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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英:突破与类聚:2019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览

更新时间:2020-09-04 09:56:56
作者: 杨英  

   摘 要:2019年度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体现了学者们近年一直坚持的突破既往成果积淀深厚且文献较少这一瓶颈的努力。《剑桥六朝史》的出版代表了英文世界研究的最高水平。国内研究中,“新政治史”在各点继续深入,体现了继承传统,走向未来的突破;“政治体”概念的提出以及新一代学者们日益增长的国际视野,造就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在物的历史、知识和信仰的历史等领域,优秀成果的年度群体亮相,使得传统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的研究壁垒渐趋模糊,新范式的运用使得更新换代的成果逐渐类聚。这一趋势目前仍在持续中。

   关键词:突破;类聚;新政治史;物的历史;知识和信仰的历史

   作者简介:杨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既往大师众多,成果积淀深厚,且传世文献相对而言资料量少,内容单一,简牍、墓志等新资料的突破性发现也很有限,因此创新难度较大。但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也是当下中青年学者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下文便分四部分,综括2019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年度前沿成果,本文的目的旨在关注当下学术的热点,综括已凝练出的方法并展望未来,定有挂一漏万之处,还望读者见谅!

  

   一、传统和未来:“新政治史”的突破

   首先有必要介绍的是《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2, the Six Dynas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六朝部分于本年度出版。本书共有900多页,作者是来自欧美、澳洲、中国大陆、中国港台的27位学者(中国大陆有荣新江、侯旭东两位参加),分三十个章节钩沉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族群关系、战争、农业、两性、艺术、宗教、哲学、物质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及其变迁,代表了国际汉学界该时段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们认为中国的历史在此阶段因为异族的入侵而变得多样化,并且历史走向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这一时期文学日益独立,宗教蓬勃发展,并非像以往认识的那样完全混乱,一无是处。本书叙事方式跟国内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相比有较大差异:首先,中国学者熟悉的大一统史观及“汉化”(sinolization)是不存在的,少数民族政权跟汉族政权之间的竞争、交流在本书的叙事中处于同一层次平台上;其次,对物质文化、宗教、性别有格外的关注和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对墓志等资料的运用远不如国内学者娴熟。这些“他山之石”值得国内的魏晋南北朝史学者们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下文将以国内学者的研究为主介绍本年度的学术成果。

   (一)传统的选题及研究范式下的成果

   传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大致分为政治制度、世家大族、经济文化几大类议题进行,可以看出明显的条块分割。目前这样的研究面临选题殆尽,方法出新困难等困境[1],但随着出版的繁荣与便利,传统研究在数量上仍然保持增长。其中政治制度研究是最重要的内容。高敏《魏晋南北朝史料、札记及书评集》(人民出版社)是一部先生生前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涉及对正史资料及《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的研究等内容;《简修炜先生中古史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此类似,收录简先生生前论文34篇。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了汉代各种外交决策制度、外交专职机构乃至地方行政与边防机构、边境镇抚机构(军镇、都护)的外交职能等,此书堪称是20世纪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但新世纪学术发展迅猛,现在回望此书存在诸多局限。首先,关键概念“外交”的内涵不清晰;其次,仅从现象出发,按时代、国别进行简单分类的痕迹比较明显,许多地方以叙述过程(如解忧公主、冯嫽的事例)替代了深入剖析,这些都是先前学术范式的局限性造成的。张金龙《唐前太子卫率詹事制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是对太子卫率詹事类职官的纵向个案研究;张鹤泉《东魏北齐开府仪同三司考》(马志强主编《北朝研究》第九辑)亦属于此类。青年学者有的研究亦继承此学脉,进一步廓清了许多制度细节问题。如刘雅君《两晋政治格局中的太子詹事与东宫建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9辑)、过超《论北周中正的发展与演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0辑)均是对制度史当中某一问题的专门考证。

   世家大族及其政治集团是传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另一类重要选题,本年度传统研究范式的零星成果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9、40辑分别刊发了沈国光《前秦“枋头集团”申论——对十六国时期地缘关系与流寓集团的一次考察》、曹鹏程《说“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前者考察了十六国流寓集团—“枋头集团”,后者考察了益州的政治势力博弈;李学功等《郡望吴兴族鉴南浔——沈氏宗姓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考察了汉晋到南朝,吴兴沈氏从移民户到军功士族再到文化士族的演变过程;刘志国对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家族渊源[2];张庆捷《高欢旧友与东魏北齐政治》(《史志学刊》2019年第1期)考察了高欢旧友形成的政治集团在从六镇起义到东魏北齐的政治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此外,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是传统魏晋南北朝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研究颇为沉寂。本年度张剑光《中古时期江南经济与文化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共收论文24篇,上编主要谈江南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下编从教育和饮食、娱乐活动等方面探讨江南,研究路数比较传统。相比之下,陈彦良《币制兴衰四百年:魏晋南北朝的通货膨胀与紧缩》(格致出版社,此书曾于2013年在台湾由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难得的佳作,此书利用墓葬和窖藏数据,结合传统文献,辅以货币学理,系统阐述了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通货紧缩、通货膨胀肆虐并剖析原因——由于战乱和经济凋敝,各朝政府通过发行溢价的劣币来尽可能地汲取社会资源,偶有精良货币也因吏治败坏而轻劣化,且因朝廷放任,权贵私铸十分猖獗,于是国家信用彻底败坏,民间失去了货币使用偏好转向以物易物,另一方面在“劣币驱逐良币”驱使下,相对精良的古币退出交易,进一步加剧了货币信用的崩解。朱安祥认为理念因素是两晋不铸币的最重要原因[3]。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三国研究。在国内,或许是因为三国史掺杂了正史、演义、戏曲等多重难以彼此剥离的因素,且前辈学者对三国历史的走向和节点已有过高水平的分析,近十年来三国史研究一直比较沉寂。本年度重要专著有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中华书局),对三国时期军事重镇、军事方略、战争的路线、关防、部署等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从经济区域、地形条件、交通、武器装备等方面分析了三国兵争要地的成因及其地理演变过程,是一部集大成的三国时期历史军事地理学研究专著。李万生《论所谓“人民不愿作战”——蜀汉亡国原因探讨之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对王仲荦提出的蜀汉灭亡是由于益州“人民不愿作战”这一观点做了辨析,认为蜀汉的灭亡是因为战略错误,即没有在阴平桥头与江由之间的险要之地布防。相比之下,对三国史研究更有兴趣的是日本学者,日本东洋史巨擘内藤湖南(1866—1934)著《诸葛武侯》由张真译成中文(江苏人民出版社),该书考证严谨,显示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关尾史郎《三国志の考古学——出土資料からみた三国志と三国時代》(东方书店)根据中国各地的简牍石刻、漆器陶器、画像石、墓葬壁画等多种出土资料,从曹氏族墓出土的刻字砖及相关文物考察了曹氏家族和曹操之死;从朱然墓出土简牍考察了名刺、名谒;从走马楼吴简考察了孙吴地方行政和地域社会;从高台地埂坡四号墓壁画看诸葛亮的“北伐”;等等。本书覆盖面广,资料新颖,是近年来高水平的三国史研究专著。《〈三国志〉の世界》则是一部日本学者的论文集,选题包括对诸葛亮、曹操、关羽、吕布的研究、《三国志》的史实考证、《三国演义》所反映的各种面向(涉及文学、市井生活、历代批注等)、甚至还涉及《三国志》的动漫创作等话题,日本学者在剥离《演义》影响,还原真实的历史叙事方面暂时走在中国学者前面,但《三国志》动漫话题深入学术论文集则反映了日本史学的“后现代主义”抬头,目前还在继续增长。

   除了传统政治制度、世家大族、经济文化外,传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另一领域是对文献、墓志、碑刻等的考订,近年因吴简和碑志新资料发现的刺激和“史料批判”所导致的文献学方法进步,研究在不断进益。文献方面,首先是由中华书局主持、吴玉贵、孟彦弘承担的《隋书》的点校。《隋书》新修订本以百衲本作为底本,充分利用正史、类书、文集、墓志等资料进行了他校的工作,标点改动500多处,纠正了原点校本的一些明显的断句错误[4]。孟刚、邹逸麟《晋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则把目前所发现的直接与《晋书·地理志》相关的考证论著、论文、考古资料等尽量搜罗齐备,并利用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未刊释文;张学锋、陆帅的新整理唐人许嵩《建康实录》吸收了此前张忱石、孟昭庚等不同校本的优点,参照其他刻本,并结合六朝建康城的城市遗址、墓葬资料等地下出土遗物及地面遗存,将《建康实录》中能够图示化的内容尽可能呈现出来[5];许梿编、黎经诰注《六朝文絜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收录72篇骈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其中收录的诏、敕、令、表、疏、启、笺、移文、诔等官私文书,以及碑、铭等文献,提供了广泛的一手资料。董志翘、冯青《〈世说新语〉笺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特色是将篇幅不少于《世说新语》原文的刘孝标注一并注释。

   此外目前方兴未艾的是从文本的辑佚、校勘及异文研究出发,对文本形成的过程做逐层剥离式研究。聂溦萌、陈爽主编《版本源流与正史校勘》(中华书局)汇集了多篇依托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而展开的研究成果。其中聂溦萌《<晋书>版本演化考》《<晋书>两种宋刻二十七字本的考察》对《晋书》的版本演进及其细节做了考证;陈爽《<世说敬胤注>所见东晋佚史考》(《文史》第1辑),从历史文献学的视角重新考察,认为独家保存了《世说新语》敬胤注的南宋汪藻所撰《世说新语叙录》是极为珍贵的《世说》早期研究著述,敬胤注本保存了大量已佚东晋历史著述的原始本及多处东晋南朝历史人物谱系记述,是研治这一时期历史与人物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唐研究》主办,中华书局承办的“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变”学术会议于今年11月召开,其中数篇会议论文,如陈爽《写本时代正史文本的散佚与正史校勘中的佚文措置》、林昌丈《观念、制度与文本编纂——论魏晋南北朝的“州记”》、鲁明《中古类书引存正史琐议》、真大成《“文本互见”与“互见文本”:以中古史书为例》、景蜀慧《现存六种宋刊本〈陈书〉简述》均显示了利用辑佚、校勘,对文本形成做逐层剥离研究的路数。

   碑刻和墓志。本年度最重要的是刘琴丽编《汉魏六朝隋碑志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限定了碑志的范围(仅收墓碑和墓志),指出前人的同类作品或遗漏、或繁复、或分类不当、且查找相对不便等种种不足,索引收录汉朝碑志776方,另外东汉刑徒砖693方,三国149方,晋朝507方,十六国32方,南朝(宋齐梁陈)250方,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1716方,隋930方。伪刻(含疑伪)碑志244方,并附有人名索引,是相对而言内容完整、查找便捷的石刻文献资料。此外,王萌、魏长虹对北魏《姬静墓志》[6]、刘凯对东魏《张琼墓志》做了考释[7],国外学者中,明治大学广开土王碑刊行委员会编《明治大学図書館所蔵高句麗広開土王碑拓本》(八木书店)收录了高句丽广开土王碑的整纸本、剪装本,并收录了数篇中、日学者对碑的研究历史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的论文。

简牍和文书。本年度刘安志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所收17篇论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183)的前期阶段性研究成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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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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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昌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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