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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高承昊:从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大变局下日本对外战略走向

更新时间:2020-09-22 01:27:18
作者: 杨伯江   高承昊  
更加坚定而有效地维护本国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国内进行战略反思并得出结论:外交缺乏自主性是日本国际地位削弱的重要原因;日本经济沉沦或许不可避免,但没落未必来临,关键是能否有效地“拼外交”。

   安倍再次执政后,又在“拼外交”基础上加入了“拼军事”成分。实际上,“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日本政府已开始调整安全政策,以增强日本的独立能力”。日本前驻联合国副大使北冈伸一主持的一项研究提出,“美国对领导和坚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自由市场体系的热忱可能会改变,日本必须识别这种变化的确切性,同时考虑采取最适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北冈团队建议将日本的防卫预算从占GDP1%的上限提高至1.2%,并逐步发展日本的常规反击能力。英国“脱欧”公投揭晓、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英美的民粹主义选举和民族主义言论震撼了东京的分析人士”,也重新激起了日本政界长期以来“独立防卫政策”的讨论,“鉴于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日本应该在安全和防务政策上尽其所能地采取行动”。

   在安倍任内,日本“拼外交”的应对思路逐步发展为全面推进“自主力量”建设,对外“综合战略活跃度”达到空前水平。自主力量建设,既包含安全防务领域,也包含外交、经济合作领域;既是对日美同盟体系的补充或是在同盟失效情况下的替代,又是通过自我功能提升来拉住美国、降低被抛弃风险的一种操作。在安倍执政前期,基于保守势力希望废除战后“自我强加的限制”的强烈诉求及财政限制,日本防务领域自主力量建设以软实力的提升为主。安倍执政后期,日本防务领域自主力量建设开始走向软硬件兼具,包括再次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更新防卫观念、装备高端武器系统、防卫预算实现“八连增”等。根据2018年版《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9—2023年间,日本防卫预算总额将达到27.47万亿日元,较上一个五年增加11.3%,创历史新高。新大纲明确宣示强化安全政策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并将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新安保法”相关内容纳入其中,提出“要强化日美在太空、网络等领域的合作,深化、扩大战略遏制能力”。为避免刺激国内反对派,大纲没有明确记述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强调加速构建远距离攻击能力、强化反导防空能力以及引进远程巡航导弹、改装“出云”级驱逐舰等具体规划,为实际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铺平了道路。至此,日本防卫政策明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显示出较强的攻击性特征。

  

   融合推进“中等力量”合作

   以构建日本对外战略新支点

   为应对世界大变局,日本将发展与中美之外其他重要国家即所谓“中等力量”(Middle Powers)的全面合作作为对外战略重点,融合外交、安全及经济科技合作规则制定诸方面原则,并积极投身大国博弈,实现对外战略关系的多元化构建。与“中等力量”开展合作,既是对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激化的一种前置性预防措施,也是平衡对美、对华关系的重要战略手段。在日本看来,“近年来美国安全承诺的信誉已经减弱,如果中美关系进入对抗周期,日本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间斗争中的一线国家。”日本与“中等力量”合作具有极强的目标导向性,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更是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新增长点”。为此,安倍内阁一直注重加强与北约及其成员国英国、法国等的安全合作,试图将“北约因素”引入亚太。在世贸组织(WTO)改革、“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日本也与欧洲密切沟通协调。2020年6月,安倍内阁修订《特定秘密保护法》,将交换军事情报的合作对象国由“美国”扩大为“他国”,而英国、印度、澳大利亚据称是主要备选对象。这其中既有价值理念上的“志同道合”,更有对“一带一路”沿线、“印太”区域地缘政治的考量。

   日本与欧洲之间全方位战略合作进展迅速。安倍内阁在积极构建日印澳、日美印澳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与欧盟的战略合作。安倍一直抱有“在日美欧之间架起战略合作桥梁”的战略构想。2007年安倍到访布鲁塞尔,成为战后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访问过北约总部的日本首相。近年来,强化日欧安全与经贸领域合作成为日本与北约、欧盟及欧洲主要成员国领导人密切磋商的核心议题。2018年日本与欧盟签署《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2019年9月,安倍出席“欧洲互联互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架起桥梁”论坛,日欧双方签署“可持续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拟联手推动“基于规则和可持续原则”的投资项目,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合作。安倍在论坛上强调,“必须建设高质量的互联互通,这种互联互通不仅包括道路、港口等物理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包括更为广阔的空间规模的互联互通;要实现真正的互联互通,就必须确保从地中海到大西洋海上航道和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这其中包含着对必须予以捍卫的价值观的承诺。”与此同时,冯德莱恩就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宣布,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将是一个“注重地缘政治的委员会”。安倍则将日本和欧盟视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两大坚实支柱,并对日欧就制定太空、网络空间等新领域规则展开协作表现出积极态度。日欧加强互动,意在“应对美国和中国带来的风险”,在对抗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的同时,也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和对冲。鉴于此,日欧之间“可持续的互联互通”可能发展成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竞争的新平台。

   大变局下,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中军事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安全外交日趋活跃,由外长与防长共同参加的“2+2”磋商机制的建设成为其典型体现。日本2007年与澳大利亚建立“2+2”机制。安倍再次执政后,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与俄罗斯、法国建立了“2+2”机制,2015年又分别与英国、印尼建立了这一机制。对外“2+2”机制的迅速增加反映了日本对外战略中,军事要素与外交的融合捆绑趋势。在推进与世界“中等力量”的安全合作方面,日本与印度关系的拉近最为突出,这体现了安倍内阁“要以‘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为基础,多角度多层次推进安保合作战略;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与共享普遍价值与安全利益的国家保持密切合作”的战略方针。2019年11月,日本与印度首次举行“2+2”部长级会谈,就日印联合训练和围绕“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展开合作进行磋商。至此,日本“2+2”部长级磋商机制已增至7个。日本媒体就此评论称,日本将印度提升至“准同盟国”地位,“旨在遏制军事力量增强的中国”。此次部长级“2+2”会谈中,日印两国防长确认将尽快签署一项重要的军事后勤协议,即《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议》(ACSA)。日印ACSA将涵盖两国整体防务合作,如日本可以进入印度的重要海军基地,包括靠近马六甲海峡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印度可以进入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

  

   结   语

   基于对各种影响变量的综合评估,面向后疫情时代,日本对外战略认知将在目前的延长线上加速向前。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职务,并表示在继任者选出前会继续履行首相职务。在“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大变局的应对,以维持“美中平衡”、强化自主力量建设、推进与“中等力量”合作为基本路径的趋势将延续并有所加强。其中,针对中国的成分将明显增加,“中国指向性”将持续走强。在日本看来,“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秩序走向混沌期,而危机下中国的存在感显著增强,中国的经济优势和政治制度影响力凸显。”在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上,日本认为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如日本2020年版《外交蓝皮书》在重申“日中新时代”的同时,继续渲染中国在东海、南海“基于本国主张单方面改变现状”。从中国对外战略角度看,日本对世界大变局的认知及其战略应对的走势,无疑将增加国际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为此,持续增强中日关系的战略稳定性、确定性,应成为构建“契合新时代需要的中日关系”的题中之义。在此前提下,鉴于中日战略博弈作为大国多边博弈的一环已进入“深水区”、新阶段,针对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如何有效抑制其消极面、调动其积极面,如何有效增强中日关系的确定性、抑制不确定性成为关键。从日方立场看,中国崛起构成“日本危机”的重要源头,而开展对华合作恰恰又是其克服危机的不二法门。基于如此充满内在矛盾的对华战略观,今后日本对华战略将不断展示内含各种复杂政策组合的“超级工具箱”:在国际层面,继续投棋布子、做局造势,调动一切资源平衡制约中国;在双边层面,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基调的对华政策;在具体合作领域与项目中,也会融入竞争、牵制和对冲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不宜再用“友好、合作”还是“恶化、对峙”等尺度简单地进行衡量和表述,而需要精细化设计、精准化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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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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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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