一,但是未见关于“十二时神”造型或形象的文献,至少从传世唐宋文献中看不到“十二时神”的具体形态。检诸典籍只能从文化层面推知“十二时神”是五行文化中的“登明”等太岁“十二神”,与地支“十二辰”融合后衍生成的“十二辰神”。明清文献中零星提及唐宋时期的“十二时神”石作,但明清士人在注说或解释“十二时神”时或认为是“十二生肖”,或言之为“兽首人神”。笔者以为太岁“十二神”与地支“十二辰”完全对应,故“十二时神”亦可以称为“十二辰神”。由于传世文献对“十二时神”的形象语焉不详,墓葬礼法文献中亦无相关记载。“十二时神”在造型上是否与“十二属相”完全对应或略带关系,可从文献和出土石作资料综合考察,先据文献所见有关“十二时神”的形象略析如下:

   其一,文献见载两则宋代物类制作中使用的“十二时神”情况。一是宋人载张思训发明制作有“浑仪”报时之物,其物“起为楼阁之状,数层,高丈余。以木偶人为七直神,摇铃、撞钟、击鼓。及十二神,自持时牌,循环而出”。49二是宋代宫廷使用有名为“十二神舆”的车舆,其舆“赤质,四门旁刻十二辰神,绯绣轮衣、络带。舆士十二人”。50高承《事物纪原》亦称宋代“开宝通礼”在舆服中创设了“十二神舆”,舆上“载十二月之神象”。51当然,上述诸类物作中的“十二神”能够“自持时牌”,可以推测“十二时神”有“手”,而且身着“绯绣轮衣、络带”,可知宋代物事中的“十二时神”当为人形或兽首人身之物。

   其二,清代士人搜见的石刻资料中记载有几则墓石“十二神”图像。赵之谦在《补环宇访碑录》中录载两则“朝鲜庆州”墓石“十二神”图像,分别为“挂陵十二神图象,无题字,无年月”和“角干墓十二神图象,无题字,无年月”,52未能详明所见“十二神”图像的造型信息。朝鲜庆州“角干墓”十二神图像,亦见载于叶昌炽《语石》:

   潘仲午赠余高句骊故城石刻,共二石,一东向,一西向……又庆尚道庆州府有新罗角干墓,十二神画象,凡十二石,每石画一神,皆手执兵,无年月。刘燕翁云“角干,新罗官名”,定为唐时建。附记于此,以广异闻。右朝鲜三则。53

   从叶氏记载来看,角干墓场中的十二石神“皆手执兵”,这里的“兵”当是营卫性质的兵器,亦可推知墓石中的“十二神”各有“手”,则可以视为墓石“十二时神”为人形或兽首人身之证。而“挂陵”十二神图像,另见载于文廷式《纯常子枝语》:

   刘喜海《海东金石存考》:新罗角干墓十二神图像(唐咸亨间),像为十二时生肖,每神手执一兵器。又挂陵十二神图像,与角干墓大同小异。是十二属之说,且行于东国矣。《辅行记》第八之三云“十二时兽者”,若五行中名十二肖。54

   文廷式引述《海东金石存考》记载,明确说明角干墓、挂陵“十二神图像”为“十二时生肖”,并将墓石中的“十二时兽”解释为“十二生肖”。这种解释正确与否尚需考证,但是其中“每神手执一兵器”则是人形或兽首人身之证。另外,《(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载录一份唐代《李夫人墓志铭》:

   石,纵一尺四寸,宽如之,厚二寸。旧州城东强家庄人,掘土得于古墙下。无书人姓名,字体古茂,近六朝。盖作覆斗式,篆“大唐故夫人”五字,四旁刻十二神像,亦有古致。55

   这封被庄稼人意外发现的唐人墓志是文献见载的唯一的一则出土“十二时神”石作的资料,可与前述角干墓和挂陵“十二神图像”相互印证。

   其三,明人在解释“十二辰神”时将之与“十二生肖”对等。周述学《神道大编历宗通议》中称,“丁甲庙中有十二神,骑十二属相。下共一轴,龃龉触其轴,则一时一神,立水上矣。”56“十二神” 骑十二属相表明丁甲庙中的“十二神”与“十二属相”是相对分离的,至少两则没有融合为一个物类,或可视为“十二生肖”融入“十二时神”的一个例证。于慎行《穀山笔尘》记载:

   夏周九鼎之制,不可详考,武后更造明堂,铸铜为九鼎……又铸铜为十二神。十二神者,十二支所属也。皆高一丈,各置一方,即秦皇铸金人十二之遗意也。 57

   于慎行认为武则天铸造的“十二神”为“十二支所属”,严衍进一步指出,“十二神,子属鼠,丑属牛,寅属虎,卯属兔,辰属龙,已属蛇,午属马,未属羊,申属猴,酉属鸡,戌属狗,亥属猪”。58清代的傅恒有类似的解释,认为十二神“子鼠丑牛之类”。59

   从上述分析可知,明人开始注重将“十二神”解释为“十二生肖”,因此文献中难以认清唐宋丧仪中的“十二时神”形象。虽然考诸传世典籍文献可知,动物“属相”问题早在王充《论衡》一书中即已出现,但是唐宋时期的文献中并未见有人以“十二生肖”来释解“十二时神”的记载。目前考古学者们习惯将唐宋墓葬中出土的“十二生肖”壁画或“十二生肖”俑实物视为唐宋丧仪礼法中的“十二时神”物类。其中,陈朝云根据墓葬出土的石作物件认为唐宋文献所见载的“十二神”为“十二生肖俑”,当圹、当野、祖思、祖明等为“墓仪俑”。60秦欢认为山东嘉祥县钓鱼山2号宋墓中室内的“十二尊石雕像”、荥阳司村宋墓与孤伯嘴宋墓绘像中“第二层绘文官,应该也是十二时神图”。61谢璇认为“十二生肖俑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且多“以独立的生肖动物的形态出现”,“隋朝时,南方地区两湖一带开始出现较成体系的十二生肖人身兽首俑,到唐代则十分流行,而到五代、宋、辽时期的生肖俑则演变成为动物附着在人像不同部位的生肖俑。自宋以后,十二生肖俑作为随葬品在墓葬中就极为少见了”。62李彦颉、张玲在解释辽代壁画墓中的“十二生肖”时,认为“按固定方位出现的十二辰像或十二辰木俑,是道教的十二时神,是道教构建天界的主要要素,其代表着时间周而复始”,并指出“从盛唐到晚唐,十二生肖使用更为流行,并出现了宽袍大袖的人物画的十二生辰俑,手持笏板、头顶生肖动物的文官俑形象趋于形式化”。63张慧中描述周家店辽代壁画墓“顶部壁画为十二个人物,身穿黑白两色宽袖的朝服,双手持笏,在人的高冠前端分别绘制十二生肖”。64

   关于东亚地区古代墓葬中的“十二神”问题,王元林论述最为精详,认为墓葬壁画中的十二辰图像,“中国发现最多的还是五代宋辽时期的作品,而且以文官风格人物像为主”,“十二辰动物像仅见北齐娄睿墓、磁县湾漳壁画墓和水泉梁壁画墓”,“兽首人身十二辰壁画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唐代……从盛唐晚期的高力士墓开始增加了十二辰图像”。王元林介绍了数例十二辰图像,如五代后梁龙德四年王处直壁画墓中所剩鼠、龙、马、鸡辰像,为“文官风人身人面立像,有双手捧生肖动物者,有一手持佛尘、手仗、笏板,一手托生肖动物者”。“浙江杭州、临安一带五代吴越国石椁墓或称积石墓中,往往发现在后室四壁……中部浮雕彩绘四神,下部壁画龛内浮雕拱手托抱生肖动物的十二辰文吏像”。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吴越国钱元瓘妃马氏康陵积石墓室中,十二辰像为文吏形象,每人手捧十二辰动物于怀中。福建尤溪宋代壁画墓与河北宣化辽墓、韩国高丽壁画墓中的十二辰图像,均为人身人面兽冠形象,人物表现为宋代缙绅文官的服饰与造型”。65

   综合考古学者的研究来看,唐宋时期墓葬出土的“十二生肖”物类形象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唐初及其以前的写意动物“十二兽”壁画,中唐五代北宋初期的“兽首人身”俑,北宋中期以降的人首人身冠兽和人首人身托兽的文吏造型,其中每个阶段“十二兽”形象基本都与后世“十二生肖”相关。结合前文所论,文献称谓中唐代的“十二时”对应的汉隋以来的“十二支属”文化,“十二时”当是全形生肖的写意动物造型。晚唐五季在物质称谓上开始有意彰显人性,在突出超俗的人神意识下尚无法摆脱太岁诸神体系,“十二神”应是兽首人身的人兽合体造型。宋代国家在儒、释、道“三教合流”趋势中倡扬儒教为主而兼顾吸纳道、释文化,故而在物质文化的诸多层面注意采取显人隐兽的做法,“十二时神”应是人首人身兽冠进而演变为人首人身托兽的文吏造型。唐宋之际文献所见的这种从“十二时”“十二神”到“十二时神”称谓的转换,正与出土唐宋墓葬中所见十二神杀形象从写意生肖动物、兽首人身生肖壁画等,向人首人身冠兽或人首人身托兽文吏造型的演变趋势相一致。因此,宋代帝后丧仪文献中的“十二时神”石作在造型上当是人首人身冠兽和人首人身托兽且绯衣执笏的文吏形象,而品官墓葬使用石作则依据卒者的官品、身份和地位进行减损规模与尺寸,这一点在墓葬考古出土实物中已有显著反映。

  

   结 语

  

   综合前述,当圹、当野、祖思、祖明、“十二时神”之称谓主要出现在晚唐迄宋的品官丧仪文献中,反映出唐代伊始国丧和品官墓圹中使用石作物件成为丧葬礼法规定的独特威仪和葬俗文化。从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来看,隋代以前的墓葬中多用瓦木物件作为明器,唐代继承并发展了北周官员卒后行用的碑铭与墓石制度。唐代后期开始对品官墓葬的明器和石作进行严格规定,将之纳入国家丧仪礼法中,其后五代宋初对晚唐的品官丧仪中的明器和石作制度有所继承。其中当圹、当野、祖思、祖明、地轴与十二时神被称为墓圹中的“石作六事”,石作的造型和尺寸与卒葬官员的品级与身份有关。唐宋之际的文化异变在官员丧葬制度中亦有较多反映,其中墓葬中的石作物件给赐之差异便是一个例证。其一,文献所载宋代国丧和品官墓葬中的石作物类,在称谓上从晚唐五季的“十二时”“十二神”演变为宋代的“十二时神”,反映的是宋代墓葬石作分类更为齐全、精细、讲究,墓葬石作制度日益完善合理,彰显的葬俗意蕴和政治威仪亦较为深邃。其二,在墓葬石作的制造程序上,北宋承因晚唐五代规制由朝廷指派内侍人员与将作监共同修制,南宋则转变为工部、文思院、太史局相继以职修制,反映出南宋墓葬石作制度的礼法化特征。其三,宋代丧仪文献所载“十二时神”未见具体造型或形象的描述性文字,故未能从文献载述中了解“十二时神”的具体形象。考古学者们将出土唐宋墓葬中的十二神杀实物与文献所称“十二时神”石作对应,这种“对应”是否完全符合宋代的历史实情难以定论,但是可以视为释读或了解文献称谓中“十二时神”形象的一种范式。从礼法的实践意蕴来看,作为国家墓葬威仪象征的石作物类,相较于其他墓葬物类而言,“十二时神”在唐宋之际完成了从神兽、兽臣向人神的完全转变,这种变化既能以石人神的形象彰显人间的政治威仪,也是五行、地支和属相信俗文化在宋代融合与异变的一个例证。

  

   注释

  

   1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中册卷3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7页。

2蒋叔舆编《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53《神位门》,张宇初等编《道藏》,明正统十年内府刻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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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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