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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 铁镠:新中国成立70年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内在逻辑及启示

更新时间:2020-08-29 23:32:04
作者: 杨平   铁镠  
[9](P151)

   改革开放的目标和结果之一,就是着手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梳理现代国家与政府的职责和权力范围。这样就使国家控制资源的范围缩小且力度减弱,一部分资源从国家行政权力的垄断中游离出来,成为进入社会或市场可以转让的自由流动资源。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耕作经营的自主权和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在城市,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使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脱离国家的控制而进入市场。外资的引入和国家财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增加了拥有资源渠道的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使得城乡自由活动空间不断拓展。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中国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政府日益重视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依法治国,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受到重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开始逐步由管控转向“培育发展与监管并重”,推进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改革、社会组织的扶持与培育改革、社会组织的税收制度及公开透明改革。第二,政府放松管制,大幅度下放权力。首先,政府将人事权、经营权下放给企业,通过行政权力收缩,将大部分经济权力下放给社会,以增强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与效益。其次,中央政府大幅度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无论是干部管理权、行政管理权、社会管理权,还是政治决策与经济决策方面,以及财税金融等方面,改革后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大大增加。最后,政府对公民的管理逐渐放松,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前所未有地增大。第三,政府职能开始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强化其行政管理职能的同时,不断弱化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政府开始从诸多领域抽身,不再对大部分生产、经营、民事、文化、艺术和学术等事务单纯地直接管理,而是将部分职能交给非政府的行业协会、同业组织等[10](P199-200)。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注重发挥它们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

   上述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发展变化,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开始适度分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的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产生。据民政部统计,2004年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发展到28万多个。经过近15年的发展,社会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6.6万个,基金会7034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4.4万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980.4万人。这些社会组织主要涉及科学研究、教育、卫生、社会服务、文化、体育、工商业服务、农业及农村发展等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体系[11]。

   随着改革的深化,正确认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先导。国家一直努力推进政商分离,通过厘清各自的职能边界,促使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脱钩,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成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经过努力,国家与社会的权力边界和功能职责日渐明晰,迅速成长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各类经济活动,并积极推动经济合作,而且能提供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渠道,更好促进经济发展。其次,社会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桥梁,是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是推进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动力。社会组织尤其有利于增强官民之间的互信,对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再次,各类社会组织一直承担着扶贫济困、部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促进慈善事业的重任。最后,社会组织在塑造民间规范,维护社会团结,特别是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方面作用突出。总之,在产权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促动下,社会组织得到较快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分化进一步加速。但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度还很有限,开展公益活动的能力依然不足,处于“生存弱势期”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远未形成。

  

   三、“强起来”:民族国家超越发展的国家-社会“整合”逻辑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正凝神聚力追赶超越,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复兴目标全速前进。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实质上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巨大成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以改革发展的绩效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没有任何问题,更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没有任何风险和挑战。中国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与日俱增。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快速发展的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引发了一些国家的高度警惕和过分担忧。例如,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对出口转让中国技术作出极为苛刻的限制,全方位阻遏中国的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应对和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就成为当前我们治国理政的大事之一。

   中国国内发展同样问题突出。中国是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超大型国家,长期以来的治国实践已经形成了国家治理的“路径依赖”,致使转型期的制度变迁、社会变迁和观念变迁都比较缓慢且艰难。使命型政党领导的“追赶超越”发展客观上要求“压缩现代化”,即在更短的时期完成比其他国家更多的现代化目标与任务。这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大量积累和社会冲突的集中爆发。加之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能力和自治程度比较低下,客观上造成国家和政府治理的“应接不暇”和应对不力。缺少法治保障的市场负效应进一步放大。事实上,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迅速拉大,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不公正不合理现象更加突出,生态环境加剧恶化,群体性事件陡然增多,官员的失职渎职现象时有发生,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党和政府的权威受到严重消解,许多滞后的体制机制阻碍了社会进步。“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措施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机就有可能转化为全面的统治危机和执政危机。”[12](P23)

   按照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观点,“政治系统”是社会系统中执行“社会整合”和“适应”功能的子系统[13](P7)。帮助社会整合与调适自然是适应国家治理之需。为了化解治理危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更是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纳入“两个百年目标”的总体战略框架内。为了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提升党的政治权威,整合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从大局出发,通过强调“核心意识”来重构党的最高领导体制,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中央的最高权威。更加突出加强顶层设计,从中央宏观层面总体上领导和指导改革,更大程度发挥党的政治动员力量。在塑造社会观念方面,通过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在改变社会风气方面,重新回归群众路线,通过强调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构筑新的监督监察体系,加大治党反腐力度,建立廉洁政治,全面从严治党,营造新的政治生态;通过整合新的国家领导体制和政府机构,强化对关键问题和重点领域的突破,特别是诸如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等事关民生的迫切问题。这一国家“整合”社会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以党领政”的公共治理结构。因为“党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政治权力,在公共治理中党组织比政府机关的作用更大”。[12](P20)基于上述逻辑,“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就成为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

  

   四、“协同治理”:重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关系“复合”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三次历史性变迁深刻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面临的不同境遇和不同的战略目标选择,揭示了党对执政规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凸显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易、艰辛和坚定的决心。总结70年国家治理的辉煌成就与问题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本位”立场,坚持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趋增大的社会条件下,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国家领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复合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检验的必然逻辑。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本位”立场

   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了国家。自阶级国家产生以来,作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工具,作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国家始终凌驾于社会之上,并牢牢地控制着社会。因此,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社会的思想理念是如此盛行,以至于“有些思想家,像黑格尔主义者,将国家——以及有关国家的观念——置于风靡欧洲的各种社会潮流的中心”。[2](P9)尽管学界在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上出现过摇摆,但“在过去十年左右,理论家更倾向于国家中心论,明确认可国家在塑造统治模式中所具有的核心功用”。[2](P10)毋庸置疑,今天的国家仍是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主体,但国家与社会有条件地互动提醒我们,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它们的社会,同时,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构建了它们的国家。

   在深刻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从根本上为我们提供了致思的理路。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彻底颠覆了黑格尔关于“社会从属于国家”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他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14](P442),“那些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14](P41-42),“市民社会的成员,就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14](P428)。更进一步,马克思明确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的内在联系:“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和地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正像宗教对待世俗一样,国家不得不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恢复它,服从它的统治。”[15](P145)这一时期,市民社会这一术语用以概括从物质生产和个人交往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组织。正是在论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澄清并理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了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看法: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作为异化的力量——阶级统治的工具——凌驾于社会之上。因此,一切剥削制度都是通过国家压榨和控制社会以维护阶级统治秩序。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终将回归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职能,并最终实现消亡。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启示我们:“国家源于社会,是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社会。”[16]由于国家的本源是社会,社会是国家的根基。不同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与社会不同的关系,同样地,同一性质的国家面临不同阶段的发展任务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实践证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发展进步是国家强盛的基础,也是国家建构和建设的目的。执政党和政府只有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强保障促民生的社会建设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性工程,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建设一个日益开放、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必将极大增强民族国家的内聚力和创造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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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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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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