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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在路上——《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五章,大结局

更新时间:2020-09-20 19:42:26
作者: 史啸虎 (进入专栏)  

  

   总部负责分配的人先是不同意父亲的要求,但后来看父亲一再坚持,而且提出的理由并非没有道理,也就松了口,还给父亲开了介绍信并发给了一些路费,但说没人护送,要求父亲自己去。父亲喜出望外,便按照总部给的一个大致的路线一个人上路出发了。

  

   据父亲回忆,那次他往南边走了两三天,从山西长治武乡一直走到了“通往(河南)林县的一个集镇上”(父亲说他记不住这个镇的名字了,但根据其步行速度和两地大致距离分析,有可能是离林县六七十公里的石城镇。如果是的话,这次父亲走了约200公里,400多里路),而驻扎当地的八路军部队上的人都劝父亲不要再往前走了,说再往前十来里就是日伪顽军的地盘了,那里经常发生战斗,过不去,也很危险。父亲不相信,还特地跑到前线去看。看到日伪军的炮楼后,父亲无奈,只好掉头向北,再次孤身一人走了400多里路又返回到山西长治武乡的八路军总部去报到了。

  

   这次父亲被八路军总部分配到太行一分区工作。然而还没有动身,因冒着严寒,独自南行北返地走了好多天,身体极度疲劳且心情又很郁闷的父亲却生了一场大病:他发高烧昏了过去,而且差点就未能挨过去。

  

   据父亲生前回忆,那时已是12月份,太行山区冬天的天气异常寒冷。他当时到八路军总部报到时只穿着一身抗大学习时发的棉袄,没有棉被(抗大学员睡大通铺,棉被多是合盖)。而他从山西长治武乡南下河南林县以及返回武乡的那些天在路上主要是吃些干粮,多是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父亲那时虽然身体很好,也还年轻(那年父亲 30 岁),但也未能禁得起如此的折腾。

  

   在父亲又从河南林县独自返回到位于山西武乡的八路军总部,拿到分配工作的介绍信,正准备动身去位于河北邢台西山的太行一专署报到时,突然就病倒了:父亲发了高烧,而且居然一下子就烧得昏了过去。

  

   父亲醒来时已是第三天了。这时从鬼门关转悠一趟后的父亲发现自己躺在八路军总部医院的病床上。1967 年年底,父亲在一份材料上写道:“等我能张开眼睛时,才知道得救了。医生对我说,我们只剩下两个针剂舍不得用。现在给你打了一针,你所以醒过来了。我听了非常感动。”

  

   父亲没说自己当年得的是什么病,也没说医生给他打的是什么针剂。但现在看来,我想,父亲的这场因外感风寒、内心抑郁而引起的突发性的高烧很可能是得了急性肺炎,而在当时治疗肺炎的最有效药物也就是青霉素之类的抗生素。在当年的战争时期,这种药无疑是很珍贵也是很稀罕的。父亲对医生和八路军总部对他的抢救和治疗心存感谢显然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正是他们才救了自己一命。

  

   可能出于感恩,也可能觉得其试图求证党籍的努力在当时情况下之不可行,父亲此时终于将去南方抗日根据地以恢复自己中共党员身份和惦记妻小的愿望埋藏在心里,不再提了,而是准备尽快去新的工作岗位报到并开始工作。所以,父亲退烧后仅在医院待了两天,便全然不顾依然虚弱的身体,就一个人又从武乡步行去了位于河北邢台西山的太行一专署了。

  

   这一段路程足有200公里,400 多里路,又是在北方寒冷的冬天,父亲仍然是在大病初愈后没有很好恢复就一个人走的,而且还只是穿着棉袄,晚上睡觉也还是没有棉被。

  

   父亲在一份回忆材料中说:那时“我只有带病上路,幸能走到目的地。”又说,“一专署安排了工作,过了几天,也盖了棉被,病情好转。”当时年轻的父亲真的是好身体啊!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父亲就南下、北返和西行,先后步行走了约700多公里,合1500多里路,其间还生了一场大病。

  

   如果再加上那年4月父亲离开鄂北大洪山去襄阳并经西安徒步走到延安的几百公里以及7月随抗大总部离开陕西延安走到河北灵寿的一千多公里路程,年轻的父亲在大半年时间内就途经湖北、陕西、山西、河北和河南五省,全部靠徒步行走了约近两千五百公里,约合五千里路。可以说,1939年那一年走了那么多里路,这对于那年正好30岁的父亲来说,那真的是人在路上了。这时已是 1940 年年初了。

  

   从此,父亲开始了他以一名丢失了中共组织关系的党外人士身份在太行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抗日历程。父亲在太行一分区,即一专署工作时,先后从事过财政、粮食和教育等工作,之后又担任了晋冀豫根据地二专署昔东二区区长(后经父亲等的努力工作,昔东二区根据地扩大了,后来也被叫作昔东分县委了)。

  

   那时,日军在昔东地区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被列为“实验区”,持续进行扫荡,推行蚕食、囚笼和“三光”政策,昔东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能始终坚持工作实属不易。1943 年 5 月,林南战役后(即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战略反攻中向西南展开,攻占了河南林县及其以南地区的一场战役),太行抗日根据地此时扩大至河南新乡等豫北地区,中共在此新设了太行七分区。

  

   当时太行一分区的地委书记高扬被任命为太行山的这块新辟抗日根据地,即太行七分区的地委书记。高扬先生便从一分区等地抽调了一批他所熟悉的干部,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团队来到新乡和林县一带做开辟新区的工作。父亲也被高扬先生点名抽调到新建的七分区工作。

  

   高扬先生与父亲同庚,待人平和宽厚,平时与父亲很谈得来,对父亲也比较理解和关照。这次他准备加强七分区新辟根据地的抗日宣传工作,因此他便叫父亲也跟他一起来到豫北新区并任命父亲为新创办的中共太行七地委机关报《豫北报》的主编。中共建政后高扬先生先后任辽东省委书记、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部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等职,2009年去世,享年100岁。

  

   父亲那时虽然是以非党人士身份(高扬先生曾与父亲谈心,希望父亲能重新入党以解决党籍问题,但执着的父亲还是谢绝了)在根据地的各行各业工作,但他凭借自己的坚定信仰、抗日热情、坚韧性格和自身才干,先后在好几个工作性质截然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进行和最后胜利,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做出了自己的应有贡献。

  

   《豫北报》是中共太行七地委创办的一份石印版报纸(三日刊),主要在豫北新根据地一带宣传抗日以及中共上级和太行七地委的各项政策措施。这种石印版报纸的印刷比较特殊,需要人在宣纸或吸水性较好的毛边纸上先用毛笔沾上一种墨水,手写出拟发表的文章及其标题,然后将写满楷书或小楷字迹的毛边纸平平地贴在一块早已打磨平整光滑的石板上,通过涂饰腐蚀性药水,在保留书写字迹的同时蚀刻掉字迹周围的石头,形成凸凹效果,然后以拓印方式进行印刷。

  

   这些石板的数量和大小都是根据报纸的版面设计需要切割打磨的,而报纸的每个版面都是由好几块石板拼接而成的。如果版面设计、石板打磨、书写、蚀刻和拼接等所有工序都处理得当,按照这种方式拓印出来的报纸,不仅字迹清楚且能体现出楷书的风格,版面格式也远比蜡纸油印的漂亮而大气。

  

   这时,父亲的那一手漂亮的楷书或小楷毛笔字以及他曾经在汉口和大洪山多次积累过的办报经验也又一次有了用武之地。这是父亲自1937年10月在汉口与胡绳先生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以及1938年底于大洪山在陶铸先生领导下创办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大洪报》之后的第三次创办抗日报刊了。遗憾的是,父亲没有保留下任何一份《豫北报》作为纪念,而现在也难见其真容了。

  

   我在此书稿好几处提到父亲生前能写一手好楷书。有些朋友和读者留言很想欣赏先父的毛笔字。可是,查遍父亲遗留下来的所有亲笔书写的材料,除了大量钢笔字迹以及在一些写于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包装纸面上留有写于40年前的若干少量用红墨水写的注明性行草字迹外,我居然没有发现父亲留下的任何正规书写的楷书毛笔字,尤其小楷字。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父亲40年前整理文革期间材料时用红墨水写在若干资料包装纸面上的行草字迹。

  

   1945 年 6 月,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际,父亲又一次向太行七地委书记高扬同志提出了想到南方工作的请求(在那之前,父亲偶然听说何伟曾任中共皖中区党委书记,为此又点燃起曾经的求证其中共党员身份的愿望)。这次组织上不仅同意了,而且高扬先生还专门派了一支武装小分队护送父亲。

  

   于是,心情愉快的父亲便在部队的护送下先从太行七地委所在的河南林县(林县于 1939 年在日伪军占领之下——父亲那年南下就受阻于这里,1940 年是八路军与日伪顽军互相争夺的地区,1943 开始建政,成为太行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行 700 多里,走到了位于山西临汾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过了两个月,也就是 1945 年 8 月,中共北方局撤销,成立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取得中共北方局同意以及批文后,父亲又在各地武装分队的分段交通护送下从山西临汾一路南下了。

  

   1945年5月起的父亲这趟远足,前后又有两千多里路了。路上紧走慢走,父亲他们也走了两个多月。谁知造化弄人。当父亲千辛万苦跋涉千里,于同年 8 月初从山西临汾南下辗转走到了位于苏皖中部交界处的中共淮南区党委时,才得知他多年来一直要找的何伟先生在那之前一年多就已经离开安徽到延安去了。据记载,何伟先生1944年2月去延安,先是参加延安整风,后又作为候补代表参加了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正在这时,传来了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抗战结束了。

  

   执着的父亲终于认命了。在被中共淮南区党委安排到苏中一地委工作后,父亲于 1945 年 11 月在自己的老家泰州县委重新加入中共了。那一年父亲 36岁。这时,距父亲1938年 3 月在汉口由何伟先生介绍第一次加入中共已经过去了七年半时间。而整个抗战八年,父亲为求证自己的党籍居然花费了六年多的时间。现在想想,父亲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多么的执着、压抑和苦恼啊!

  

有意思也值得记述的是,父亲在 1939 年 5 月被编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一大队学习时,不知为何,又改了一次名。这次父亲将他在汉口创办《救中国》周刊时所起的、已经使用了近两年的“史略”之名改名为“史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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