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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制度发展的双重合奏

更新时间:2020-09-02 09:54:37
作者: 虞崇胜 (进入专栏)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让人们有乐观的理由,但是在旧的制度基因基础上,支撑“中国奇迹”的机制已经失效,改革的前景不容盲目乐观。伴随着民企的大发展与合法化,一些新的制度基因正在萌动之中。因此,“中国可以走多远,走多快,取决于新的制度基因的产生与发展”[8]。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中国改革开放仍在不断深化之中,大家在上述讨论中虽然充分肯定了提出制度定型任务的深远意义,但同时都强调了制度定型是一个过程,是制度改革的结果,不能脱离全面深化改革片面谈论或强调制度定型。这种清醒的认识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是十分理性的。

   的确,从根本意义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明确提出制度定型的历史任务,但制度改革仍然是未来中国制度发展的主旋律。只有坚持和深化制度改革,彻底革除原有制度和体制的弊端,充分发挥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制度定型的任务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因此,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必须扭住制度改革不放松,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停步,不断开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为此,需要围绕深化制度改革这个主题,系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充分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坚决破除制约改革发展的制度和体制弊端,集中解决长期以来试图解决都未能解决的制度顽症,优化社会主义制度秉赋,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其一,深化制度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就鲜明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9]143

   改革开放40多年来,虽然社会各界对于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基本共识,但由于受思维习惯的影响,有的人仍然沉浸在某种制度偏见之中,抱守教条主义的制度原则,片面理解制度自信,反对或抵制对原有制度做必要的改革。因此,在制度改革问题上,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破除在制度改革问题上人为设置的各种障碍,排除在制度改革问题上“左”和右的思想干扰,不断推进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使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其二,深化制度改革,必须正视现有制度的问题。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脱离广大群众。”[9]327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了前所未有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日益彰显,人们的制度自信也越来越强烈。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依法治国的法治体系还不很完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特权现象、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基层民主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公平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提升社会主义制度秉赋来解决。

   其三,深化制度改革,必须学习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的成果。制度完善是目标,但制度完善不会自动发生,必须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谈到制度改革时就提出,我们的制度改革需要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视察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2]373

   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在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般文明(社会化生产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等)成果基础上,着重研究人类制度文明成果,从中分离出有益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因子,不断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党来一个大学习”的要求,发扬中华民族勤于学习、善于借鉴的传统,积极学习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和创新。

   其四,深化制度改革,必须处理好实践创新与顶层设计的关系。近年来,鉴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没有预期到的问题,许多人都说深化改革必须先搞好顶层设计,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从理论上来说,此话有些道理,但如果结合改革实际来看,顶层设计是一刻也不能脱离改革实践的,脱离改革实践的顶层设计,只能是理论家们的一厢情愿。其实,深化改革并不需要那么多的顶层设计,因为真正的改革就是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深化改革或推动改革说到底就是尊重人民自己的创造。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欣喜地向外国友人分享了中国改革出乎意料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经营农业的人减少了,剩下的农村劳动力怎么办,成为牵动各方的重要问题。令人意外的是,重获生机的农民自己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容纳了5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邓小平喜悦地对友人说:“你们到农村看了一下吗?我们真正的变化还是在农村,有些变化出乎我们的预料。”他还坦诚地告诉意大利友人:“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2]252

   可能制度改革较之其他领域的改革更复杂、更具挑战性和根本性,需要慎重行事,但是也不能谨小慎微,瞻前顾后,而要有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精神。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专门讲道:“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2]372在谈到引进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究竟好不好、有没有有危险时,他主张:“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2]37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种种思想障碍,坚持实践检验标准,继续大胆试大胆闯,以实践创新倒逼顶层设计,进而将实践创新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

  

   三、推进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的双重合奏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的艰辛历程,理应由“不惑之年”而顺利进入“知天命之年”和“耳顺之年”。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10]

   就制度改革来说,的确如此。经过40年的制度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范式基本形成,但是制度发展和制度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不会也不可能有终点,制度成熟也只是一个相对的状态,并非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制度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处于“中流”“半山”“半程”的阶段,行百里者半九十,下半程的道路会更险峻、更艰难。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坚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大无畏气概,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不断开创制度改革的新局面。

   中国制度改革的后半程是在前半程基础上展开的,但后半程与前半程还是有区别的,由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后半程制度改革需要结合制度定型来展开,将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统一起来,推进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的双重合奏。所谓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双重合奏,是说制度定型和制度改革都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制度定型离不开制度改革,没有制度改革打破原有的制度藩篱,克服原有制度的弊端,赋予制度以新的生命和新的活力,制度定型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同时,制度改革也离不开制度定型,离开制度定型,或者不能推进制度定型,制度改革就会迷失方向,制度改革成果也无从体现和巩固。因此,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如影随形,共同为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秉赋服务。

   (一)吹响深化制度改革的集结号

   自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我国制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诸如,“人民公社”体制的彻底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基本终止,执政党地位的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加强和完善,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有效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推进,党政机制改革全面展开,等等。正是通过这些改革,大大提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这正如郑永年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11]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制度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制度改革的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比如,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在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在人们交往日益广泛的同时,社会诚信相对缺失;等等。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较长时间保持在0.3左右,此后一路呈上升的趋势,2000年之后就一直超过国际警戒线,2017年攀升到0.467,2018年又上升到0.474。这表明我国社会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均现象。近年来,社会中频发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和人身安全事件,以及在党的十八大后重拳反腐的高压态势下,腐败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一些贪腐分子还不收手等,“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中的各个领域,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显然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密切相关”[12]。

   因此,党的十九大在确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时,虽然涉及多项发展主题,但主旋律仍然是如何深化改革,所设定的制度改革目标就是“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13]。

   诚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仅就制度改革而言,好改的已经改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必须通过全面协同的系统性制度改革,才能完成整体性、全局性、深层次的改革目标。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统一思想,集聚于关键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再次吹响深化制度改革的集结号。

   (二)奏起走向制度定型的新乐章

   自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制度定型的设想以来,中国的制度改革又走过了近30年时间,已经到了要实现邓小平当年设想“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时候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及时做出了推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重要战略部署,从而正式奏起了制度定型的新乐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也就进入了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双重合奏的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走过了前半程,前半程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半程主要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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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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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论坛》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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