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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风:论刘向对《战国策》的部属归类

更新时间:2020-08-31 09:29:53
作者: 陈一风  

   摘   要:刘向作为《战国策》的编定者,对该书总体性质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以往质疑刘向部属归类的讨论,未能在此前提之下进行讨论。由此,论者往往过度聚焦于书中具体篇章所体现的子书色彩,却游离了最应着力审视的全书总体性质。事实上,通过审视该书编辑体例、编辑目的,以及刘向对其在部属归类上的斟酌取舍,不难得出《战国策》总体性质是史料汇编类文献的结论。概言之,刘向对《战国策》的部属归类是合理的。这也展现了一代文献学大家卓越的专业眼光。

   关键词:刘向;《战国策》;部属归类;总体性质

   作者简介:陈一风,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

   关于《战国策》的部属归类,学界长期以来存在分歧和争论。最早的观点出自西汉末年的刘向。在《汉书·艺文志》中,《战国策》与后世被目为史部书籍者,如《国语》、《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史记》)等,均被归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下。这也就意味着刘向对《战国策》总体性质的认定(《汉志》对《战国策》的分类体现的是刘向而非其子刘歆的主张,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相关论述)。至唐初,《隋书·经籍志》开始明确按经史子集四部之法进行图书分类,并将《战国策》正式归于史部杂史类。它实际上还是延续刘氏的主张,只是更明确更细化了。此说可统称史部说。南宋以下,此说遭到质疑。先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战国策》应归入子部纵横家。与史部说相对,此说简称子部说。之后,到清代,章学诚明确主张亦史亦子说。这个观点认为,《汉志》六艺略春秋类和诸子略纵横家类应该同时收录《战国策》。它对之前刘氏和晁公武的主张都予以了否定。不过总的说来,在中国古代,史部说是主流,子部说有一定影响,亦史亦子说则除章氏之外鲜有响应。

   至现当代,反对刘向分类的观点日趋活跃。子部说越来越受到关注认同,亦史亦子说也获得了不少学者的呼应。比较起来,这个时期史部说显得论证乏力,少有深入阐述辩驳者。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当代有影响力的史学史著作和史籍经典导读类书籍,几乎都在先秦史书相关内容中列出《战国策》并加以专门介绍,如金毓黻、蒙文通、瞿林东、李宗侗、白寿彝、杜维运各自所作《中国史学史》和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等均是。但是,实际上各家却对《战国策》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或认同《战国策》是史书,如蒙文通、瞿林东。或认为《战国策》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其本身实为长短纵横游说之书的汇集,如李宗侗、杜维运、白寿彝、张舜徽、钱穆。虽然持论各异,但是各家对这一学术史上争论颇剧的问题均着墨甚少,尤其是对于相异的观点几无回应和辨证。所以,《战国策》的性质问题在今天并没有真正取得共识,还有深入辨析的必要。

   本文认为,历来否定刘向分类的各种观点,其据以展开讨论的前提存在问题,从而直接影响到后面的具体讨论和最终结论的有效性。事实上,刘向的分类是正确的。《战国策》是编者刘向为保存战国史料所做努力的成果体现。该书按照史料汇编的体例进行整理,并被刘向做了相应明确定位。下面稍作具体述析,希望可以为研究这桩历史公案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同时也借此具体而微地展现刘向当日校书、编目工作的一个侧面。

  

   一、否定刘向分类者的思维误区

   在《战国策》这部书形成的过程中,刘向的参与度有多高?换句话说,对于《战国策》总体性质的形成,刘向个人主观意图体现了多少?这在讨论刘向分类是否合理的问题时,是最重要的前提认识。因为《战国策》的部属类别,实质上是其总体性质在目录学上的体现。谈论部属类别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谈论该书作为独立完整成书的总体性质问题。而作为深刻影响《战国策》成书的编者刘向,相较于仅仅是置身事外对《战国策》进行部属分类的刘向,对问题的讨论具有完全不同的影响。

   熊铁基先生近年指出,在刘向整理中书的活动中,有一个“很普通而未被重视的现象,即在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存在。而刘向等人的工作,倒是做了‘整部’书的工作”,刘向“对几乎所有的图书,施行了一次大手术——整编乃至改编”。就本文所论的《战国策》而言,正是如此。

   刘向《战国策书录》在介绍该书整理过程时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四库全书总目》早就据此指出:“《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近人张心澂进一步解释说:“授者、学者、传抄者既不一其人,则所记流传之本,亦不止一种,而名称亦不一……及向时所见于中书者……因以校编之为《战国策》。至其作者之主名,则不一其人而失传矣。”其后,续有学者如诸祖耿、范祥雍等均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张舜徽先生曾对中国古代文献从内容来源上分为三大类:著作、编述、钞纂。其中,“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出现,这成为‘钞纂’”。近年杜泽逊以之为基础,提出“著、述、编”之说。“编,又叫纂、辑。是根据一定体例缀辑旧文,其重要特点是原始条文都是其它文献的原文,不加改窜。”依此标准,刘向对《战国策》的整理已经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校雠,而属于“钞纂”或“编”这一类工作。

   因此,《战国策》这部书在刘向整理中秘藏书之前并不存在。若论书中这些零散材料的作者谁何,几乎无迹可寻。但是若追究《战国策》这部书的作者和第一责任人,则非刘向莫属。以这样的身份,刘向就有可能贯彻他个人的主观意图,按照他自己特定的整理原则、体例,将一盘散沙一样的材料改造成为一部具有特定组织结构、属性、有机整体的新的书籍。这样,学界在讨论《战国策》的总体性质和部属归类时,就无法忽视刘向的作用和影响。

   从逻辑上讲,要讨论某一部书的总体性质、理解其部属归类,应该紧紧扣住这部成书的整体状况来探求。书中具体内容的具体特点只能是作为辅助性的参考,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主导整部书基本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众所周知,脱离了整体而孤立存在的局部,其性质往往不同于它所属的有机整体的性质;反过来说,局部性质的简单加总也不能等同于整体性质。所以,考察《战国策》的部属类别亦即整体性质问题,不能仅仅或主要通过其具体、局部的情况去逆推。《战国策》中有些篇章可能确是战国、秦汉时代的纵横家所作,因而孤立地看,这些篇章都具有显著子书纵横家的性质。不过,当这些个别零散的材料被刘向依据特定编辑目的和编辑原则、体例重新整合为另外一部有机完整的成书——《战国策》后,就可能形成不同的独特性质。

   但是,以往质疑刘向分类观点的讨论仅仅把刘向的角色预设为单纯的文字、篇章校订者或评论者(作为书目编修者对已有的成书进行部属归类)。于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往往不能清晰分梳《战国策》的局部性质与总体性质。具体说来,无论是子部说,还是亦史亦子说,都是基于《战国策》书中具体篇章多不实记载、无明确年月标记和纵横家色彩较为浓厚的事实立论,却游离了最不应忽视、最应着力考察的《战国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所体现的总体特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最极端的是完全蔽于书中具体篇章特点的子部说。其实,在一些表面上态度坚决的持子部说的学者那里,内心也不是丝毫没有犹豫。以南宋高似孙为例。前文已经提到,亦史亦子说是章学诚明确提出的。事实上,早在南宋稍后于晁氏的高似孙已经无意间首开其端。高似孙原本承续晁公武的子部说。在其《子略》中,他将《战国策》列入子部纵横家并有一段看起来很雄辩的理由。但他却又在《史略》中依《隋志》的做法将《战国策》列入史部杂史类。何以会做出这个涉嫌“骑墙”的归类,高氏并无说明。也许高氏将《战国策》归入史部实属无意,可这一行为本身似乎透露了他头脑中对于《战国策》性质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的迟疑和矛盾。亦史亦子说论者的纠结则显著表现于外。此说表面看起来不偏不倚,对不同观点都有所兼容。但它更可能反映了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既隐约意识到《战国策》在总体上似乎具有史的特征,却更为书中具体篇章的子书色彩所吸引和影响。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持论者拿不出一个明确的意见,最后只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来处理《战国策》的部属归类问题。

  

   二、《战国策》的成书目的及其总体性质

   从上文所引刘向《战国策书录》那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编辑《战国策》所依循的基本体例原则是:“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概言之,它的主要内涵有两点:其一是国别,其二是时序。这个体例方案从何而来?刘向所整理的材料主要包括两类:提及六种名称的“中书余卷”和“国别者八篇”。其中,“中书余卷”处于“错乱相糅莒”状态,是不可能提供整理《战国策》的基本体例、框架的。因此,刘向所采用的国别体这个总体结构是受“国别者八篇”启发而来的。在此基础上,刘向又将所有“中战国策书”材料按国别和时间先后排比、充实在已有的结构内,并去除重复的内容。显然,这个体例是刘向面对零散杂乱的具体材料,自己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确定的。虽然是上承“国别者八篇”,但将其推广及于所有材料则是刘向自己的主张。

   那么,依照这种体例编辑的书是什么性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需要澄清。在中国古代直至明清时代,很多学者都误把《战国策》看做是一部史著,更确切讲,看成是史官或史家的手笔。这导致否定刘向分类的学者也往往不自觉将《战国策》的部属归类问题置换为《战国策》是否史著的问题。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现当代,以致有学者在讨论《战国策》部属归类一节时直接冠以“论《战国策》非史著”之目。但这样简单置换偏离了讨论中心,从而对《战国策》基本性质绳之以不恰当的衡量标准,也无助于理解刘向的分类行为。纵观历代书目,在史部下面的很多书都只是史料汇编。这些书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部书籍、史料文献,而不能称之为史著。刘向将《战国策》归于六艺略春秋类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以该书为史著。例如,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之下,与《战国策》同列者除了《国语》、《世本》、《史记》等之外,还有《奏事》二十篇。在此书之下,班固注:“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这种书籍显然不能称之为史著,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与史有关,属于史料汇编性质的书籍。这一点在刘向父子的时代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战国策》而言,刘向的编辑方式就是资料汇编类书籍最基本的做法。

   进一步,《战国策》作为资料汇编,到底是何种资料的汇编?这个问题决定着《战国策》的基本性质。现当代对于《战国策》基本性质的争论中,无论是史部说、子部说还是亦史亦子说,基本都认为其为资料汇编。争论的关键就在于,它是史料的汇编,还是纵横游说资料的汇编,抑或亦史亦子的大杂烩的资料汇编?但是单单从刘向这个编辑体例还无法令人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张舜徽先生曾指出:“(《战国策》)体裁与《国语》相似,故世人多取两书并称。”张先生这句话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世人往往因《战国策》的国别体例与《国语》一样,就将前者看作是与《国语》同类的史书。而在现当代一般都倾向于把《国语》看作是史料汇编而非史著。因而主张《战国策》史部说者也多认为《战国策》是与之类似的史料汇编。但这个因果关系似乎在逻辑上显得过于简单化了。《战国策》在资料汇编这一点上确与《国语》有相似之处,但它到底是不是史料汇编,还需要做更深入的论证。否则,史部说终究是欠缺论证的说服力。

这个问题其实关联到刘向编辑《战国策》的目的,即刘向怎样看待这批材料:他是将其作为史料看待,还是当作纵横家说辞资料来看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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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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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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