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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英:突破与类聚:2019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览

更新时间:2020-09-04 09:56:56
作者: 杨英  
其中有若干篇对吐鲁番文书进行具体考证的文章,如王素《吐鲁番新获高昌郡文书的断代与研究——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高昌王令形制综论》、陈国灿《〈北凉高昌郡高宁县条次烽候差役更代簿〉考释》《对高昌国诸城“丁输木薪额”文书的研究——兼论高昌国早期的诸城分布》《对新出一批高昌券契的认识》,都是对吐鲁番文书的再研究。长沙简牍博物馆编《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精选164种有准确纪年时间,书手明确以及涉及人、事清楚,书法成就高的简牍,提供了书法断代史研究的宝贵第一手资料,但利用简牍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研究的是大宗,它跟“新政治史”的研究紧密纠缠在一起,下文将对年度有关成果进行梳理。

   (二)“新政治史”的尝试与突破

   近年来,前沿青年学者们的选题与突破,集中体现了“新政治史”的成果。“新政治史”大致可分为:第一,史料批判和历史书写;第二,各具体领域(包括国家和基层的治理方式、礼制等)的展开,详下文。

   史料批判与历史书写。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是笼统地包含在史学史中的,如今年出版的朱渊清编辑《朱希祖史学史选集》(中西书局)辑选朱希祖作品中与史学史有关的文章,涉及魏晋南北朝的有:《萧梁旧史考》《十六国旧史考》《汉唐宋起居注考》《蜀王本纪考》《驳〈史通〉元魏著作局及修史局说》《驳〈宋书〉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说》等,这属于传统的史学史研究。罗新先生认为批判、怀疑与想象力是历史学家的美德,它让人们不滥用或错用历史去阻碍人类的心智发育,还用一系列个案讨论了史料的运用及反思、历史的记忆与遗忘等问题[8],这极大鼓舞了青年学者的历史书写与史料批判研究。今年“中古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5月14日推送了台湾学者陈俊伟《叙述观点与历史建构:两晋史家的“三国”前期想象》(台北秀微资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一书,该书是近年对《三国志》正史进行史料批判分析的最重要专著,作者认为两晋史家在三国史书的编写中互相竞争,这种竞争加上政治党争,造就了不同的“三国正统观”,进而造就了真实史实的位移。本书对于正史记载的立场、史料的取舍做了逐层剥离式的考证,这种逐层剥离显示了史料学的长足进步,它使得正史在古人编撰中的讳饰、隐匿、迂曲成分逐渐大白于天下。史料批判的研究还比较集中地体现在2019年8月23—26日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如何突破瓶颈:第十二届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这一平台所发表的部分论文上,如熊昕童《汉唐间官修列传取材机制的演变——以“状”与“行状”为中心》以汉唐之间正史人物列传的撰写机制为对象,认为史官制度的变革和行状的演变这两大动因导致撰写机制的转型,评议人认为要警惕过于清晰的线索,以防简单化之弊[9]。《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9、40辑亦集中刊发了若干篇这样的研究成果,如曲柄睿《谢承〈后汉书〉无〈风教传〉考》(第39辑)、陈伟扬《中古彭城刘氏的谱系建构》(第39辑)、杨继承《魏晋史籍中的曹操称谓——基于裴注所引“佚史”的考察》(第40辑)、陈灿彬《从传言到定说——褚渊失节与〈褚贲传〉的书写和变异》(第40辑)均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对这些文献的形成过程做了再研究。

   史料学的进步造成了各方面突破瓶颈的可能性,“新政治史”进而将视野扩大到了政治展开的动态和制度产生、流变的线索等议题中,它将政治文书放在政务规程运行中考察,如赵立新《汉魏两晋南朝官僚选用文书的演变及其意义——以状、行状、簿状和簿阀为主的考察》(第十二届联谊会论文);它还注意到了人物或群体在政治网络中的作用,如林晓光《萧赜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原历史场景,鲜活地描摹了南齐武帝萧赜的一生,宋燕鹏《梁末入邺文士之史事钩沉》(《北朝研究》第九辑)、刘军以新见北魏《王曦墓志》为中心,考察了中古门阀贵族机制[10],都显示出了对“人”的关注。

   “新政治史”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一点仇鹿鸣联系国内、国际史学的发展理路,纵横捭阖地条分缕析,做了全面总结[11]。此外青年学者们还走出书斋,行万里路,在2018年夏到河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就是他们的集体思考结晶,虽然其中专业性田野调查的方法尚不充分,但体现了想象力这一可贵素质在这群青年历史学者的广泛存在[12]。近年来,“新政治史”的研究理路伸向了多个维度,大致可概括为两方面:第一,国家权力层级的组织方式和其他表现形式;第二,基层的治理和自存方式。下面试分别论述。

   其一,国家权力层级的组织形式。此议题是对国家组织形式的具体探索,目前正从以往那种简率、大而化之的定调式研究中走出,处于积累案例的阶段。韩国学者崔珍烈的《中国北朝地方统治研究》在研究北朝地方统治结构时达到了时间、空间全覆盖——时间上从北魏平城时代到北周;空间上覆盖了整个北朝的统治区域,从中央到地方对各种人群的各种统治方式毫无遗漏地涉及,该书达900多页,堪称该专题的断代鸿篇巨制。在权力层级的地理空间分布上,都市是展现中央统治的政治空间,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生活诸多层面的功用,南开大学2017年“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工作坊论文集《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由夏炎主编,2019中西书局出版。其中张学锋、陈刚《孙吴、东晋的都城空间与葬地》,沈丽华《东魏北齐邺城都城布局与复原研究综论》均从地理空间来研究城市营造。钱国祥《北魏洛阳宫城的勘察研究新进展》[13]203-214则是从考古角度进行都市研究的成果。

   礼制是处于直接的政治权力之外,但处处体现权力层级且覆盖全社会的制度设计,近年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台湾”学者郭永吉的《帝王学礼——自汉至隋皇帝与皇太子经学教育礼制研究》(台湾中央大学出版中心)探讨自汉至隋皇帝与皇太子的经学教育礼制,依受学期间、学成仪式与学成后再度研习三个阶段进行论述,本书的不足是:第一,没有区分作为展演(performance)的礼典和其他不含礼仪性质的实际行为(受学、讲经)二者的关系,以至让“礼”所包含的内容无限扩大化;第二,对作为制度之源的先秦礼书中的“学礼”缺乏经学及制度层面的了解;第三,对于唐朝“学礼”在礼制史演进过程中“重构”的创新之处未曾点到,这也是当下礼制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甘怀真《〈周礼〉与中古时期的城乡关系》[14]也存在上述问题。相比之下,第十二届联谊会的两篇论文是扎实的个案研究,赵永磊《北魏的华夏天神祭祀再探》认为北魏郊社所祀天神近乎全尊郑玄学说,更近于曹魏明帝时期的旧制;黄桢《龙舟上的北魏皇帝》认为孝文帝以华夏文化中的“龙舟”作为政治符码,将其植入北魏的政治文化之中;洲脇武志《王倹の礼学-穆妃の葬喪儀礼への対応を中心に》(日本六朝学术学会第23回大会论文)反映日本青年学者也在进行礼制个案研究。李彦楠考察了礼制中的谥法制度[15];刘凯对三国至北魏太和年间政府与民众眼中的西门豹形象在“贤臣”与“神人”间的游移做了考察[16]。神祀的性质和层级是服从于《礼记·祭法》所定规制的,中古时期这方面研究因为资料的限制,目前尚未受到重视,日后尚有空间。

   综上,礼制研究与纯粹的政治史不同,它仰赖前朝积淀的礼经学传统和不断变动的当下政治叙事需要而存在,并经历一次次重构,研究礼制要求学者有较深的礼经学素养,这方面将来还有待范式的积累,作为制度史组成部分的礼制研究还有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

   其二,基层的治理和自存方式。鲁西奇《谁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出了中国古代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的理路与方法,学者们的许多具体研究正是按照这样的路径展开的。陈爽总结了既往中古士族研究的不足,展望了历史人类学应用于中古士族研究的可能性[17]。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以及晋唐碑刻的不断发现,使得利用简牍和碑刻资料对乡里基层组织进行复原成为可能,目前亦是一大热点,拥有众多成果。张荣强的《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9期)是本年度提纲挈领的一篇重要论文,此文认为简纸更替对中国古代地方的行政管理与权力运作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秦汉时期由于简册书写不便,户籍等各类基础账簿只能在乡制作,其负载的管控民众、征发赋役的基层行政功能也主要是在国家权力末端的乡一级展开,纸代替简册后,各种基础账簿上移至县廷制作,但县廷并不具备直接面对分散个体小农的能力,随着唐后期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新兴士绅阶层逐渐登上乡村政治舞台,从而开启了“皇权不下县”的局面。文章清晰地梳理了简纸更替在统治技术上对汉唐乃至后世王朝控制基层的能量及其落脚点的转变。此外学界对吴简反映的基层社会面貌有许多细化研究:凌文超《吴简与吴制》(北京大学出版社)从精准分析不同的吴简个案入手,探讨它们各自反映的制度(如举私学簿的牍文与占募制度的关系,隐核新占民簿与户籍体例、举私学的关系、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簿所反映的州、军吏与编户民户籍的关系),通过私生口估税簿与户下奴婢、客的关系等等,此书承袭了作者一贯精细的风格,深入考察了社会组织方式和官府控制下的经济制度细节。徐畅根据吴简资料及长沙城考古成果,对孙吴至刘宋临湘辖乡的情况展开分析,认为孙吴黄武—嘉禾年间(222—238)本地辖平乡、广成乡、都乡、东乡、桑乡、中乡、小武陵乡、模乡、西乡、乐乡、南乡11乡,临湘为江南大县[18],加深了学界对孙吴时期基层行政组织及其职官的认识。

   在区域社会的基层面貌方面,因资料的增加,更因研究方法的进步,水平大大推进。本年度林昌丈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作者通过对六朝冢墓铭文仔细分析,认为墓志铭中的地名作用是招魂和标识亡人“乡里”,亡人“乡里”逐渐和葬地、坟茔等相对固定的空间关联,促使“旧墓”情结形成,对异地亡人“旧茔”的营建体现了流寓士人的“旧墓”情结和对死后魂归“旧里”的想象。这种亡人“乡里”的构建在时空上是移动的,亡人通过“买地”的方式先于生人获得“新乡里”安顿于异壤,是侨民土著化的重要开端[19]。此文的研究突破了冢墓铭文仅作为资料的碎片化考证理路,将观察视点挪到亡灵“乡里”的若干层空间移动上,通过层层剖析,复原了亡人“乡里”的想象过程所构建出的冥世面貌的先后变化,无论是视角和方法都有重要突破。此外,李永生《余吴土,盛且丰——砖铭所见西晋末年广州的地方社会》(第十二届联谊会论文)利用带有“余广州”或“余吴土”字样的西晋“永嘉砖铭”,尝试考察砖铭墓主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将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相勾连,分析砖铭产生的历史原因,评议人认为尚需充分考虑墓葬砖铭的文体和场合。安然(Annette Kieser)从考古角度综览了东晋社会的概况[20];黄敏《汉魏六朝石刻乡里村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介绍了石刻乡里村坊的研究概况,汉魏两晋南北朝石刻中的乡里,洛阳、邺城、长安的里坊,还考察了石刻乡里村坊与北朝家族墓志之间的关系。

   以上是大概能归入“新政治史”领域的所取得的各维度的研究成果。成果无疑是丰硕的,但“新政治史”毕竟起步不久,也存在各种不足,表现在:第一,很多青年学者的制度史研究大多是直接深入一个个点的问题,彼此有机的关联甚少,范式的来往交错虽然可见,但很难说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交集和一致共识;第二,在世家大族和乡里基层研究领域,中古史学者普遍不熟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且缺乏严格训练,在利用吴简、石刻等研究基层社会时,不同的研究水准差距较大。

   在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有突破,也有类聚。在政治史以外,更多的议题及成果正挟带更新颖的研究范式走来,如同云块聚集,下文便是这方面的内容。

   二、变动中的“区块链”:各“政治体”的演进和边裔政治格局

类聚之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治体”的演进及边裔政治格局研究,它是一种变动中的“区块链”,这一领域的传统关键词是“汉化”和“民族大融合”。本年度社科文献出版社再版了两部经典的五胡十六国个案研究,一是周伟洲《汉赵国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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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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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昌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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