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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既要讲政治,也要讲政治科学

更新时间:2020-09-22 01:19:54
作者: 俞可平 (进入专栏)  
政治学家不同于空想主义者,在探寻人类理想政治状态时,更多的是从现实出发,以实际效果来评判一种政治制度。因此,在政治学家那里,几乎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亚里士多德如此,对于钱端升来说,恐怕也是如此。

  

  

   一党与多党。遵循着上述思想逻辑,钱端升对于政党政治也持一种特别的态度。近代以后,人类的政治发展进入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权力主要通过政党得以组织和运行。经典的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认为,一党政治必然导致权力垄断,并最终导致个人专权;只有多党政治才能使权力相互制衡,防止专权独裁;也只有多党政治才能使权力有序竞争,让人民有更多的政治选择。

  

   因此,正如钱端升看到的,对于流行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说,多党政治、代议民主和个人自由三者几乎是同义语。“就理论言,一个国家如果实行民主政治,非采多党制度,非容各党公开活动不可。”但是,与经典自由主义理论不同,钱端升坚持认为,“一党制度与多党制度各有长短”。随着代议民主国家爆发种种危机,多党政治的劣势也日益明显,“多党制度显已有代谢的趋势”。相反,一党政治的长处开始显现,并有日益取代多党政治的趋势,甚至在英美国家,“也必趋向以一党制代替多党制”。

  

   在论及中国的政党政治时,钱端升更是竭力倡导一党制。他认为,从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实际国情来看,“则一党制更有其客观的必要。从反面来说,多党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相宜的”。在这里,钱端升用来论述一党政治的逻辑与其用来论证专制独裁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即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不过是改善民生保障民权的形式,两者各有利弊。究竟选择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关键在于哪种制度更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他的结论是,“如果有一政党能坚信民权,能尊重人类的尊严而普遍地谋增进其福利,能以大同思想及和平主义为民族相处的最高理想,则即使一党专政,也与民治不悖”。

  

   人治与法治。政治科学之所以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类的政治发展遵循着某些普遍的规律。这些普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因民族和国家的不同而变异。不断地从人治走向法治,便是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一。钱端升是最早认识到这一政治发展的规律,并积极倡导法治和政治制度化的中国先驱学者之一。从人治走向法治既然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

  

   但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人治传统,走向法治国家必将是一个十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法治国家。从中国实际出发,谋求推进法治的可行道路,是钱端升毕生追求的重要事业。钱端升看到,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人治而非法治,即所谓“有治法而无治人”,但法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法治究是近代国家所不可少的元素之一”,中国也必定要走向法治国家的道路。

  

   要使法治产生积极的实际效果,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钱端升尤其反对空洞的法治口号,“与其空言法治,而使人民对于法治失信用,毋宁在可能的范围内逐步推行法治。脚踏实地,步步前进,为实行法治的第一要着”。在论及中国的法治之路时,钱端升提出了别具特色的“制度化”主张。在他看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先从制度化做起,对一些符合政治进步趋势的改革,先不急于立法,而是先形成制度,逐渐推行,等条件成熟时再转变成法律。他说,“如果立了许多法律而丝毫不见实行,使法律永失尊严,尚不如因事制宜,利用目前的形势而使之逐渐地趋于制度化,以作法治的张本。”

  

   钱端升特别重视制度化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他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被人人称道的那些“太平盛世”,如开元之治、贞观之治等,其实都得益于制度化。他说,“国人但知贞观开元之治之盛,而大多不知此盛治之由于制度化。”因此,对于钱端升来说,把制度化当作中国推行法治的切入点,其实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来探索行之有效的中国法治之路。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钱端升早年追随孙中山,笃信三民主义,把救国强国当作己任。与孙中山等民主主义者一样,钱端升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当作救国强国的根本途径。在“救国”“强国”口号响彻云霄的民国早年,钱端升不愿空喊口号,而更愿直奔主题:如何在中国加快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英文均为“modernization”,汉译既可为“近代化”,也可为“现代化”)。他说,“怎样可以使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几乎就是救国的问题。但我们不愿用‘救国’两个字,因为一谈救国,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那一套老话便随口而出。我们固不否认这些格言是有相当的真实;但我们现在急需近代化,能近代化才能救国。”

  

   如何才能推进现代化?钱端升认为,现代化首先应当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是对传统思想的解放和超越,“所谓现代化者,乃指古代思想的解放”。他主张改革创新,而不是一味地复兴传统。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最重要的是强化民族意识和壮大国民经济。按照这样的思想,结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实际情况,钱端升认为当务之急有三点: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中心,二是起用具有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新人,三是统治阶层的勤勉努力。

  

   作为一名政治学家,钱端升比谁都清楚,没有政治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他认为现代化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是“哲理的”,即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其次是经济的现代化,其三便是政治的现代化。这三者缺一不可,缺少其任何一方面的内容,便不是真正的现代化。“所为现代化,必定要看它的哲理的背景、政治上的表现和经济上的表现如何而定。能够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那么才有真正的现代化。如果欠缺其中一个,那么那个现代化一定是假的现代化,或者说是现代化不健全”。

  

   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内容,钱端升特别强调以下四个要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文化知识的普及、民主制度的推行和行政效率的提高。他说,“现代化表现在政治方面的有四种结果可见:一是平等,二是知识普及,三是民主制度,四是行政改革”。政治现代化的内容可能不止这四个方面,但在钱端升看来,这四点是政治现代化的起码要求,“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点,现代化的资格也就没有具备”。

  

  

  

   钱端升曾经明确说过,中国人极其重视政治,但“中国几无政治思想可言”。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国要实现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就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科学。创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推进政治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钱端升这一代政治学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使命。使中国人不仅重视政治,也重视政治的科学,既要讲政治又要讲政治的科学,这是历代中国政治学人的共同目标。

  

   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诞生已经120多年了,讲政治的传统依然如故,而讲政治科学的传统则远没有形成。要达到既讲政治又讲政治科学的局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需要政治学人的不断努力,也需要政治领导人和全体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

  

   2020年7月31日

   于京郊九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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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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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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