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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维特根斯坦的“上帝”

更新时间:2020-09-09 12:39:24
作者: 李文倩  

  

   1916年8月1日,有关“上帝”,维特根斯坦在其笔记中写道:“所有实际情况都是上帝。”[22](§826)“上帝就是所有实际情况。”[23](§827)说所有实际情况是上帝,即是说上帝即世界,但按照维特根斯坦一贯的表述,上帝是在世界之外的。如何理解这两句话呢?笔者认为,正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维特根斯坦的笔记写作,具有高度的探索性,因此存在表述不一致或前后矛盾的地方。而且,维特根斯坦也本未打算出版这些东西。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对这两句话提出合理的解释呢?笔者不认为是这样。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世界”这一概念。照《逻辑哲学论》中的理解,世界是所有事实的总和,但在这一标准的表述之外,维特根斯坦对此是否还有另外的理解呢?我们在其1916年6月11日的笔记中,找到了这样一条表述:“那个生命就是世界。”[24]也就是说,在某种临时性的用法中,维特根斯坦曾将世界理解为“生命”。由此做一个简单的替换,即可看到,所谓上帝即世界,即是说上帝就是生命。考虑到相关的上下文,“上帝即生命”的意思,即是说上帝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二、神学用法


   说维特根斯坦之“上帝”的“神学用法”,并非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对神学感兴趣或在这一领域内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有关神学之目的,卡斯培说:“神学的全部目的便是以一种科学反思的方式把握住作为信仰之一部分的理解、寻求(quaerere)和提问。当神学把信仰中固有的问题转换为一个科学的问题时,它并不是在建构某种与信仰不同的(aliud)东西,而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aliter)说出那同一种信仰,并且赋予它一种有条不紊的科学的反思形式。”[25]简而言之,神学的工作,即是为信仰寻求理性的证明。

  

   但在对信仰的理解上,维特根斯坦认为,信仰是一种激情,它无关乎理性。理性的证明或反驳,在根本上无助于信仰当然也对其构不成任何实质性的挑战。从这个角度看,维特根斯坦不可能对正统意义上的神学研究有多大的兴趣。因此,我们在这里的考察,只不过是说,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在其笔记中对“上帝”的部分谈论,或多或少涉及到了神学的议题。我们以下的工作,即对此进行一个概要性的考察。

  

   1937年,维特根斯坦在笔记中写道:

  

   克尔凯郭尔写道:如果基督教这样宽容和和蔼,那上帝为什么在《圣经》中使天国和地狱共存同行,并且威胁要进行永恒的惩罚呢?——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圣经》这样含糊呢?如果我们想警告某人注意可怕的危险,能否给他去猜个谜,谜底是警告的内容呢?——可是哪个会说《圣经》确实含糊呢?在这种情况下,“出个谜”难道不是关键吗?另一方面,难道更直接的警告一定会引起错误的结果吗?上帝要四个人详细叙述他的化身耶稣的生活,他们的叙述在各种场合都不一样,前后矛盾——然而,能否说:重要的是,这种叙述不应超乎寻常地显得合情合理,从而不应被看做本质的、决定性的因素呢?因此,不应该不适当地相信字面意义,而精神应该享有它的正当权利。[26]

  

   在这段话中,维特根斯坦先是接过克尔凯郭尔的话头,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即上帝既然是仁慈的,为什么还要有惩罚?而且,在关于惩罚的问题上,《圣经》的记载为何如此之含糊?直接的警告不更好一些吗?它难道就是要让我们来“猜谜”吗?更进一步,维特根斯坦指出,《圣经》在一些事情的表述上,有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这又作何解释呢?在这里,尽管我们无法对上述问题提供有效的解答,但可以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的这一系列提问,涉及如何诠释《圣经》的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在这段话的结尾处,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不应该只是死扣字眼,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其在精神层面上所揭示的内容。

  

   关于惩罚,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来的思考中,对此问题有持续地探讨。1949年,他在笔记中写道:“人可以不用惩罚的概念去说明地狱惩罚的概念吗?或者说,不用善良的概念去说明上帝善良的概念吗?”[27]对此问题,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虽未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按照他后期哲学的思想,不用惩罚或善良的概念,我们就无法对“地狱惩罚”或“上帝善良”的说法给予合理的说明。正如我们不先有计算的概念,就无法理解“心算”是什么,以及如果不先以物理时间为参照,“记忆时间”就是不可能的[28]。

  

   1937年,维特根斯坦在其笔记中,还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我们无法脱离某种生活形式而对“上帝”这样的语词有切实的理解。他这样写道:

  

   我读到:“除了圣灵以外,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上帝。”——这是真的:我不能称他为上帝,因为这对于我来说等于什么没有说。我可以称他为“完人”,甚至“神”——或者说,他被人如此称呼时,我能够理解:但是我不能有意吐出“上帝”这个词。因为我不相信他将会审判我:因为那对于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只有我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时,这个词对我才有一定意义。[29]

  

   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表明,在根本的意义上,他无法理解“上帝”一词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不相信上帝对人的审判。而且,直到1950年,他仍说:“上帝如何审判一个人,这完全是某种我们不能想象的事情。”[30]

  

   非宗教徒不能想象上帝对人的审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徒们相信末日审判是一种错误的信念。事实上,相信末日审判,对宗教徒们的生活有着相当广泛而切实的影响。从这一角度看,某些语词或命题的意义,只有在一定的生活形式之上,才能真实地显现出来。宗教命题即是其中的一种,它的意义之显现,一定是与某一种生活形式相连,而不在于科学意义上的真或假。有关这一点,正如皮尔斯所言:“宗教命题的意义不在于如果它是真的它必然会产生的功能,而是一种使信服它的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差别的功能。宗教信仰不同于事实信仰,它不是假设,它不以事实为依据,它不被视为有多大的可能性。”[31]

  

   我们知道,在前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命题的意义在于对事实的“反映”,故而,那些对世界无所言说的“命题”,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命题,它们是毫无意义的。而有关超验事项如关于上帝的言说,也就是不可能的了。但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宗教命题之所以有意义,并不在于它们对某种事实有所陈述,而在于和宗教实践密切关联。1950年,维特根斯坦写道:

  

   我是怎样知道彼此说相信上帝的两个人所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呢?而这同一个意思恰恰是指信仰宗教的三位一体呢?一种强调某种特殊的词、句子的使用而制止其他的词、句子的使用的神学,并不能更清楚地解决任何问题(卡尔·巴特)。正如有人所说的,神学好像是用词所示意的,因为它想要说明某些事物而不知如何表述。实践产生了词的意义。[32]

  

   在这段话中,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实践是宗教表述之意义的来源。因此,两个宗教徒有关宗教事项的说法,之所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并不是因为对相同事实的描述,而在于他们有着彼此相近的生活形式。如此,非宗教徒无法确切地把握和理解宗教徒们所说的话,即是相当自然的了。这里没有什么太过神秘的东西。非宗教徒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指责相信上帝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事实上,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上,正如我们以上已简单提及的,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理性与信仰有多大的关系。在他看来,某种生活方式的形成或各种痛苦的体验,才是一个人走向信仰的关键。在1950年的笔记中,维特根斯坦写道:

  

   上帝存在的证明应真正是某种使人自己确信上帝存在的东西。但是,我认为这种证明的信奉者们想要做的是给他们的“信仰”提出一种用他们的理性去分析和论证的基本原则,虽然他们决不会使自己把信仰当成这种证明的一个结果。也许,有人会说:“使某人确信上帝存在”通过的是某一类教育,通过的是他的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的形成。

  

   生活可以教育人相信上帝。而经验也会带来这一点。但我不是说视觉和感觉经验的其他形式向我们表明“这种存在物的存在”,而是指各种痛苦的体验。这些感觉经验既不以感觉表象向我们表明对象的方式来表明上帝,也不造成我们对上帝的想象。[33]

  

   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指出,信仰并非理性证明的结果。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上,信仰是在先的,而理性的证明不过是对信仰的一种辩护,但却极少有人因为信服某一理性的论证,从而走向信仰的道路。某一类教育,某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各种各样极端痛苦的体验,使一个人进入到信仰的世界之中。这样一个过程,并非是全然理性的,但我们也不能说它就是非理性的。从这个角度看,神学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对信仰之合理性的辩护,它或许能使一个宗教徒的信仰更加坚定,却很少能以这种方式,将一个非宗教徒带入信仰。维特根斯坦的这一看法,指明了宗教信仰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也从某一角度“证明”了一句老话,即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在其笔记中,维特根斯坦还对不少传统的宗教教义,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不相信奇迹,对上帝“拣选说”也存有异议。从这些方面看,维特根斯坦大概算不上一个正统意义上的宗教徒。

  

   大约在1944年,维特根斯坦在笔记中写道:

  

   奇迹仿佛是上帝做出的一种姿态。如同一个人迅速坐下来,然后做出给人留下印象的姿态一样。上帝使世界平稳地运行,然后伴随着由一种象征自然姿态出现的圣徒的言词。如果圣徒对仿佛尊敬他而在他周围弯曲的树讲话时,这也许是一个实例。——现在,我相信这能发生吗?我不相信。[34]

  

   将奇迹视为上帝做出的一种姿态,为的是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或许并未能为一般的宗教信徒所能接受。在圣徒传播上帝的话语之时,树木亦为表尊敬而呈弯曲之态,这在宗教信徒看来,即是一个奇迹,是对上帝之全能的证明。但维特根斯坦却始终无法相信这样的事情,尽管他一直试图去理解,并对宗教信仰者抱有极大的尊敬。

  

   关于“拣选说”,维特根斯坦在其1948年的笔记中写道:

  

   如果上帝真的选择了那些被拯救的人,那为什么上帝不依据国籍、种族或性情而选择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说,为什么这种选择在自然规律中找不到表现形式,就没有任何理由。(当然,上帝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选择,就在于他的选择符合了某一规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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