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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航: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系统结构探析

更新时间:2020-09-04 09:47:16
作者: 殷航  

   双向互动应该包含两大层面:

   其一,构建“引进来”的长效机制。即在教学层面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信息技术、评价体系、工艺流程、产品标准、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等为优质教学内容系统的搭建提供借鉴;在经验层面吸纳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质量保障体系、北美的“CBE教育”等为提升国际化系统的创新基础能动性奠定基础;在办学机制层面,拓展多种形式的中高职衔接、联合办学、集团化办学、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等为国际化发展提供多元平台。但应该认识到的是,国际化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和服务教育对外开放的关键节点,过分向外借鉴的路径依赖将严重阻碍本土的创新能力,不利于中国特色职教品牌的形成与输出。近年来,由于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经验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梳理,因而在国际化进程中多以一般性交流和访问为主,阻碍了中国经验的世界性检验评判和“中国职教故事”的海外声量传播。因此,国际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引进多、输出少的困局,在“拿来”的基础上探索适合国情的方案,变单向互动的线性传播为多点开花的大众传播。

   其二,塑造“走出去”的通用能力。通用性是制约“走出去”的关键问题。职业教育的通用性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资格、课程、制度、经验等内容被别国所认可并使用。提升职业教育的通用性,一方面要对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在提炼我国职业教育模式时,厘定所隐射的规律性、可复制性,并积极向海外推介,以获取深层次互信、认可和采纳。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社会职教标准的制定或牵头开发高质量的职教标准,将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标准和课程标准与企业和“一带一路”合作地区或国家相应企业的技术标准体系对接。

   (二)协商治理——妥善处理职业教育国际化治理本土主体之间及利益相关国之间的关系

   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需要明确各相关主体的责任,疏通彼此之间的关联关系。

   其一,各本土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需要政府、企业、学校等各主体建构要素共享、关系通达、联系紧密的循环式社会网络模式。在传统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中心-边缘”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政府越位、企业缺位和学校错位的畸形结构产生。[7]而职业教育国际化治理是一个融合制度理念、实践操作与文化环境,关涉人力、财物、组织和信息等要素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各层级、各要素的优化组合、各司其职。政府应当在顶层设计层面充当领航员和调停者的角色,为国际化提供方向指导与政策支持,权利执行由完全主导过渡为有限主导,防止越位和空位等失范行为滋生。职业院校是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具体实施者,其对外开放的程度、自主办学的空间、参与国际合作的热情以及其对一线实践经验的探索总结直接影响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处于全球经济和产业链核心的企业在职业教育国际化中扮演着媒介元角色,洞悉国际产业经济变局、掌握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前沿诉求,是职业院校培养理念和育才模式革新的风向标。积极开展校企合作项目与学校共同承担职业人才培养的责任是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疏通职业教育国际化各治理主体的关系可以借鉴公共管理领域的“多中心”治理结构,即“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社会、企业、政府、学校、行业组织等多元参与主体均被赋予决策和管理等公共权力,引入平等对话。沟通协商、协同合作的运作机制,形成集体行动的自组织治理网络”[8]。

   其二,各利益相关国之间的关系。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命题,离不开有责任大国的协商治理,中国在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化竞合的过程不可避免会与多国发生形式多样的利益链接关系。职业教育国际化与利益相关国的利益诉求互为充要条件。因此,中国应当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提升在等级制度、对战略资源的控制、对环境的把控以及行使自由裁量权等层面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并通过利益相关者关系和诉求的分析预测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为本国争取最优化的规则筹码。

   (三)动态平衡——妥善处理“规则适应”与“规则制定”之间的关系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在战略全局和细分领域谋划与国际标准的嫁接,不断适应国际规则的过程。当前我国尚未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处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因袭和被动接受层面。职业教育的双边多边政策沟通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有待于完善。在单向度适应国际规则的过程中通过因地制宜的创新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特色标准与规则是衡量职业教育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职业教育实现弯道超车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强化对国际规则的认知和研究,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一方面,可以较为直接地吸收先进的职教理念,在国际平台上进行平等对话;另一方面,可以依托国际平台传播本土职教经验,对落后于现实发展的规则通过正当的流程发表修订建议。因此,“规则适应”与“规则制定”的动态平衡是在学习适应的过程中增强自身发展动能,实现创新引领的关键[9]。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系统结构的完善需要在资源整合和要素共享的基础上实现教学内容、管理体制、办学机制、培养模式和交流平台等细分领域充分开放、对外接轨,其着力点在于通过“基层支撑”和“中层规制”等逻辑关系的梳理在“顶层设计”层面建构国际化发展的思路与方略,探索出适应本国国情和现实诉求的中国特色职教品牌。从品牌传播的角度而言,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和品牌竞争力的提升需要以完善的系统结构为基础,进而从“顶层设计”层面塑造其综合传播力。综合传播力包含传播能力和传播效力两大层面。传播能力是着眼于传播的硬件支持和辐射范围;传播效力包含传播的广度与精度。一个完整的传播链条依赖于“内容-平台-声誉”模式所构建的循环交互生态闭环,包括内容传播力、平台传播力和声誉传播力。内容传播力是由职业教育主体的能力结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科学范式等所输出的优质内容体现的;平台传播力是以线上线下联动、教育信息技术创新为主的媒介渠道体现的,是实现语境链接和跨语际交流的载体;声誉传播力是“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赢得国际市场高美誉度、强话语权,从而倒逼系统结构优化的保障。传播力三个层次互为前提、相互反哺,任意一方的撕裂都将阻碍内容的变现,导致国际化的发展困局。

   参考文献:

   [1]颜泽贤,范冬萍.系统复杂性本质之潜在、激化、外显形式[J].系统辩证学学报,1993,(4):35-38.

   [2][英]欧阳莹.复杂系统理论基础[M].田宝国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10.

   [3]赵功,王瑜.中国文化传统对教育观念现代化的影响[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8):12-16.

   [4]肖凤翔,张荣.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动因、改革与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17,11(4):9-15.

   [5]KNIGHT J.Updated the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2003,(33):2-3.

   [6][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郭洋生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21.

   [7]肖凤翔,邓小华.“多中心”理念下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中和位育”思想的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18,12(2):66-73.

   [8]安东平,朱德全.论职业教育公平的多中心治理[J].职教论坛,2015,(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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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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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教育管理》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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