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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西方对中东的意识形态渗透及其深远影响

更新时间:2020-08-31 10:26:29
作者: 田文林  
付出最多,但生存状况却最为艰辛,随时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这种“劳动异化”现象不可能长期持续。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奉行“新自由主义”,西方国家可以维系现行模式,而第三世界却不行。

   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境日趋明显。据世界银行统计,l980—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在过去20年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全世界新增了高达2亿的贫困人口,使世界贫困人口总数超过15亿。

   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实际是误导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慢性毒药”。许多中东国家对西方国家强行灌输的新自由主义信条缺乏足够的免疫力。它们无法理解也无法看穿资本主义全球化暗含的不平等,因此对其几乎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阿拉伯的公共舆论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想视野狭隘的受害者,目前它还没有能力批判这种思想根基,更不用说超越这种思想了。……阿拉伯的公共舆论依然无法理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更不用说指出其真正的矛盾和弱点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中,许多中东国家奉行“进口替代”战略,致力于推动工业化进程,一度使阿拉伯世界出现蒸蒸日上的势头。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萨达特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为标志,中东国家相继开启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东地区自由化、私有化最盛行的时代,突尼斯、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奉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积极推行私有化政策、减少福利支出。这等于是对跨国垄断资本“开门揖盗”,结果越是参与全球竞争和利益分配,本国经济越是敏感脆弱,日益走上缓慢衰落之路。

   表面上看,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中东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在政权垮台前,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2位,非洲大陆首位, 幸福指数列世界第29位,还荣获“抵御金融危机十佳国家”之一;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1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然而,在西方这种廉价表扬背后,则是产业结构畸形、民众生活贫困等一系列严峻现实。

   全面开放导致本土民族工业日趋凋敝。据统计,到2007年,阿拉伯世界的工业化程度竟不如1970年。1980—2004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 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时相同。2008年,埃及8000万人口中近一半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东是世界上年轻失业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越是高端人才越找不到工作,这恰好说明这些国家缺乏高端产业,才导致就业率倒挂的怪现象。日益膨胀的青年失业大军成为威胁政局稳定的“火药桶”。埃及、也门等国的反政府抗议,也都是年轻人担当主力军。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这些国家牺牲了发展、财富和尊严,但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仍然是利润最薄、经济最脆弱的产业链下游国家。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受冲击最大的恰恰是这些依附西方经济体系的弱势国家。数年来,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通过滥发美元对外转嫁危机,由此导致国际粮价上涨,依靠粮食进口过活的埃及等阿拉伯非产油国财政捉襟见肘,外贸赤字日增。阿拉伯国家“补贴换稳定”政策难以维系,最终在 2011 年爆发全面政治危机。因此,有学者指出,阿拉伯剧变实际是“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革命”,其目标是颠覆原有秩序,实现经济安全。

   (三) 照搬西式政教分离模式,导致中东政权与教权长期内耗

   在中东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不仅是广大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还是中东国家的主体文化,乃至世俗统治的道义来源。伊斯兰教自产生之日,便与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伊斯兰教既有参与政治的理论内容,又有涉足政坛的历史传统,由此形成政教合一的政体模式。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和渗透下,源自欧洲国家的政教分离模式被视为金科玉律,中东国家被迫进行适应性调整。经过痛苦而漫长的“自我改造”,中东绝大多数国家最终走上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道路。

   然而,在以伊斯兰教为主体文化的阿拉伯国家,世俗国家理论作为源自异域文明的“舶来品”,在当地缺乏深层的文化认同。中东世俗国家奉行的一些基本信条,如政教分离而不是政教合一、效忠国家而不是效忠真主,与伊斯兰传统格格不入。因此,中东国家的世俗政权时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改革与保守、世俗与宗教等几种力量的碰撞、冲突。教权与政权之争一直是中东各国政治生活中甚为醒目的一道风景。

   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精神认同,中东的世俗政权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自我发掘,还需要经济上的显赫成绩作为支撑。缺乏合法性支持的现代化在实施过程中犯下的任何错误,包括人为原因和客观过程本身的缺陷,统统是宗教传统势力所不能原谅的。这些失误为宗教势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批判口实。加之传统宗教理论也在不断修正、补充,它通过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成分,如西方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等,从而以伊斯兰复兴的形式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力。因此,当阿拉伯国家推行世俗化、嫁接西方模式的努力遭受挫折,出现诸如经济停滞、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等种种社会难题时,宗教界反对西方“舶来品”的批判之声与广大群众渴望新变革的社会心态相结合,便会使人们重新转向政治伊斯兰运动,将“回归伊斯兰”视为一劳永逸的突围路径。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每逢重大历史关头,总有一股思潮要诉诸传统,从宗教源头寻找济世良方,形成政治复古主义的反复发作。2011 年中东剧变后,随着世俗政权垮台,随之兴起的几乎都是政治伊斯兰势力。如突尼斯复兴运动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利比亚正义与建设党。尽管这些政治力量未能长期掌权,但伊斯兰势力兴起导致中东国家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的矛盾公开化,导致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2014 年 6 月以来,极端宗教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经过几年的反复,该组织最终日薄西山,影响减弱,但其数年搅局进一步动摇了原本根基脆弱的世俗国家体系。在可见的未来,中东世俗政权与教权之间的博弈仍将持续,并由此极大消耗相关中东国家的宝贵资源,使之难以聚焦更为重要的发展目标。

   总之,在西方意识形态的长期渗透下,中东国家日渐丧失主体性,陷入价值迷茫,由此导致治理水平越来越低,最终在2011年爆发中东剧变。“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对仍在艰难转型的中东国家来说,如果不认真反思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警惕和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就无法真正摆脱积弱积贫的经济状况,其未来探索发展之路仍会面临巨大挑战。(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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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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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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