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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红兵:“葬仪”与“信俗”:文献所见宋代墓葬石作中的“十二时神”

更新时间:2020-09-26 09:01:19
作者: 肖红兵  
除十二神、当圹、当野、祖思、祖明、地轴等传统“六事石作”外,言及宋代其他文献没有记载的天关、仰观、仰面、伏听四个神灵石作,合起来形成“十事石作”。

   绍兴十三年(1143)八月二十七日,南宋朝廷更改徽宗陵寝名为永祐陵,其陵“各合修置入攒宫十二神等,依故事系工部指挥文思院计会,太史局修置”。19绍兴二十九年(1159)十月五日,礼部太常寺言“今参酌讨论到大行皇太后攒宫合行典礼下项”时,称“依故事,修奉欑宫合用十二神等,乞令工部行下,文思院计会,太史局修制”,南宋朝廷“诏依”。 20

   绍熙五年(1194)六月九日,宋孝宗“崩于重华宫重华殿”,八月十六日,礼部、太常寺奏言“欑宫内合用十二神,乞下文思院修制”。21庆元三年(1197)十一月六日,寿圣隆慈备福光祐太皇太后“崩于慈福宫之慈福殿”,九日礼部、太常寺奏言“将来发引合用大升轝、龙楯,系比附绍兴二十九年体例,并欑宫合用十二神等,并乞下文思院修置施行”。22庆元六年(1200)八月八日,宋光宗“崩于寿康宫寿康殿”,九月二十二日,礼部、太常寺奏言“欑宫内合用十二神等,乞下文思院修制”。23

   以上三则南宋墓葬石作事例中“十二时神”均称为“十二神”,这种用词变化显然并非礼官有意或无意“简称”所致。一种理解是南宋礼官当时所检阅的国朝“故事”中使用的称谓即是“十二神”,当然这些国朝“故事”或许是宣祖安陵之典故。由于靖康之难,汴京沦陷,国家典籍悉数被金人掠毁,侥幸南下的文武官员对“国朝故事”虽有记忆,但已经没有文献典籍可资检阅,故另一种解释是南宋初年礼官根据昔日在汴京阅读典籍之记忆,熟悉过去帝后墓葬欑宫石作中有所谓的“十二神”,于是在奏言中使用了“十二神”的称谓。

  

   三 文献所见宋代“十二时神”墓石的制造程序

  

   上节略述宋代国丧墓葬中“十二时神”石作实践事例之概况,南宋时期则仅见前述几则帝后欑宫内“合用十二神”石作。综合来看,北宋皇帝陵园中使用石作称谓情况未见史籍详载,但是从南宋高宗、孝宗、光宗时期墓园欑宫“合用十二神”石作来看,宋代帝后、勋戚、重臣墓葬中使用“石作六事”应是丧葬礼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十二时神”等墓葬石作的制造就显得十分重要。

   北宋时期仅见及一则诏令“少府监修制”的官员奏言,或可据此认为北宋及其以前的晚唐五代时期“十二时神”等墓葬石作是由“少府监修制”。南宋时期则多见诏令“文思院修置施行”,具体制造程序大致“系工部指挥文思院计会、太史局修置”,24反映出两宋时期墓葬石作的制造程序尚有一些变化,兹据《中兴礼书》及《中兴礼书续编》略作条析。

   其一,徐松《中兴礼书》卷245《发引》中引录《国朝会要》,载称“永安陵(宣祖陵名),乾德二年正月十一日,有司请新陵,进皇堂有十二神、当圹、当野、祖明、祖思、地轴”,宣祖新陵所用“石作六事”则是“诏内侍与少府监同修制”。25该书同卷记载,“永定陵(真宗陵名),乾兴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命判少府监杨嵎与入入内供官李怀俨、康延逊同管当制造”。26上引两则墓葬石作的制造程序文献表明,北宋时期“十二时神”等墓葬石作应是内侍与少府监官员共同负责修制。

   其二,《中兴礼书续编》引《中兴礼书》记载,“昭慈圣献皇后攅宫,绍兴元年正月十一日,礼部言据太史局申,检会园陵故事,诏内侍与少府监制造十二神等。今来攅宫内合用神杀等,欲乞指挥工部下所属制造”。 27“绍兴元年”太史局官员检会的“园陵故事”只能是北宋“诏内侍与少府监制造十二神等”石作的礼法旧典,而南宋礼部官员则“欲乞指挥工部下所属制造”,虽然没有言及“工部下所属”部门名称,但是裁去了内侍人员的参与,而此时的“十二时神”等墓葬石作的制造是否继续经由少府监制造亦难以确言。

   其三,绍兴二十九年十月五日,礼部太常寺言,“依故事,修奉攒宫合用十二神等,乞令工部行下,文思院计会,太史局修制”,其后亦称“契勘依前项典故,进皇堂合用十二神等。今来大行太上皇帝升遐,所有皇堂内合用十二神等,欲乞依礼例令工部行下,文思院计会,太史局修制施行”。28另外,《中兴礼书》中“修奉攒宫”记载,乾道三年七月六日,礼部太常寺奏言“依故事,修奉欑宫合用十二神等,系工部下文思院计会,太史局修置”,29表明绍兴后期墓葬石作的制造完全由工部、文思院、太史局共同修制。这种变化后的石作制造制度在高宗以后被宋廷完全继承下来,例如淳熙十四年(1187)十二月十四日,礼部太常寺奏言“准批下礼部申参酌比附合行事件”,其中即有“契勘依故事,修奉攒宫,合用十二神等,系工部行下,文思院计会,太史局修制”,其后亦称“所有今来大行太上皇帝修奉攒宫,合用十二神等,欲乞依上件故事施行”。30

   上述几则材料十分清晰地表明,自南宋绍兴晚期开始“十二时神”等墓葬石作的制造经由工部、文思院、太史局依据各自职责相递进行。综合来看,文献见载的宋代“十二时神”等墓葬石作给赐的对象,从晚唐五季的大部分品官升限为北宋三品以上“勋戚大臣”和帝后人员,最后完全提炼为帝后陵园特有的丧仪石作物类。此外,帝后陵园中“十二时神”等石作物类的制造程序在北宋为诏令“内侍与少府监”共同制造,在南宋则演变为诏令“工部行下、文思院计会、太史局修制”,这种“演变”更合符礼法制度的运作。“十二时神”等石作的给赐对象和制造官署的演变,反映出国丧中的墓葬石作仪制在宋代逐渐完善化和规范化的礼法特征。

  

   四 文献所见宋代“十二时神”墓石的文化意蕴

  

   虽然检阅文献记载知道“十二时神”墓石仪制始于晚唐,并在宋代发展成为国丧墓葬仪制的重要内容,但是这种墓葬石作文化应当源于唐代以前的五行文化、岁时信俗与祭祀仪礼。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五行观念对人们的生命观、物质观和世界观有着深刻影响,金、木、水、火、土的因承循环与有机运作,不仅成为构成天(神)、人、地(鬼)三界万物的基本元素,也主宰着所有生命(万物)的诞生、成长、福祸、病残与衰亡。其中,“十二”是五行运作系统中的重要术数序列,宋人已经有了“十二辰,《事始》曰黄帝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十二名兽属之”31的认识,这种术数产生了“天干”“地支”的时间记忆范式和岁时信俗文化,而宋代墓石中的“十二时神”可以视为传统中国社会中岁时文化的特殊意象。

   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及的“十二时神”与五行系统中的“太岁”文化和神龙信俗有关。《春秋命历·序》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驾龙,号曰五龙”,而《遁甲开山图》引荣氏之说“昆弟五人,人面而龙身”。32郦道元《水经注》对“五龙”作注释称:

   五龙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为十二部,法五龙之迹,行无为之化。天下仙圣治,在柱州昆仑山上,无外之山,在昆仑东南万二千里。五龙、天皇皆出此中,为十二时神也。33

   这段文字中的“十二时神”显系上古时期十二个部落首领,但所谓“五方”与“十二部法”表明“十二时神”主宰一切。这种“十二部法”或“十二时神”后来进一步演化成太岁“十二支神”,并出现了“年王”“月将”“日直”“时直”太岁岁时的划分,所直之神“若天罡、太乙、功曹”34等。

   古人认为岁星运作“自子至巳为阳,自午至亥为阴”,形成“所谓太岁十二神”,是太岁诸神与地支位次的结合,至隋朝则进一步与五行融合。隋朝萧吉《五行大义》解释“六壬所使十二神者”称,“神后,主子,水神。大吉,主丑,土神。功曹,主寅,木神。大冲,主卯,木神。天刚,主辰,土神。太一,主巳,火神。胜光,主午,火神。小吉,主未,土神。传送,主申,金神。从魁,主酉,金神。河魁,主戌,土神。微明,主亥,水神”,35反映出太岁、地支、五行融合成了全新的“十二神”。这里的太岁“十二神”显然与“十二辰”融合成为了“十二辰神”,明代刘基所列太岁“十二月将”之名讳可供一观,《多能鄙事》卷8记载:

   登明,亥,正月将。神后,子,十二月将。太吉,丑,十一月将。 功曹,寅,十月将。太冲,卯,九月将。天罡,辰,八月将。太乙,巳,七月将。胜光,午,六月将。小吉,未,五月将。传送,申,四月将。从魁,酉,三月将。河魁,戌,二月将。36

   刘基所谓的太岁“十二神”主要是登明、神后、太吉、功曹、太冲、天罡、太乙、胜光、小吉、传送、从魁、河魁,并与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十二支”对应。不仅如此,明人还将六壬“十二神”与所谓的节气和属相对应,见载于无名氏所编《六壬大全》一书中,详见表1:

  

   表1所列“十二神”基本涵盖了明代以前有关“十二支神”“十二辰神”“十二月将”“十二属相”诸系神灵,可知明代在前代六壬十二神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杂糅了节气和属相文化。清人俞正燮在论及“六壬古式”时称,“十二次法,自汉已乱之”,认为“十二神名,既递改义,又参差以河魁、从魁、太一、天刚、太冲之名,推之知十二神由星得名,不以节气中气得名”。37

   太岁“十二神”与地支“十二辰”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人间的四时循环、昼夜更替和人事运作层面。在五行运作系统中,“十二支神,有阴阳之分,各司其事”,38 其中“子丑寅为春,卯辰巳为夏,午未申为秋,酉戌亥为冬。于十二时辰内,运其火候,应以四时,五行不得分毫参差”,39乃至于“子午为阴阳二至,卯酉为日月之门,寅申为道路之神,辰戌为牢狱之地,丑未为天厨之所,己亥为堂庙之宫”。40实际上,太岁、地支、五行三者合一衍生的“十二神”主管天地之际的神、人与鬼,汉代王充即称“天地之间,百神所食,圣人谓当与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41《唐六典》对太岁“十二神”亦有记载:

   十二月之神:正月登明,二月天魁,三月从魁,四月传送,五月小吉,六月胜先,七月太卜,八月天闰,九月太冲,十月功曹,十一月大吉,十二月神后。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42

   上引文字表明太岁“十二神”有“九决万民”的功能,涉及人间的“嫁娶”等九事。其中“祠祭”的表现就是太岁“十二神”被用到“大傩”礼仪之中以“追凶”“驱鬼”,而“殡葬”的表现则是唐宋时期的“十二时神”墓葬石作。

   从文献载述来看,用“十二神”进行“追凶”“驱鬼”应是其本职功能。汉代刘熙称人间“有鬼行役”即需“使十二神追恶凶”,并说“周世之傩,即逐疫之意,秦、汉世则直言逐疫鬼”。43《赤松子章历》卷3《断瘟毒疫章》称:

   正月至十二月,各有瘟鬼,随其放逸,天下病害……十二月辰瘟鬼皆有名字,从十二时……东方主斗成,主绝青瘟。南方主斗平,主绝赤瘟。西方主斗迁,主绝白瘟。北方主斗长,主绝黑瘟。中央主五父君,主绝黄瘟。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二时神,并令营卫恶鬼,无令放入。44

这里的“十二时神”显然是指“十二月将”,即专门负责“营卫恶鬼”的太岁“十二神”,是上古驱傩的重要神灵之一。唐代季冬时节有演绎驱傩的礼仪,其礼规定“天子六队,太子二队。方相氏右执戈、左执楯而导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恶鬼,傩者出,磔雄鸡于宫门、城门”。45此外,道教的部分典籍文书中亦有所谓“青龙、白虎、朱雀、元武、勾陈、六合六甲神、十二时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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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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