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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如何正解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解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更新时间:2020-09-08 22:53:15
作者: 姚洋 (进入专栏)  

   到唐代,相权进一步扩大,科举开始完善。

   唐代相权开始一分为三,分属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为皇帝拟定诏书,拟完要经过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果不同意可以打回去,这叫“封驳”。尚书省管执行,下辖六部。所以,门下省和中书省权力非常大。门下省同意的诏书皇帝要在诏书上签敕(即朱批),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算生效。没有中书门下之印,敕令就不合法。唐中宗时期,凡是未经门下省同意的诏书,皇帝都是用黑笔而不是红笔来签字,诏书的封口也不能用正封而是斜封,这样的诏书当时被称为“斜封墨敕”,没有经过门下省审核而被皇帝任命的官员,也因此被称为“斜封官”,会在官场抬不起头,因为不是经过合法程序任命的。

   唐代还完善了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和明代科举取进士不同,除进士科外,唐代科举考算术、法科、军事等很多科目,宋朝基本继承了唐朝的考试制度,只不过进士科变得最重要。

   因为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动乱,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所以总体而言,唐代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熔炉时代。

  

   宋:中国现代性的拂晓时分

   钱穆先生在书里对北宋的评价沿用了过去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宋代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朝代,因为总被外族入侵,燕云十六州被辽抢占,后来被金人赶到南边,最后又被蒙元灭掉。另一方面,宋代皇权比汉唐更集中,所以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政治的衰落从北宋开始。

   与钱穆先生看法不同,我认为北宋是中国近现代的拂晓时分,这也是不少现代历史学家的新见解。宋代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顶峰,而且出现了工业文明的迹象。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说得非常好。

   我还想补充一点,宋代还是儒家政治的最高峰,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它是一个真正的“道统”时代,历史上的士大夫在北宋时期地位最高。宋朝士大夫认为“道理最大”,他们也真是这么做的。宋太祖第一任宰相是赵普,宋太祖与之称兄道弟,有一次宋太祖问赵普,说天下何物最大?赵普一开始不想说,宋太祖再问,赵普就回说道理最大。在皇帝面前说道理最大,在明、清绝对是要被砍头的,但是宋太祖没有这么做,而且还认为说得好。

   宋朝士大夫也用“道统”规训“治统”。北宋大儒之一程颐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筳”,意思是说皇帝不要管日常运行,天下能不能治好是宰相的责任,君主德行的高低,责任在经筳官。宋代为皇帝讲儒家思想的儒家学者即经筳官。程颐做经筳官时,要坐着而不是站着讲课,他的理由是“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意思是要皇帝尊儒重道,儒家的道理比皇帝更大。

   与此同时,北宋也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士大夫开始自我觉醒,一如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大夫广泛参与政治,北宋也是科举取士最多的朝代。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北宋经济实力强大,能养得起这么多官员。

   宋朝也是法治时代。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没有法治,我认为不完全对。陈亮是永嘉学派的早期代表之一,他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意思是天下要讲法,因为人心多怀私利。他又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不足以展布四体,奸㝌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意思是法律虽然对贤良之人有所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对奸究之人做出限制。这一思想和后来西方法治思想不谋而合。如果不知道这些话是谁写的,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是清末学过西学的学者所言。

   宋太祖曾立“誓碑”表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一是要求子孙要善待柴氏子孙,因为宋太祖篡夺了柴氏江山,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相传宋太祖立誓碑后,他的弟弟以及后代子孙当上皇帝后,都要带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去誓碑所在的地方,拉开誓碑的帘子然后跪下来默念,直到能背诵下来为止。

   北宋这个祖宗之法最后变成了君臣契约。北宋历史上的确很少杀士大夫或上书言事之人。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典型故事:宋神宗时期西夏战事失利,神宗很气愤,想杀一个小官泄愤。门下侍郎章惇(后来做到丞相)当即反对,神宗改说敕字发配,章惇仍然反对,神宗问为什么?章惇回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只好作罢,但是声色俱厉地抱怨:“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更干脆:“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罢!”北宋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以此对照英国的《大宪章》,宋太祖的祖宗家训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意义?《大宪章》其实是13世纪贵族和国王之间签订的一份协议,目的是限制国王肆意妄为,尤其是随意征税。然而,这份协议几百年间都没有得到真正执行,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吸收《大宪章》的思想撰写出《权利法案》,《大宪章》才被重视,如今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宪政的重要文献。宋太祖的“誓碑”当然不算一个双方契约,却是一方当事人自愿做出的约束,如果没有外敌入侵,这份自我约束演进下去,会不会变成君主立宪制度也很难说。

   宋代有真正的“化家为国”理念。宋高宗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昏君,也是南宋第一个皇帝,岳飞本来都要收复东京了,他不让打,最后还杀了岳飞。这样一位皇帝,御史陈庭实却敢当着他的面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君臣共治在宋代是实实在在的,尽管后来君权有所增加,相权进一步分散,宰相常常2-3人担任,枢密院主官军事,还增设三司主官财政、大理寺行使法院职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乱来,封驳仍然是常态。因为御史台的地位也上升了,进谏非常多。比如包拯反对宋仁宗的人事任命,吐沫星子都喷到仁宗脸上,仁宗还要听着他说,回到后庭才敢擦。

   宋代台谏之风盛行,但是台谏也很危险。比如御史台谏言弹劾宰相,如果谏官赢了,宰相就会下台,如果宰相不下台,谏官就得辞职。王安石变法之后,台谏之风恶化了宋代政治生态,导致党争过头,酿成不少冤案,如弹劾苏轼的“乌台诗案”,称为“乌台”是因为当时御史台院子里的树上停了很多乌鸦。不过,即使党争激烈,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不合,但是两个人私下是朋友。

   以现代观念来看,党争可能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美国自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托马斯·杰斐逊参与总统竞选开始,已经出现党争。宋代台谏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意义即在于此。

   宋代还是科举取士的黄金时代。宋朝丞相的年俸约等于现在的300万元,是几千年里最高的。宋代科举也不再给贵族留名额,唐代还给贵族留一些名额,到宋代真正实现了平民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宋仁宗在位40年,“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有一年制举考试,二苏(苏轼和苏辙)和另外两名学子参加,其实考试是为二苏量身定制,就是想要招他们做官。苏辙的策论对仁宗进行了人身攻击般的批评,批判仁宗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仁宗对此不为所动,称苏辙不过胡说八道,天下人不会被蒙蔽,而且自己向来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表示因此罪责苏辙才是丢脸的事,还给苏辙分配了官职。

  

   明清:从僵化走向衰落

   明清的衰落始于南宋。南宋的衰落,一方面是政治开始走向僵化,另一方面是礼学在南宋中后期成为官学。在社会动荡不安、激烈变化的时候,大家都想要找出理由,宋后期人们找到的解释是人性坏了,所以就向内求索,于是产生了心学。

   有一句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国”,宋代之后中华文明的顶峰过去了。对于宋代的灭亡,人们有很多悲痛难舍,这从张孝祥的一首词里可以看出来。南宋和金朝的分界点在淮河,他站在淮河南岸望着北岸写了一首《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最后几句很能说明当时人们的心情:“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自秦以后,中国历史两个一千年的发展曲线,基本上是前一千年在上升,后一千年在下降。竺可桢先生曾统计中国三千年历史里的气候变化,后来有人在此基础上绘制成一条气候变化曲线。据这条曲线记录,中国三千年历史共经历过两次大降温,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400多年,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每次降温,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下次讲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我会重点讲社会变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这也是莫里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两者密不可分。

   元朝在建制上承袭了宋制,但是把汉人踩在脚下,南方人就更惨。元代是野蛮文明取代了汉人的先进文明,下跪和陪葬都是历史的大倒退,到明代,这两项制度变得更彻底,朱元璋死后陪葬者非常多,仅嫔妃就有几十人。朱元璋还撤掉了宰相,明代士大夫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明朝皇帝可以在大殿上廷杖官员,有几次甚至打死一二十人。据统计,明朝300来年发生廷杖事件500多起。同时海禁开始实施。明朝社会由此走向全面的封闭。

   清朝是又一次蛮族统治,虽然满人比蒙古人汉化得彻底一些,但是仍然对汉人高度戒备,也保留了很多蛮族特征。也是从清朝开始,重新“化国为家”,把中国历史引入更黑暗的时代。乾隆之后也就是进入19世纪之后才好一些,清朝政治才变得柔和了一些,但依然没有宰相,内阁也是虚置。清朝军机处的权利越来越大,士大夫们成了皇帝的奴才,在皇帝面前必须自称奴才,士大夫所承载的儒家“道统”荡然无存。

   清代“文字狱”使得社会万马齐喑,当然南宋也有“文字狱”,但是远没有清朝严苛,清朝即使是乾隆时期“文字狱”仍然很严重。乾隆评价宋代程颐“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筳”这句话说,“君德”怎么能和“天下治乱”无关,皇帝不知天下哪来的成就?乾隆还曾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皇祖就是康熙,皇考就是雍正。清朝的皇帝至少到乾隆为止都非常用功的,甚至比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用功,但一人独断的制度安排把中国政治带入了黑暗时代。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当代的启示

   钱穆先生这本书对当代的启示,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两点:

   首先,中国古代政治并没有那么黑暗。从春秋到北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上升期,期间“化家为国”开创了现代国家形态,法治至少也有萌芽,因此也出现了权力的制衡。

   我正在和合作者以“儒家政治”为主题写一本书,我们认为,儒家政治的理想原型可以和民主政治的理想原型互为补充。民主政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和权力制衡。儒家政治强调官员德行、政治秩序和社会的融洽。这些价值都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共同推崇的,缺一不可。如果仅仅强调抽象的平等,会发现社会不融洽,也兼顾不了官员德行,也因此美国会出现特朗普、篷佩奥这样的官员,这是民主政治的失败。在我们的制度里,官员上任之前,人们首先都要考察这个人的能力和德行,这是儒家政治对民主政治的有益补充。

   如果以中国儒家政治的视角看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会发现,邓小平的功绩在今人看来是改革开放,但未来几百年之后的历史学家可能还要加上一点,就是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即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一如毛泽东所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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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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