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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柱:特朗普政府技术民族主义论析

更新时间:2020-09-05 19:21:45
作者: 刘国柱 (进入专栏)  
主要有:对新兴和基础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2018年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列出了美国政府拟议管制的14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清单,涵盖人工智能、微处理器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机器人、3D打印、量子信息、先进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领域;赋予商务部部长更广泛的权力,以阻止美国公司和任何与“外国对手”相关的人之间涉及敏感硬件,软件或数据服务的任何交易;限制竞争对手与美国的科技人员交流,包括“将审查签证程序,以减少非传统情报收集者的经济盗窃……考虑限制来自特定国家的外国留学生,以确保知识产权不会转移给我们的竞争对手”[10];在敏感技术领域限制竞争对手的科研人员到美国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限制竞争对手在美国设立研究机构、招聘研究人员等等。篇幅关系,不再一一列举。

   总体来看,在特朗普时期,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呈现出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迅猛的上升势头。而导致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上升的最关键因素,就是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优势逐渐缩小,甚至在部分领域面临被对手超越的危险。忧患传统和危机意识是催生当代美国技术民族主义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运用联邦政府的权利推动美国新兴技术的发展,争夺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对竞争对手进行无情的打压。


二 争夺新兴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是特朗普时期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

  

   何为“新兴技术”?不同的学者、美国不同政府部门理解也不尽相同,而且,很多新兴技术相互交叉、还有一些附带技术在其中,因而也难以给予明确的区分。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新兴技术与国家安全”研究团队的调查,被确定为美国应投资的最关键的新兴技术领域排在前几位的是:人工智能、网络、量子技术、科学基础设施。[11]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强调特朗普政府关注的四项关键技术分别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量子信息科学和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下文简称5G技术)[12]。特朗普政府2017年制定的《2019财年政府研究与开发的优先事项》,要求美国各政府机构将重点放在“自主系统、生物识别、储能、基因编辑、机器学习和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13]等领域的基础研究上;而2018年制定的《2020财年政府研究与开发的优先事项》,重点强调的则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和战略计算”[14];2019年制定的《2021财年政府研究与开发的优先事项》,政府重点投资的研发领域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和计算、先进的通信网络和先进制造业”[15]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计算)科学和5G技术是最受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战略界持久关注的新兴技术领域。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持久关注上述三个技术领域,首先是认识到这三个技术领域在未来科技、产业和安全等领域的重要地位。而美国的目标就是确保在这三大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布鲁金斯学会总裁约翰·艾伦(John R. Allen)等人将人工智能称为“人类事务的一场革命,并且认为该技术将成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创新。”[16]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早期开发者和国际领导者,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随着人工智能创新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美国“不能袖手旁观并假定我们的领导能力得到保证。我们必须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继续受到美国人创造力的推动,反映出美国的价值观,并为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应用。”[17]这一论述是技术民族主义者关于技术由“谁”掌握,为“谁”服务的意识的典型体现。

   与已经形成相当产业规模的人工智能领域不同,到目前为止,量子信息科学技术还没有已知的可行产品。这意味着,量子信息科学实际上尚处于起步阶段,属于比人工智能还要新的新兴技术领域。但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大国都已经意识到量子信息科学在未来科技、经济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性。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认为:站在量子信息科学的前沿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在科学发明方面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如果完全投入使用,下一代信息技术将改变现有的计算、通信、加密和防御技术和能力。此外,“量子信息科学方面的领导地位也将从近乎牢不可破的通信安全以及潜在的卫星和雷达技术发展中获得巨大的国家安全利益。”[18]也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政府决心“致力于保持和扩大美国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领导地位,保护未来的长远利益,并保护通过这项研究创造的科学和技术。”[19]可见,争取量子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既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推动量子信息技术发展的主要动机,也是最好的借口。

   5G技术是以其高容量和超低延迟功能,被视为移动通信技术革命性的突破。上述特性使得5G技术成为实时、精确的命令和控制系统。基于5G技术各种各样的设备,可以分散并嵌入各种业务领域的商业和工业设备中,例如交通、能源、金融、医疗保健、智能设备、一些收集和传输数据的传感器、一些执行远程命令的执行器、农业等。无论哪个国家通过硬件、软件和技术标准主导5G技术基础设施,都有可能在全球经济中拥有巨大的经济和商业优势。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技术项目政策主任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断言:“谁制造5G技术、谁制定标准、谁拥有知识产权都会对安全、创新和就业产生影响。今天做出的关于5G技术的决定将影响几十年的国家安全和经济表现。”[20] 然而,在5G技术领域,美国的领导地位明显受到侵蚀,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冲击。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在充当世界信息主干设备上的主导地位挑战了美国作为技术创新全球领导者的传统地位,这种动态将会削弱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鉴于此,“美国必须成为5G技术的领先者。”[21]

   其次,特朗普政府认为上述技术领域攸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人工智能被视为与美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技术领域,它不仅会带来军事理念和技术的进步甚至革命。一方面,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大数据分析将改变传统的战争和战场决策模式。战争是一个与时间竞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最快做出决定和最迅速地执行任务的一方通常会占上风。运用人工智能辅助的命令和控制系统,可以使决策支持和决策的速度大大超过传统发动战争的速度。这个过程将会如此之快,以至于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为其起了一个新的名词:超战(Hyperwar)。人工智能技术将决定美国在“新形式的冲突中是否具有竞争力”[22]。

   但不可否认,人工智能也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与挑战。在军事领域,“复杂的战场环境下,拥有高度智能的无人作战系统极有可能出现识别错误、通信降级甚至被敌方电磁、网络攻击后‘倒戈反击’等问题,而诸如无差别攻击、系统失控等更会给智能武器的军事应用带来无穷隐忧。”[23]

   量子信息技术对于美国国家安全而言同样是挑战与机遇并存。量子信息科学领域正在产生与国防相关的多种新应用:尽管量子速度尚不清晰和明朗,但直接计算能力或由此产生的材料和系统的任何改进都可能极大地影响军事效力;量子加密或量子密钥分发(QKD)、量子密码分析和量子感测都有望以不同的方式显著影响战略安全。量子加密的最常见形式是在安全通信会话启动期间使用光子的量子“叠加”传输密码密钥,它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手段来了解通信是否已被截获和检查;而量子密码分析是指量子计算用于解密编码消息的特定应用,当量子密码分析确实可用时,它将使现有的通信易于解密,从而对国防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量子感测可以使下一代的传感器和探测器应用于防务领域,使用量子技术测量磁场的超导磁力计可以用来探测敌方潜艇,而量子雷达甚至可以用来探测低能观察到的飞机(隐形飞机)。显而易见,如果竞争对手率先掌握了上述技术,将对依赖信息技术和隐形技术的美国军事优势构成挑战,从而降低美国的比较优势;如果美国能够继续保持在量子技术的领先地位,则可以大大加强美国的霸权地位。量子信息科学在未来国家安全领域所呈现出的重要性,让特朗普政府将这一技术领域放在与人工智能基本上同等重要的地位。

   与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技术相比,美国在国际5G技术领域的地位是最为尴尬的。美国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坦承: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没有引领下一个技术时代”[24]的新兴技术领域。5G技术的相对缺失首先让美国感受到的就是国家安全领域所面对的挑战与威胁。迄今为止,美国政界和智库界围绕5G技术谈论最多的就是该技术领域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与挑战。这种威胁与挑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与美国国内5G技术基础设施相关的安全威胁。在5G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国内已经没有任何核心电信网络设备的制造商。华为、诺基亚、爱立信和中兴四家公司主导5G技术网络所需的核心网络技术的市场。这些公司都不是美国公司。美国只能在欧洲安全伙伴(爱立信和诺基亚)和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之间选择。由于华为和中兴通讯在5G技术产品和相关网络设备市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让美国决策者担心建设5G技术基础设施的努力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回答有关中兴通讯和华为的问题时总结说:“我们深感关切的是,允许任何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外国政府的公司或实体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获得权力的风险。这提供了对我们的电信基础设施施加压力或控制的能力;它提供了恶意修改或窃取信息的能力;它提供了进行未被发现的间谍活动的能力。”[25]

   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履行使命的能力面临着威胁与挑战。作为全球性大国,美国在海外拥有庞大的利益,同时也拥有最为频繁和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情报行动和人道主义行动等。美国担心,“由中国5G技术组成的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并可能由一家中国公司代表东道国电信运营商运营--可能会影响美国和盟国军事和情报行动的安全。”[26]

   再次,上述三大技术领域,代表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攸关美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根据美国银行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预测,到2020年,基于人工智能系统的全球市场预计将增长到1530亿美元左右,其中机器人市场830亿美元,基于人工智能的分析市场700亿美元。[27]而根据埃森哲研究公司(Accenture Research)和前沿经济学公司(Frontier Economics Predict)基于对12个发达国家的研究预测,到2035年,人工智能可以使“年经济增长率翻倍”,同时还能使劳动生产率提高40%。[28]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13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活动[29];但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发展空间并不会在世界各国平均分配,在人工智能领域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将占据更大的经济和市场份额。“与当今相比,领先的人工智能国家可以额外获得20%到25%的净经济收益,而发展中国家可能仅占5%至15%。”[30]

量子信息技术同样会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机会。“特朗普政府致力于美国在量子信息科学方面的领导地位”,一个重要考虑就是释放量子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增长……不可思议的潜力。”[31]在美国政府看来,在经济上,量子信息科学的领先者将获得全球市场主导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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