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晓杰，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教授(河南 开封 475004)。

　　 原发信息：《江西社会科学》第201910期

　　 内容提要：在后结构主义的差异、欲望和主体理论中存在着两条不可通约的核心线索：内在性与超越性传统。德勒兹通过“直接的二元性”，创建了关于纯粹差异的绝对内在性分析，德里达则根据“中介的统一”，在差异游戏中设置了一个超越性机制。德勒兹基于本体论的充足，构想了一个积极主动的欲望主体模式，拉康则立足创构性的缺失，揭示主体欲望通向不可能性限度的绝望命运。福柯以认同的僭越为中心，将主体归结为主体化过程，拉康则以僭越的认同为目的，把主体与主体化过程严格对立开来。以二者为关键资源，当代后结构主义的政治理论同样分化出两大敌对的本体论阵营。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差异/欲望/主体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左派的宗教转向与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在转型研究”(18BZX031)

　　 后结构主义主要脱胎于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反叛，在理论上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对“解构”的使用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甚至还可以推至更早尼采对现代性话语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末期，后现代主义逐渐并入后结构主义的轨道，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逐渐紧密关联并广泛结合在一起。这主要包括两个重要的理论时刻：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实践以及始于20世纪80年代福柯、拉康和德勒兹等人发起的相关批判性实验。[1](P5-11)从这个角度看，后结构主义主要包含两种类型：一种作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继承者，它被罗蒂命名为“文本主义”，主张将一切事物都化约为文本性或话语构造，主要借由书写来实施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事业。另一种则是与它相对的世俗化版本，强调“已被言说的和未被言说的、话语的和非话语的有机结合”，通过将话语分析及其基本范畴体系纳入社会历史批判框架，彻底清算和超越传统哲学和现代政治，更具客观现实意义和政治伦理面向。[2](P33)前者重回康德和胡塞尔，以德里达及其当代追随者为代表，拉康与之有着自然的亲近关系。它过分关注文本性自身，不可避免地带有反现实主义色彩。后者则旨在激活斯宾诺莎和尼采，以福柯和德勒兹为典型。它本着新的历史编纂学路径，将语言事实充分纳入社会配置的客观考察之中，以“完全使其语境化”[3](P96-97)。

　　 从根本上看，两种后结构主义共同展示出明确的反本质主义和后基础主义倾向，但在其理论框架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围绕差异、欲望和主体等方面，存在着两个不可通约的核心线索。二者的不同集中体现在当代法国哲学发展进程中超越性(德里达和拉康)与内在性(福柯和德勒兹)传统之间的逻辑张力。[4](P239)

　　 一、去中介的自在差异与中介性的本源差异：德勒兹与德里达差异思想的对立根基

　　 无疑，如何处理一和多的关系是这两大哲学传统的一个共同的中心议题。尽管德勒兹和德里达都通过某种激进的差异经验，极力批判传统哲学的同一性、本质化和中心化基础，但他们对差异的不同理解以及界划同一和差异关系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二者完全相反的理论根基。

　　 德勒兹的中心理论规划旨在通过一个基于连接、聚合和包容性分裂的本体论筹划——内在性和创构性原则，充分展现“容纳了不能归结到支配性结构的各种类型游牧式连接之自由的多样性”[5]。在他看来，单一性只是通向和保持差异性和内在性的一个通道：存在的单义性实为差异的单义性。哲学“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开放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内在的‘异质性’……内在的‘异质性’的拓张所形成的多元性”[6](P540)。它的起点应位于概念体系的“域外”(dehors)：“一种蠕动运动(即建构域内的皱褶与皱褶的作用)的动态活化物质”[7](P100)，域内不过是域外关系的内褶和弯曲或叠层化运动直接造就的一个衬里和褶皱。域外的这种内在化作用必然通向“存在即为差异本身”的绝对差异化运动，它“并非单一的拆分为二，而是他者的倍增；它并非同一的再制，而是差异的重复：它并非我的放射，而是将永恒的他者或非我置入内在性中”[7](P101)。

　　 于是，真正的批判哲学以连词and(内在化的表现主义/在……之间)，取代表语is(体系化的表象主义/是……)，充分确认了存在的肯定运动原则以及一即是多的纯粹内在性构架：“存在的运动是内在差异的渐进发展，因为原因总是内在于结果之中。这样，本体运动就不再受否定的任何影响，反而被当作绝对肯定的因素，一种内部的区分。”[8](P273)换言之，存在的差异并不取决于它与外在的他者或非存在的不同，相反，存在只能由自身的内在差异来界定。并且，真正的差异完全不同于一般性差异或差异的同一性，它应是一种自在的差异，它只处理差异如何差异化的问题，彻底拒绝以任何同一性形式来表现差异。于是，差异本身就是一种肯定，它只能被理解为“自在的存在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理解为它如何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问题”[9](P413)。显然，这是一个充盈的、游牧的、无限的和虚拟的绝对内在性视野，也是一个建立在偶然性和异质性因素之间任意连接和游牧分配的“纯粹的本体论”和“存在的理论”。它从根本上指向一个去中心、非特指和前个体化的自由生成运动，从“不以超越的礼物为基础”，抗拒一切基于同一性、固定性和普遍性的原则、规范和秩序。[10](P174)

　　 与之相对，德里达则明确展现出基于某种超越性机制来调和差异与同一的姿态。他否认彻底逃离形而上学领域的绝对外部，也不主张完全内在于形而上学结构的批判，而是试图在形而上学内部寻求一个激进的外部或差异经验：形成于内部限制的不可化约的剩余，进一步“追问语言与文字分裂之前的共同的‘本原’，追问那使它们得以可能的共同的条件”[11](P206-207)。它尝试在哲学话语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寻找通道，借由不断质询它自我宣称的闭合机制，使其总是遭遇对其无限性而言的内在限制，来开启实现外部之可能性。这个被压抑的外在性决定了一个本质性历史的内在性。它从未发生和在场，只是表现为对他者位置的不断占据和保持。它不过是虚无，但从其效果来看又远非虚无，既不是在场，但又非缺席。[12](P313-314)在这个意义上，它具备创构性和不可判定性的本质：一方面，它构造了内在性；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类别本身而言它是必然的，但作为产生本质的非本质，它又是偶然的和不确定的。换言之，它的非本质性违背了概念借以“在其本身中得到保存的”肯定性边界，但正是在这个违背中，它才“成为维护其肯定性边界之可能性的肯定条件”。[13](P16-18)因此，它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归入内在性或更高同一性的临时性和中介性的外在性，而是始终具备根本性的地位。

　　 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展示这种衍生出内在一外在、同一一差异之分化，且比形而上学之对立、实体或在场更加本源的差异填补运动。它是一种先于符号世界并使其得以可能的条件和使其他差异得以原本呈现的原初差异或“被遗忘的在场和不在场之本源”[14](P143)。同时，它还是“一个不稳定的、非圆满的、不单纯的本源，一个有差异结构的本源”[15](P159)，不仅构成能指自由漂移和差异无限生产的前提和起点，而且确立了完整意义、结构和主体的不可能性本质。作为“彻底的他异性”(radical altertiy)和不可判定的幽灵，它绝不源自某种同一性，反而使其成为可能，并将它奠基在内在和外在的共同作用之中。由此，差异和同一、在场和缺席、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相互内在、彼此渗透和互相填补的不可分离关系，以一种后基础主义的方式，“预示着运动的未定性和运行的开放式终结”[16](P10-12)。

　　 由此可见，与德勒兹在理论深层重新本质主义化的绝对差异及其缺乏差异的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概念不同的是，德里达描述的差异运动则采用一种去本质化的策略：它既是一个开放的差异生产过程，又是一个非体系的体系或非辩证二元的差异体系。构成它的差异没有被其基础结构消解，相反，作为摆脱权威、本质和中心之统治的场所，基础结构将对抗和差异以无次序的方式编织起来，既拒绝固定而自主的同一性，又使差异返回某种建基于内部分裂或唯有借助自身限制才能得到创建的统一之中。[17](P122-124)从这个角度看，德勒兹致力于创建关于纯粹差异的绝对内在性分析：本体论正是由差异原则内在地建构而来的。对它而言，差异只与经由自身的那个差异相关，存在即是差异。德里达则首先关注限制差异的相似性运作，将它视为一个超出本体论或比存在论差异更具原初性的存在，从而在差异游戏的无限推延运动和动态转换过程中，悄然设置了一个超越性机制和他治性原则。概言之，前者意在通过生成中的“直接的二元性”，突显一个无任何中介的自在差异，而后者则试图根据“中介的统一”或原初的中介性，强调一个超越存在论层面的本源差异。[18](P51)

　　 以作为原初摹本缺失的重复或形象之仿像(simulacrum)概念为例，德勒兹拒绝原初超出复制或再现的优先地位，主张任何事物本身均始于一个原初的混沌和无形式的深渊：它是自身的原初，它的原初正是自身的复制。他把重复的特征归结为个殊性(内部的差异性)、不可成形的事件(非形式性)和纯粹生成。而德里达则定了一个原初的本源性，认为所有事物都始于对同一的再现。他赋予仿像以普遍性(内部的相似性)、形式性和超越存在之存在或非存在的属性，将它界定为对必须能够被重复的原始统一的模仿。由此，前者把形式和非形式、在场和非在场的差异视为基于异质性的直接性，后者则将其看作基于同质性的中介。由此，他们分别将二者的关系构想成一个非场所或被解除的折叠(存在或差异本身自我展开的平面：其内部和外部连续而直接地相互面对，从未被缝合到对方而形成中介)以及中介的场所或交叉和向内的折叠(存在和非存在相互玷污并聚合为一的他者领域)。[19](P67-81)

　　 二、肯定性与否定性：德勒兹与拉康欲望分析的相反基调

　　 整体来看，后结构主义分属的内在性和超越性传统的欲望分析，同样表现出相反的逻辑基调。德勒兹充分回归尼采的肯定哲学，并延续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的分析思路，从力量强度和生产性方面，明确提出一种绝对充足和积极主动的欲望模式。拉康则始终立足一个本体性和创构性的缺失观念来界划欲望，力求充分展示主体生命固有的原初创伤内核以及只能通向绝望前景和不可能性限度的本质和命运。

　　 德勒兹指出，精神分析学通常把欲望理解为欲望主体或欲望对象缺乏的被动反应或心理状态，最终压制欲望的物质生产，从而使欲望对象受制于欲望生产之外的市场经济和统治阶级的职能。虽然它发现了“欲望的生产”和“无意识的各种生产活动”，却将它们限制在俄狄浦斯的戏剧舞台和家庭范围之内，以“能够在神话、悲剧和梦境中表达自身的无意识取代生产性的无意识”[20](P24)。“这是一种反生命的东西，一种死亡、戒律和阉割的颂歌，一种超验的渴望。”[21](P164-165)它实为一种极端的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从未把欲望充分拓展至社会生产层面，而是把它永远限制在根本性的缺失之上，既将其主体视为被阉割的分裂主体，又预先抛弃它的客观对象。

事实上，欲望在本质上是一种绝对主动的创造力量或“自由的生理能量”，即“由无意识以各种类型的‘综合’而引发的情感与力比多能量的持续生产”[22](P113)。欲望活动不为无休止地寻找它所欠缺且永远无法彻底满足的对象，而是不断生产力量的强度和情感的状态，是主动的实现关系，而非被动的满足关系。欲望生产构成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