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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扬:试论春秋笔法及其历史书写中的客观性

更新时间:2020-09-10 00:22:42
作者: 骆扬  
而这也提醒我们在任何历史记录中都不应忽略这一层次主观意识的存在,这种主观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又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也蕴含着时代的客观合理性。

   三、“鲁君见弑”书法中的隐与显

   除了主观意识中事实判断对史书记录的影响,《春秋》中客观史事的记录与客观事实不符更多的时候会受到主观意识中后一层次的影响,即书法的影响。书法问题因为在文本上有迹可循,所以对它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焦点所在。因为前人已经讲了很多,也十分系统详尽,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妨顺着前面的例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具体说明本节主题所要探讨的问题,即书法是怎样体现作者的主观意识的,特别是某些看似隐讳的书法是不是就完全掩盖了历史事实呢?

   上文谈到了孔子赞赏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为“书法不隐”,可奇怪的是,同样的弑君之事发生在鲁国却从未直接记录于《春秋》。对于这种情况,唐人啖助便解释说:“凡鲁君见弑,止皆书薨,不可斥言也;他国公子篡、大夫弑,必书名,志罪也”(18)。他国国君被杀就书作“弑君”,并根据具体情况不同而“称名”、“称国”、“称人”、“称盗”不同(19);而鲁君被杀却只书作“公薨”,不可明言。应该说,这是一种特有的讳书书法,虽然不知道这是鲁国史官本身的记录规则还是经过孔子笔削的结果,但它看起来与《公羊传·隐公十年》所总结的“《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20)的原则是大致相符的。比如《春秋》里记录鲁国非正常死亡的隐公、闵公两位国君之死均书作“公薨”,于弑君之事只字不提,如果没有《左传》对史事的记载,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两人的死因是被杀。那么《春秋》将鲁国的弑君行为修饰其辞为“公薨”,这样一种隐讳的书法是不是就将客观事实完全掩盖了呢?为何对于赵盾、崔杼弑君之事,晋、齐两国史官尚能直书其事;而鲁君见弑,孔子(或鲁国史官)却讳作“公薨”,这又如何能当得上孟子所言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呢?无怪乎刘知幾会讥讽孟子此言为“无乃乌有之谈”(21)了。那么该如何来解答刘知幾的疑惑呢?关于这个问题,孔颖达曾在《正义》中加以调停(22),但极为牵强。想要解决问题,还是应回到原典本身的解读。

   回到前文那个让人疑惑的记录,比如《春秋·隐公十一年》所记录的“公薨”,如果不熟悉《春秋》记录鲁国国君死亡的书法,并不会发现有什么异常之处。可是结合《公羊传》与《榖梁传》于此提出的疑问,我们便可揭开隐讳书法的面纱,依稀窥见这样书写背后的异常之处。

   《公羊传·隐公十一年》云:

   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雠,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不系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23)

   《榖梁传·隐公十一年》云:

   公薨不地,故也。隐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罪下也。(24)

   根据《公》、《榖》二传的叙述,我们发现看上去简简单单的“公薨”书写背后却大有学问。原来《春秋》记录鲁国国君的死亡,一般都遵循一套规定的书法规则。如果是正常死亡,那么除了记录“公薨”的事实外,还要记录死亡的地点,参看《春秋》中鲁国其他正常死亡国君的记录可知,正确的格式应该是“公薨于某处”;除此之外,还应该记录国君的葬礼。如果不符合这一规则的记录,就意味着有异常的情况发生,而这异常的情况一般就是国君被杀,即出现了弑君的行为。不记录地点就代表国君死非其所,不记录葬礼就代表弑君之贼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了解了以上这些规则后,我们再来进一步探讨刘知幾的疑惑,为何同样是弑君之行为,鲁国的记录却不同于他国之史书,出现了内外有别的情况,《春秋》这样的书法又如何能让“乱臣贼子惧”呢?对此,清儒陈澧曾作了如下的评论:

   晋董狐书:“赵盾弑其君”,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鲁桓公弑隐公,《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顾以为“乱臣贼子惧”,何也?董狐非赵氏臣也,齐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书也;孔子为鲁臣,于其先君之篡弑,不可直书也。鲁之旧史,虽有如南、董者,于隐公之弑,书公子翚而已矣,无以见桓公之罪恶矣。孔子修之,削去弑君者之名,但书薨而不书地,则与正终者异矣。隐公不书葬,桓公书即位,其为桓公弑隐公,不待言而明矣!此南、董之笔所不能到者也。赵盾、崔杼,弑君而不篡国,南、董能惧之;鲁桓公弑君篡国,虽南、董不能惧之,惟孔子乃能惧之。孔疏谓鲁旧史不书君弑为爱君,董狐则志在疾恶,此谬说也。《春秋》不疾恶,乱臣贼子何以惧乎?(25)

   陈澧的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虽然其中对于《春秋》中“公薨”的书法是否为孔子笔削尚须存疑,但他首先明确地指出,这两种弑君的情况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因此选择不同的记录方式完全可以解释得通。接着,他又表明这样的书法并未完全掩盖事实真相,其实只是讳而不隐,更是“南、董之笔所不能到者”。在此基础上,皮锡瑞进而论述道:

   孔子作《春秋》,与董狐、南史身为史官者不同。桓公以弟弑兄而代其位,又与赵盾、崔杼弑而未篡者不同。刘知幾以南、董之直笔,疑《春秋》之隐讳,是不知经、史之体本异,篡弑之事亦异,非可一概论也。陈氏发明《春秋》寓意之深,《左氏》叙事之善,可以破知幾之惑,而益信孟子之言矣。盖《春秋》虽为尊亲讳,亦必微辞见义。《公羊传》曰:“公薨,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又曰:“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公薨不书葬、不书地,则弑明;桓书即位,则隐为桓弑明。若必书公弟轨弑公,则轨为先君,不可直书。若但书公子翚弑公,或书寪氏,则纵舍首恶,更非信史矣。(26)

   皮氏作为一名今文经学家,反对刘知幾以史的标准去衡量《春秋》,认为《春秋》虽未明言弑君,但这种讳而不隐的笔法从某种意义上反而比那种所谓的如实记录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从而更好地彰显孔子的微言大义。皮氏本意是为经学张目,但却启发了我们,历史之真绝非如实直书那么简单,而有着不同层次的复杂性,春秋笔法讳而不隐的特点有时恰恰展示了历史深处更为真实的层面。

   综上所述,在《春秋》的这类事例中,史官(孔子)当然应该知道国君是被杀的,在事实认定这一层次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完全可以书作“某某弑其君”,但或许因为“内大恶讳”的原因,史官(孔子)在语言选择上不得不面临一个如何表达的问题:在简约记事方式的限制前提下,既不能将弑君之事明白直接地书写出来,又不能将这种情况与国君的正常死亡等同处理,所以只能通过特殊的书法来体现他所认定的客观事实。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春秋》的隐而不书并不是一味遮掩,而是将事件留在历史的阴影处,也是一种表达臧否的方式。史官无权直接表达自己的评判,就只能通过各种超乎寻常的表达规范来显示自己的意见。而《春秋》的讳书虽然看上去模糊了事实的真相,但对于三传的作者来说,尚处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清楚那些隐讳了的事实与记录规则,所以不成问题,这也是史官表现自己真实意图的一种特殊叙事方式(27)。确实如此,史官这样的记录书法将客观事实留在了阴影处,虽然普通人从“公薨”这样的书写中无法得知真实的情况如何,但熟悉其书写规则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异常之处,既不书地,又不书葬,所以联系类似的情况便可以归纳总结出这样的书法代表的就是弑君。所以《春秋》中有些看似隐讳的地方,不管是此处分析的“弑君”讳为“公薨”,还是像“晋侯召王”讳为“天王狩于河阳”,其实只是讳而不隐,史官用异乎寻常的书法表达,让人产生怀疑,使得“隐”变成了一种“显”,而并非单纯的掩饰。史官只是用他的方式记录历史,如果了解了他的书法规则,一定程度上也就理解了他所认定的事实。当然,我们如此分析并不是要提倡这样的书法,也并非为其辩护,只是想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即史书的记录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在历史的记载中,客观的史事与作史者的主观意识永远是交织在一起,不可分离的。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现心中的历史之真,并以此作为他们的职责使命之所在。孔子继承发扬了这一点,也对后来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自两汉以来,迄于清末,虽云《春秋》笔削褒贬,不得妄拟,然所谓书法,所谓正统,原本《春秋》大义。如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以晋承汉;如《通鉴》凡一统之君,死称崩,否则称殂,一统之国大臣死称薨,否则称卒,斯皆《春秋》书法也。历代作史者视为当然,益可见《春秋》寓褒贬于书法,入史学之深也。然则《春秋》一书,非仅编年之滥觞,亦史观之渊泉也。”(28)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春秋》的书写中本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反映客观历史的,即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二是反映主观意识的,即书写者的主观判断。历史文本是主体(书写者)与所记录客观对象(史事)的结合,这两个方面既互相矛盾,又密不可分,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春秋》按照史官的历史传统和职业要求记录史实,事件中包含着人物、时间、地点等,然而即使最简单的历史记录已经是人经过判断的结果,在逻辑上是一个判断式。这样的“如实”、“直书”,也是经过史官的主观判断而得来的。我们往往忽略了作者的主观思考判断,其实没有一个记录离得开主观的判断,但主观的判断并不意味着与客观真实相矛盾。史官的判断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史实的认定,即客观史事首先要经过史官主观的分析与决断,是书写者所认定的客观真实,但其认定的事实受礼法传统的影响,要理解他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不应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体系;二是史官的书写规则,即把经过分析认定的事实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也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客体化为春秋笔法,是那个时代历史观念的一种客观体现,在史官传统及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中不断得以固化和加强,是历史真实赖以存在的条件。再加上《春秋》辞约义丰,往往用有限的文字来记录层次丰富的史事与大义,所以在表述上不免出现难于周全的地方,这一定意义上又使得人们对春秋笔法的理解变得更为复杂。

   理解了史官判断这两个层次的纠缠,再回头看《春秋》中那些看似隐讳的地方,其实有时只是讳而不隐,因为有时“隐”也正是一种“显”,并非单纯的掩饰,而只是用他的方式记录历史。所以如果了解了史官的书法规则或孔子的“春秋笔法”,一定程度上也就理解了他们所认定的事实。当然,首先由于时代的久远,我们已经无法尽晓其规则,而且其规则也许本身就存在前后不完全一致的矛盾情况;再者,若孔子曾修过《春秋》,史官的记史规则与孔子的“春秋笔法”其实很难明确区分开来,因为就现有史料来看,所有学者对两者的辨析更多只是一种带有猜测性质的结论,因为“文献不足征也”,即使能自圆其说,亦无法得到确证。这些无疑给我们认识春秋笔法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在实践中对于此点尚需具体的分析,但却并不妨碍我们在研究时对《春秋》的记载有着比较自觉的认识。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恰好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而也正是《春秋》记载中存在的这种客观事实与主观意识之间的张力,给后世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注释:

   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67页。

   ②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1913页。

③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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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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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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