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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建元改制”的风波

更新时间:2020-09-19 08:22:56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因为在这短短的两句话背后,集中反映了申公所强调的如何在推行新政、发动改革过程中把捏分寸、掌握时机的战略意识。

   应该说,申公对汉武帝崇圣尚儒的内心渴望是洞若观火的,对汉武帝不计成本将他从千里迢迢之外迎到京师的动机也是心照不宣的。本来,皇恩浩荡、“投桃报李”、顺着汉武帝的杆子爬,拣汉武帝喜欢听的词儿说话,乃是很合乎情理的事情,这叫做“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但是,申公毕竟不同于通识“时务”、善于面谀阿上、曲意逢迎的叔孙通。他出于对江山社稷的负责,对汉武帝事业的负责,也是对自己人格精神的负责,还是要说真话、说实话。

   在申公看来,汉武帝的志向可以理解,汉武帝的魄力值得敬佩,但汉武帝急于求成的做法则是错误的,如果一意孤行地做下去,必定是事与愿违、南辕北辙。这种错误,归根到底,是朝廷内外的政治空气依然凝重,推行“新政”的战略时机还不成熟,一味蛮干,只会是欲速则不达,自取其辱。

   而申公之所以认为汉武帝在当时推行“新政”属于战略时机不成熟,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汉武帝的祖母大人---窦太后还健在,不但健在,而且还拥有特殊的权力与影响,还喜欢干预朝廷的政治,给前台的皇帝下指导棋。众所周知,窦太后是崇尚黄老之道的,对儒学与儒生并不感冒,“以为儒者文多质少”,汉武帝设明堂,延揽儒生,已让她十分恼怒,“太皇太后已怒”,“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悦魏其等。”(《史记》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全面推崇儒学,将其取代黄老之学而成为国家统治思想,那么,一定会彻底惹恼窦太后,招致不测之祸。甚至会使得汉武帝在皇帝宝座上能否继续坐下去都会成为问题,毕竟,窦太后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者,当年的太子刘荣既可废黜,如今的皇帝又何尝不能更换?很显然,申公对汉武帝一味进取、大搞特搞所谓的“建元改制”做法可能会引起的后果是忧心忡忡的,他希望劝诫汉武帝,提醒他全面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现在需要的是曲意顺从、韬光养晦,等待机会,和窦太后熬时间,让自然规律来最终解决问题,笑到最后。

   可是申公是明白人,他懂得“疏不间亲”的道理,这种谨慎的政治敏感性,决定了他不会也不敢在汉武帝面前把改革时机不成熟、窦太后活着情况下,一动不如一静,改制“更化”要等窦太后百年之后再启动之类的心里话直言无讳地和盘托出。于是他才“以迂为直”、曲里拐弯说上一通“为治者不在多言”,皮里阳秋、欲说还休,就看你汉武帝是否有悟性,有慧根,能够透过谜面来猜出谜底,知道及时地改弦更张,收敛锋芒了。由此看来,申公对汉武帝真的是充满期望、爱护备至。

   不过,此刻头脑已经发热的汉武帝是无法理解申公老先生的良苦用心的。他正沉浸于改制的初步成功的狂喜之中,根本听不出申公话中的弦外之音,也不会去考究谜面背后的谜底。恰恰相反,他也许会看低申公,认为朝廷花大本钱、大老远把他礼聘到京城,是个不尽高明的选择,申公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当然,既已请来了,也不便再送回去,只好多少考虑在“尊老”与“爱才”的份儿上,让申公当一个可有可无、聊备咨询的太中大夫。

  

   老师帮不上忙(或者说是不肯帮忙),汉武帝只好回过头来找老师的学生来抬轿,于是,他更加信任赵绾、王臧等人,倚重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而赵绾、王臧诸人的水平显然不如老师申公,很快就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了,在险恶的政治不归路上死心塌地、死不旋踵地大步行进。

   他们既然蒙承圣上的恩典,也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写下政治上的最大败笔、酿成生命中的致命苦酒。这就是他们居然在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候、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王)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卷六,《武帝纪》)当然,在推动此事过程中,王绾、赵绾等人还是对窦太后的威权有所忌惮的。所以,他们不敢公开地将罢黜“黄老之言”列入任务的清单之中,免得“投鼠忌器”,直接冒犯和触怒窦太后的“天威”,招惹不测之祸,而只是将法家、纵横家的学说作为直接打击的对象,当然,这也是一种投石问路、旁敲侧击。想观察窦太后本人对此的反应之后再相应地推进改革。

   可是,他们也太低估窦太后的政治智商和政治魄力了。窦太后可不是好唬弄的,她眼睛虽盲瞎,可心里却明白如镜。赵绾、王臧等人的小伎俩哪里能骗得过她,其奏议中所包藏的祸心,窦太后洞若观火、一清二楚。她知道,王绾、赵绾、王臧之流主张废黜法家、纵横家学说,不过是虚晃一枪,属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窦太后看来,赵绾、王臧之辈的真实意图,是针对“黄老之学”而来,是企图用儒学来替代“黄老之学”,从而实现国家统治指导思想的“鸠占鹊巢”、“桃代李僵”。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本动摇的政治和平演变问题,居心叵测、莫此为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为“黄老之学”的坚定信奉者,作为西汉王朝当时实际上的最高权威者,窦太后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可恶的政治挑衅行为的。她决定反击,决定给其对手及其幕后支持者以最严厉的惩罚。让他们明白,究竟谁才是大汉王朝的真正主宰者,“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你如果让我一时间不痛快,那么,就对不起了,我就让你一辈子都不好受。

   窦太后的雷霆之怒,很快就落到了赵绾等人的头上,在强大的政治权威如泰山压顶之势扫荡过来时,儒生人物的赵绾、王臧等人,丝毫没有抵抗的余地,只能是大败亏输、束手待毙:“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史记》卷一百十七,《儒林列传》)“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史记》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传》)在窦太后的绝对权威面前,作为赵绾、王臧等人后台的汉武帝也抗不住了,不得不忍痛割爱,丢卒保车:“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儒林列传》)。

  

   赵绾、王臧入狱后,知道窦太后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穷追猛打,弄个水落石出。这绝对是最糟糕的前景,很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最后穷根究底、查究到汉武帝那里,使得汉武帝本人也难以摆脱干系,导致其皇位岌岌可危。为了保住汉武帝,赵绾、王臧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自我了断,使事情到自己身上终结。于是,他们最终做出了平生唯一一件最正确的决定,“皆自杀”。

   至此,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较量中,窦太后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史记》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传》);“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令万石君家不言而用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史记》卷一百零三,《万石张叔列传》)汉武帝以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封建帝国统治指导思想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至此偃旗息鼓、灰飞烟灭。

   建元六年前135年,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太皇太后窦氏终于抗衡不了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寿终正寝了。这时,汉武帝的政治“禁锢期”遂告终结,他终于拥有了全权,可以乾纲独断、随心所欲了。这样,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之时机才完全成熟了。汉武帝于是乎堂而皇之地征召“贤良文学”们询问治国安邦之策略,并郑重其事地公开宣布:“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也。”

   在这样的热忱鼓励下,“一代儒宗”董仲舒与善于希世用事的公孙弘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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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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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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