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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弛:孟德斯鸠论商业精神与征服精神

更新时间:2020-09-04 09:39:48
作者: 张弛  
Ⅲ,3)。《随想录》中写道:“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性质(génie particulier);在欧洲,伴随着哥特式统治而形成的无序和独立的特质;查理曼时代是僧侣精神(esprit monacal);此后支配的是骑士精神,与此相伴的是有序的军队,而支配今天的是商业精神;商业精神使一切都成为可计算的对象”(Pensée 810)。在他看来,“商业精神”的进步意义及其原因,大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商业的历史是各国人民交往的历史”(EL,XXI,5)。孟德斯鸠从一种很宽泛的意义上界定商业活动,事实上这正符合“商业”一词在18世纪的界定。交往拓宽眼界,丰富知识,“知识使人温和,理性使人具有人道精神”(EL,XV,3),因此商业交往伴随着温和与人道的精神,“习俗温良的地方必然有商业,有商业的地方,习俗必然温良,商业能医治破坏性的偏见”(EL,XX,1)。在这种意义上,“商业精神”就代表了启蒙。

   第二,“商业精神”的启蒙作用,不仅仅来自理性,还来自实践。在这方面,海洋贸易是典型的实践行动,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古人因为迷信,故而对海洋充满了恐惧:“古人认为那些在大海中航行的人的灵魂必然死亡,因为水会扑灭火,古人的这些观点令人憎恶航海”(Pensée 1801)。这种迷信限制了他们的行动;“波斯人拥有海岸线,但不能利用,宗教令他们无法有经商的观念,其次也是被愚昧观念束缚”(EL,XXI,8)。实践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意义,因为“所有的阻碍都必须在旅行者面前让步”(Pensée 1887)。“商业精神”本质上就是实践精神,知识的进步来源于交往的实践,技术以及航海技能的发展得益于航海实践:“我们与古代商业相比最大的优势之一,在于我们海洋航运的幅员更广……无数的观察令我们对我们所知的海洋航线更熟悉。古人是不会交易那些会败坏、很难保存的商品”(Pensée 1804)。实践破除了迷信,带来了真知:“陨星曾是知识的来源,(因为)人们相信天上发生的事情,陨星过去使人害怕,现在却给他们指示”(Pensée 1887)。

   第三,商业精神是孕育自由的土壤。在孟德斯鸠的笔下,商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诞生于逆境,并饱受折磨:“商业时而被征服者摧毁,时而受到君王骚扰,于是商业就远离遭受压迫之乡,走遍全球,落脚在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EL,XXI,3)。几乎所有被视为典范的城市或国家,无一不是在困境中被迫发展商业:马赛人从事商业,是因为“土地贫瘠”,“不得不用勤劳弥补大自然的吝啬”,“苛政和迫害诱发节俭型商业的情况比比皆是,当人们被迫逃亡沼泽、孤岛、海边低地乃至礁石时便是如此。推罗、威尼斯以及荷兰的许多城市,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EL,XX,5)。商业不仅助人摆脱逆境,塑造安全和丰裕的生存空间,而且也是一种限制政治权力的有效手段。如上分析,犹太人所发明的汇票为代表的“无形财产”成为纠正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疗剂,利益的欲望抑制了为所欲为的权力的欲望。据此,孟德斯鸠写下了那段为人称颂的文字:“对于所有人来说,当他们激情迸发想要干坏事的时候,利益却提醒他们别这样胡作非为;倘若能生活在这样的境遇中,那当然就是幸福的”(EL,XXI,20)。

   “征服精神”与“商业精神”构成了一组对立的范畴,前者是权力的体现,表现为征服的欲望,意在开疆拓土,与帝国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罗马典型地体现了“征服精神”,“商业精神”是温和的精神(modéré),具有内在的,而非外在的约束与抑制,尽管本质上也是一种欲望,即获利的欲求,但是这种欲望却能压制并驯服其他欲望,使欧洲摆脱了野蛮与愚昧,启迪了民智,最终实现宽和的政治。

   二、 古今之别

   孟德斯鸠为何要提出“征服精神”与“商业精神”?为之诠释的学者不乏其人,大部分认为孟德斯鸠借此强调“古今之别”,拥护即将到来的现代商业社会,以马南和潘戈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征服精神”属于古代,而“商业精神”属于现代,以商业为推动力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进步的历史。潘戈宣称:“在商业被引入之前,在孟德斯鸠看来,人类的前景是令人沮丧的。但是,商业会把甜蜜和愉悦重新引入我们的政治思考中。”他把孟德斯鸠视为从古典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转型的关键人物,因为孟德斯鸠放弃了为古典共和主义所倚重的约束与克制,而为私利与欲望辩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潘戈认为孟德斯鸠刻画的自由共和制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因此更适合人性,更适合生活。马南认为,在《波斯人信札》(1721)中,孟德斯鸠就已经区分了美德的古典共和与满足私欲的现代商业社会,他更倾向于后者,《论法的精神》进一步提出了全新的现代意识:古代是追寻美德的共和世界,而现代的代表则是以商业繁荣和政治自由为特征的英国。基于此,马南很有洞见地指出,孟德斯鸠没有将英国纳入他所区分的三类政体范畴,是因为英国本身就是现代性标准的尺度,代表新的范式。18世纪上半叶关于奢侈论战的研究也支持上述立场。研究者指出,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将巴黎描绘成穷奢极欲的世界,财富而非荣耀成了支配力量,但他并未给予批判,也没要求加以约束。《波斯人信札》有一则“穴居人寓言”(Troglodyte,LP,X-XIV,附录),表露了孟德斯鸠对财富与美德的权衡。穴居人的社会经历了反复动荡,政体一变再变,但最终人们还是选择了财富,而不是美德。有学者认为,孟德斯鸠借“穴居人寓言”,批评费讷隆在《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中倡议的只发展农业、禁止经商的社会模式,他认为这样的社会,“即便土地广袤,也是一个穷国”(LP,CVI)。经商必然带来奢侈,不否认奢侈,至少认可商业,也进一步表达了对欲望与私利的积极态度。正如赫希曼所言,孟德斯鸠与其同时代人论述将美德的共和世界局限在过去,肯定商业和谋利的欲望,因而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条件。

   但是,这些分析存在不少问题。上述学者分析的其实是商业,而不是“商业精神”。这两个概念不同,就好像“法”与“法的精神”不是一回事。“商业精神”是个综合概念,既包含经济,更与人性有关,奢侈与欲望只不过是其中一层含义,用“商业”解释“商业精神”,有以偏概全之嫌。另外,即便孟德斯鸠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确预示着现代社会的降临,但是这种看法也是“后见之明”,与孟德斯鸠提出这些概念时的主观意图相去甚远。此外,孟德斯鸠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不支持进步主义,他的思想中充满了怀疑论。比如,他虽然承认商业能培育自由精神,但从不认为这适用于所有地区。在分析沙俄的时候,他指出商业不太可能对这个社会造成革命性的影响,不可能诞生宽和的政体,商业充其量也不过“使专制国家为难”(EL,ⅩⅩⅡ,14)。再如尽管公正有序是“商业精神”的内在要求之一,但孟德斯鸠并不认为这能改变民族的积习:“尽管商业能自然而然地启动诚信(la bonne foi),然而,中国人的诚信却从未被商业启动”(EL,XIX,20)。同样,尽管商业带来和平,但孟德斯鸠并不盲目地相信有了商业,就一定会有和平。事实上,他和后来的休谟一样,都认为商业也会带来猜忌,猜忌则会引起争端。他在《随想录》中写道:“欧洲,创造了世界其他三部分的商业,也成了其他三部分的主宰者。法国、英国和荷兰,这三国创造了欧洲的商业,也成了欧洲和世界的三个主宰者,但这种情况不能延续。这就是为什么这三股势力在上一次战争中都拼尽全力”(Pensée 568)。《论法的精神》中也有类似判断:“商业国家变得嫉妒心十足,因看到他国的繁荣而感到不快,远远超过自己享受富足而感到的愉悦”(EL,XIX,27)。另外,在“商业精神”影响下,尽管会产生人道精神,但是人性也会随之腐化:“在那些仅受到商业精神影响的国家里,一切人道的行为和一切伦理道德,全都可以用来做买卖,为人之道所要求的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也要用金钱去交换”(EL,XX,2)。

   另外,如果从“征服精神”到“商业精神”代表了一种进步,“商业精神”应当是现代的产物,如果孟德斯鸠拥护现代性,那么他理应浓墨重彩地描绘孕育“商业精神”的现代社会。但是,这两个假设都得不到文本支持。《论法的精神》第21章论及商业历史,共23节,只有最后4节分析现代商业,而有一半以上篇幅论述古代商业。可见,孟德斯鸠不是“厚今薄古”,而是“厚古薄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表明了“商业精神”并不是现代的产物,古代不仅有商业活动,也有“商业精神”。实际上,《论法的精神》全书第一次提到“商业精神”时,说的是雅典,而不是现代国家:“希腊有两类共和国,一类从事征战,如斯巴达,一类经营商业,如雅典”(EL,V,6)。另一个古代典范是马赛,“马赛的目标是商业”(EL,XI,5),在他看来,马赛的环境、政体与“商业精神”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商业以节俭为基础,而不是奢侈(EL,XX,4),这是环境所迫:马赛人必须以勤劳弥补自然的贫瘠,唯有以公正方能与蛮族共处,必须以宽和保持政体的稳定(EL,XX,5)。因此,马赛在他看来是一个能永葆政体原则的城市(EL,ⅤⅢ,4)。更有意思的是,孟德斯鸠甚至将英国与雅典类比,在提到“希腊人的商业”时,他引了一段色诺芬评价雅典商业的文字后,评述道:“读者们可能以为色诺芬在这里说的是英国人呢”(EL,XXI,7),好像这种受他青睐的宽和政体并不是线性进化的产物,而是体现了一种时空重叠的情况。

   “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这组概念并没有否定古代的价值。孟德斯鸠固然意识到商业带来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绝非代表了现代优于古代,或者说现代拥有古代所没有的价值。相反,商业历史所展现的是复线、多层次的历史,不仅古今多有共通之处,而且兴衰变迁也并非不可逆的过程:“今天商业兴盛的地方过去只有荒原、大海和岩石,过去商业兴盛的地方今天只有荒原”(EL,XXI,5)。可见,不能简单地认为孟德斯鸠论述商业,辩护奢侈,是为了捍卫现代社会。事实上,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分析者完全忽视了文本的原有意图,而将自己声称的、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现的意义与该时代本身的意蕴之间生硬地合并在一起。斯金纳把这种错误称之为“预期性神话”。在“言语行动的诠释与理解”这篇经典论文中,斯金纳进一步指出,想要把握文本的准确含义,仅关注文本本身是不够的,更需要关注作者在写这些文本时的意欲效应(intended force),即他具体是在与哪些人交流,沟通的对象是谁,而在提出自己的阐释时,想要支持或反驳的特定问题是什么?这就是文本的论辩语境,斯金纳认为,论辩语境是帮助我们确定某位作者原则上可能传导出的某些习惯上可得到辨认的意蕴。因此,下文尝试建构“商业精神”与“征服精神”的论辩语境。

   三、论辩语境

   孟德斯鸠关于“征服精神”与“商业精神”的历史阐述,表现出两个特点,首先更侧重叙述古代,而不是分析现代,其次罗马始终被视为体现征服精神的典型国家。事实上,孟德斯鸠提出这组概念,不是为了阐述现代优于古代的历史进步论,而是为了强调罗马只知作战,不知经商,只有“征服精神”,没有“商业精神”。他的这一立场在《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罗马盛衰原因论》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内容主旨:“罗马是一座既无商业,也无手工业的城市,掠夺是发财致富的唯一手段”(CR,I)。在孟德斯鸠看来,罗马没有商业,只会征战,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罗马的“普遍精神”(CR,XV)所决定,因为罗马制度原则是荣耀,荣耀刺激了对战争的渴求。此外,罗马政制本身也会激发好战:元老院为了便于管理人民,乐于发动对外战争,执政官为了在仅一年的任期内政绩卓著,需要发动战争,以表现自己的雄心与才干,战争对人民来说也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因为能得到战利品(CR,I)。所以,激情与欲望便是罗马这台战争机器的基本燃料。这架战争机器一旦开动,“肯定只有两个结果:若非自取灭亡,就得战胜其他所有民族”(CR,I)。《论法的精神》也体现了类似的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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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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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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