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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爱花:舆论与秩序:宋代“乡评”对女性的规范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20-09-02 00:02:41
作者: 铁爱花  
对周围女性群体、地方社会乃至后世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一) 对被评价女性自身的影响

   在宋代民间社会中, 乡人以彼此言说、谈论品评的方式, 使女性个体的事迹得以辗转相传。对那些受到乡评认可的女性而言, 乡里的褒扬性舆论, 除了能对女性自身起到道德激励的作用, 还可能为其人生带来积极影响。

   首先, 乡评对女性婚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 指导婚姻行为的重点, 不是男女个人的爱情和幸福, 而是对上孝事父母尊长, 再就是繁衍教养子女。89故而女德的养成至为重要。在宋代, 乡评是人们判定女性德行的重要依据, 乡评认可的女性, 往往成为众人求偶的目标, 有的女性也因此觅得佳婿。如诸城 (今山东诸城) 田氏 (1011-1079) , “事事益理, 邦人贤之, 而愿委命者相踵。久之, 得沧州无棣李君讳颀以归”。90绥德 (今陕西绥德) 贺氏

   (1069-1121) , 自幼贞顺孝谨, 笃于女工, “宗党闾里莫不敬爱”, 时李潮“以乡邦甲门, 兼之武略票健, 一时塞上之人罕有出其右者”, 闻贺氏之贤, 求以为妻。91

   其次, 乡评能为女性提供流芳于世的机会。如前述各类乡评认可的女性, 其事迹若非乡人的关注、品评与传布, 则很难为世人知晓。而那些德行殊异的女性, 通常也要经乡民举荐, “为众所推”这一环节, 方可能受到朝廷或地方官府的表彰。92就连亲党戚旧为女性撰写墓铭, 往往也以“乡里贤之”、“内外称之”、“人无间言”等方式, 彰显女性德行, 或通过墓主死后乡闾的态度与言论判定墓主德行, 以此昭德于世。如欧阳修为仙游 (今福建仙游) 蔡襄母卢氏(975-1066) 所作墓志称:“其亡也, 柩自余杭至, 里闾、亲戚哭之, 往往有过乎哀者, 问之, 皆曰夫人于我有德, 而人人各有述焉。”93黄榦为闽县 (今福建福州) 林松妻方氏(1117-1199) 所撰墓志亦感慨, 若女性“生也不为乡闾之所称, 其殁也亦将泯泯而无闻”。94显然女性德行得以认定与传布, 乡评的影响实不容忽视。

   反之, 宋代那些遭乡评诋斥谴责的女性, 不仅难以消除其在人们心目中的负面印象, 甚至还会因此陷入不利的人生处境。如前述广州番巷内民家女悖逆不孝, 为乡评不齿, 乡人还欲将其告于官府。武陵民郑二妻淫佚不贞, 遭众人当面奚落, 其在乡里的处境甚为尴尬。建昌民宁六弟妇游氏、怀安民郑四妻, 均因放纵淫佚而为乡人告于官府, 终陷刑狱。沈括悍妻张氏、张克公戾妇刘氏等, 生前为人不齿, 死后亦难脱恶名。

   (二) 对周围女性群体、地方社会乃至后世的影响

   在宋代, 乡评作为“公议”、“公论”或“众议”, 反映着民间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期许, 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

   首先, 乡评以认可称颂的方式, 树立典范女性形象, 吸引周围女性效仿学习。而那些遭到乡评诋斥谴责的女性, 则以反面事例, 对女性群体起到警示规诫的效果。在乡评营造的舆论氛围影响下, 乡里女性通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典范女性的行为, 以获得社会的认同与接受, 免遭乡人诋斥。如静海 (今江苏南通) 张氏 (1021-1082) , 为女“柔闲静庄”, 为妇“顺而正”, 为母“慈而节”, 乡人“皆道夫人之能, 及他子妇母女, 或争慕之, 或叹不及”。95浮梁 (今江西景德镇东北) 程节妻沈氏(1034-1102) , 事舅姑“尊而亲”, 相夫“严而顺”, 训诸女“皆有法”, “为妇为母, 一乡皆矜式焉”。96吉州 (治今江西吉安) 曾德贤妻邹氏 (1137-1191), 敦亲睦族, 持家教子有方, “同室千指, 俱无间言”, “乡里之为妇为女者, 是则是式”。97

   其次, 宋代乡评对女性德行的认可与传布, 也能敦风厚俗, 影响地方社会。如福清 (今福建福清) 林概母黄氏 (991-1067) , 事舅姑及祖姑至孝, 后夫子皆亡, 黄自持门户, 携诸孙客居吴地, 训诲诸孙力学, 诸孙为进士而成名者数人, 宗族称之曰“孝妇”, 州闾号之曰“烈妻”, 士大夫传之为“贤母”, “岁久, 吴人服而化之”。98定海 (今浙江宁波东北) 刘宜之妻徐氏(1115-1192) , “治生不贪, 予人不靳”, “里之可教而无力者, 馆赡之”, 故“德日以茂, 誉望随之”, 乡人见贪啬者, 必嗤之曰:“不愧徐夫人乎?”99可见徐氏对当地风气的影响。另如前揭绥德贺氏,在其夫抵御西夏阵亡后, 抚恤诸孤, 训之以义, 地方“开宗望姓治家教子, 无不以夫人为法”。100仙游蔡襄母卢氏, “事长慈幼, 既俭且勤”, 赢得乡闾称颂, “久而宗族和, 乡党化”。101

   此外, 宋代乡评对女性德行的传布, 还可超越时空, 影响后世。如义兴 (今江苏宜兴) 蒋弘谨妻史氏 (生年不详) , 孀居守节, 养鹅自给, 赢得乡人敬重, 乡人因此将该地命名为“养鹅墩”。102而地名承载着乡人的集体记忆, 显然能超越时空, 产生久远的影响。泰宁 (今福建泰宁) 叶氏二女, 绍定二年 (1229) 贼寇来犯, 二女与嫂誓不辱于贼, 相伴投溪而死, 邑人为之立祠, 扁曰“三洁”。103此处, 乡评亦能随祠、扁等象征性建筑物, 产生长久的社会教化效应。而那些被乡评称誉并为士人书写的女性, 其事迹随文字传播, 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如吴县 (今江苏苏州) 陈之奇母丁氏 (生年不详) , 其兄丁谓“欲官二甥”, 丁氏“固辞, 俾自以学术进”, 之奇兄弟相继登科, “乡里传县君 (丁氏) 之贤”, 胡瑗著《丁氏贤惠录》, 苏舜钦为之书。104丁氏事迹也随之传播, 影响后世。

  

   五余 论

  

   综上所述, 乡评作为宋代民间舆论的重要形式, 不仅是民间社会评判人物德行的依据, 也是沟通官方与民间的一种舆论渠道。就其表现形态而言, 它虽不像儒家纲常伦理、国家法律诏令那样明确、条理, 却通过凝聚群体共识, 在日常的生活和观念的背后, 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如果说儒家纲常伦理、国家法律诏令代表官方主流规范, 反映上层思想, 那么乡评则是民间规范的一种体现, 反映普通民众一般的观念。本文研究发现, 一方面, 乡评作为一种民间舆论的力量, 与官方主流规范对女性的期许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如乡评所称道的孝行显著、敦亲睦族、守节持家、教子有方的女性, 正好也符合儒家礼法对女性的规范期许。而乡评诋斥谴责的悖逆不孝、淫佚不贞、悍妒不驯、狠戾不慈的女性, 也是违背儒家礼法的类型。但另一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 也存在诸多不在官方理念规范之内, 却为乡评认可或诋斥的女性。如富于才智、处事果敢、惠及乡里、忠义爱国的女性, 也能赢得乡评认可, 甚至成为乡里典范。而对贪贿不廉、愚昧不知变通的女性, 儒家礼法虽未见规制, 但乡评也会诋斥谴责。那么, 宋代乡评与官方主流规范之间, 为什么既存在一致, 又有所不同呢?

   就其一致性而言, 一方面, 与国家自上而下的道德宣教密不可分。宋代以儒立国, 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治国理念, 为建构规范的政治、社会秩序, 寻求“治民”与“化天下”的途径, 105两宋官方曾屡屡下令推广各种理想的关于社会生活的规则和仪式, 对民间社会的观念、习俗等, 产生深刻影响。106另一方面, 宋代社会文教兴盛, 印刷术繁荣, 儒教典籍普遍流通, 如宋人陈傅良感慨:“人人尊孔孟, 家家诵诗书。未省有宇宙, 孰与今多儒。”107叶适也称, “今吴越闽蜀, 家能著书, 人知挟册”。108在此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 宋代农村已流行一些儿童启蒙印刷读物。109即便在宋代女性阅读的书籍中, 儒教典籍也占有较大比重。110上述因素, 使得国家礼法逐渐深入社会各个阶层, 进而为民众接受、认同。

   就其不同的方面来看, 由于民间特定的生存环境、生活需求、习惯风俗等的影响, 使得在日常生活中, 乡评对诸多不在官方理念规制之内, 却符合民间习俗与现实需要的社会行为予以认可, 同时对违背民间价值取向与民众利益的社会行为予以否定。如因现实生活所需, 对前述那些富于才智、处事果敢、惠及乡里的女性, 乡评往往予以称道;而愚昧不知变通的女性, 乡评也会诋斥。另如宋代持续深重的外族入侵的压力, 激发起民众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故那些忠义爱国的女性, 自然受到乡评推重。此外, 宋代有些官吏家眷涉及贪贿问题, 危害民众利益, 因此贪贿不廉的女性也成为乡评诋斥的对象。总之, 在宋代, 乡评作为一种民间舆论的力量, 参与了社会秩序的建构, 对女性群体、地方社会乃至后世产生影响。当然, 本文仅从一个侧面考察了宋代的乡评, 要全面了解这一问题, 还需从不同角度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注释

   1 早在1922年, 美国学者李普曼即指出, 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 它对人类群体或个人产生着影响。参见[美]沃尔特·李普曼著, 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23页。国内学界普遍赞同, 舆论是针对某些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题的个人意见的集合, 这些意见会对个人行为、群体行为甚至国家政策产生影响。参见许静《舆论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5页。

   2 参见陈寅恪《寒柳堂集》, 《陈寅恪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第72页。

   3 参见程民生《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 《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 第27—40页。

   4 如朱传誉《宋代新闻史》第7章《舆论》认为“宋代舆论, 是以两个问题为核心:北宋为党争, 南宋为和战问题”, 并就宋代的集议、谏诤、封驳、转对、求言、上书、伏阙等舆论形式作了探讨。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年版, 第241—333页, 引文见第244页。又如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第2、3、4章,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刁忠民《宋代台谏制度研究》, 巴蜀书社1999年版;王曾瑜《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 (初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 2001年) , 收入氏著《丝毫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68—107页;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等, 着重考察了以台谏为主的宋代官方舆论的问题。

   5 如陈宝良《明代民间舆论探析》, 《江汉论坛》1992年第2期, 第50—57页;赵世瑜《谣谚与新史学——张守常<中国近世谣谚>读后》, 《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第166—171页;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 《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第14—31页等。

   6 费丝言《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第3章第2节, 仅简略讨论了乡评在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台大出版委员会1998年版。

   7 吕大钧:《吕氏乡约》, 《续修四库全书》第934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第252页。

   8 真德秀:《潭州谕俗文》,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

   四部丛刊初编本。

9 参见应俊辑补《琴堂谕俗编》卷下《崇忠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865册, 第242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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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1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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