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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农业集体化运动背景下的民族政策调整:以贵州省麻山地区“闹皇帝”事件的和平解决为例

更新时间:2020-08-28 17:43:46
作者: 王海光 (进入专栏)  
反叛者的主要口号是反对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 骚乱地域涉及贵州的望谟、紫云、罗甸和广西乐业、天峨等县的近50个乡镇, 参加者以苗族为主, 还有布依族和汉族, 共有5000多人, 仅望谟县就有3300多人参加1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场武装骚乱的主要组织者和骨干成员, 有大批乡干部、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复员军人和民兵, 许多人还是当年跟随熊亮臣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征粮征税的骨干分子19。由此可见, 过急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动摇了新政权在当地的统治基础, 酿成了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二、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的实施以及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冲击

  

   中共在贵州省的建政较晚, 土改实行得较迟, 农业合作化起步要比其他地方慢一拍, 1953年底才由省委试点办了一个22户的初级社。但在中央加紧农业合作化的督促下, 1954年贵州全省的初级社猛然发展到6000多个, 出现了急躁冒进的问题。在1955年初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 按照中央“缩、停、发”的稳妥发展方针, 贵州省委把原定发展1.8万合作社的计划压缩为1万个。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合作化, 本着“宁肯少些, 但要好些”的精神来安排。要求“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照顾少数民族的特殊问题, 少数民族的特殊用地 (棉花土、辣椒土、靛土、麻园、姑娘田等) 可暂不入社, 自留地也可比汉族地区多一点。20这些政策无疑是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

   然而, 1955年夏, 在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右倾保守”后, 贵州第五次党代会进一步批判右倾思想, 督促各地 “大力发展、猛烈发展”, 并批判了民族地区慎重稳进的合作化方针。会议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合作化运动长期稳慎不进, 停止不前, 缺乏积极的方针, 右了。”21到1956年下半年, 全省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93.4%, 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占农户总数的51.6%22。望谟县所在的黔西南兴义专区,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下, 以政治运动方式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到1956年冬, 全专区所有农户都加入了高级社。23

   望谟县虽然自然条件差, 搞合作化却不甘人后。在上级的督令下, 望谟县委批判了“领导落后于群众, 思想落后于实际”, 在2个月完成建社60个的任务, 又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 发展高、初级社424个, 宣布实现了农业合作化24。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合作化, 只能用强迫命令的方式:不顾少数民族的文化习惯和传统生活方式, 把他们的祭祀田、养老田 (牛) 、麻园地、蓝靛土、姑娘私房土一股脑儿地入了社。而且生产资料入社折价普遍偏低, 自留地偏少。

   麻山地区山高地僻, 农民居住得十分分散。刚刚试办常年互助组没几天, 就要限期与中心地区一样实现合作化。有的乡第一天宣传政策, 第二天解决具体问题, 第三天成立社。而且办社规模追求户数, 忽视山区农民居住分散的实际。把远隔三四十里、地隔几重山的许多散落的小村庄, 合并成一个大社, 还要求农民集体出工, 造成严重的窝工浪费。当地农民非常不满, 抱怨说:“在社里生产就像劳改犯一样, 出工不少, 不见活路”。25

   在自留地的问题上, 当地政府硬性规定, 只能在5%以下, 只能种蔬菜, 不能种粮食。少数民族的特殊土地、山林和特用耕畜等, 也一律入了社。不入社的农民被批判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农户入社时要求留下一棵黄果树给娃娃吃, 愿意拿钱抵价, 也被干部骂为自私自利。这些做法引起各族群众的不满。有些乡还作出了强迫群众入社的规定: (1) 谁不入社, 不卖盐巴给谁; (2) 合作社社员遭盗窃, 单干户赔偿; (3) 社员退社, 单干户负责; (4) 谁不入社就是不拥护毛主席; (5) 不入社就去修公路, 不给评分等。在处理社员生产资料入社方面, 一般都对农民的生资料作价偏低。有的地方耕牛入社折价只达到市场价格的40%, 有的耕牛入社后农民分文未得, 侵犯了中农利益。他们不满地说:“土改斗地主, 互助组是限制富农, 合作化化中农。”26

   在统购统销工作中, 望谟县也存在很多问题。在实行统购统销的“三定”时, 县委在任务观点的支配下, 不适当地加大了定产基数, 扩大了统购面。当年统购数量超出统购任务的36.6%。中共望谟县委在“坚决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任务”的思想指导下, 以大辩论反瞒产的方式, 1954年超出任务的45%、1955年超出任务的40%、1957年超出任务的65.9%。超额完成任务实质是购了过头粮, 增加了农村返销粮的数量。同时, 对农业人口缺粮供应量逐年减少。27而且粮食部门对少数民族的特殊用粮抠得很紧, 限制他们酿酒、打粑粑, 使种大米的吃不上大米。个别地方还征购到了群众的口粮。28

   在税收上, 望谟等地的农民负担是相当重的。安龙、贞丰、册亨、望谟四县的工商各税, 1955年比1950年增加了18倍。特别是望谟县1954年在农村采取“普查补税”, 受到了兴义专署严厉批评:“产生强迫命令, 招致农民不满, 影响工农联盟及党与人民的关系”。29农村的主要税源是屠宰、土酒、原木等项。1953年以前, 屠宰“三自” (自养、自宰、自用) 免税, 少数民族自酿自食的土酒免税, 从1953年起这些免税的项目均开始征税30。以猪税为例, 1952年不纳税, 1953年开始征税, 1954年按8%交税, 1955年加到12%, 1956年加到15%31。很多农民反映:“国民党的派款, 一年一次完全包干, 现在的税名堂多, 税重。”32

   在供销合作社的问题上, 农产品价格低, 工业品价格高。麻山当地的一斤盐要比外地贵4分钱。仔猪是麻山人民的主要副业, 但合作社不肯收购, 即使收购也把收购价压得很低。小猪出售价格每头平均要低7元。供销社不收购药材, 当地农民赶场卖白芨一斤一两分钱, 外地合作社的收购价格是一斤7分钱。山货不收购不宣传。合作社农具的供应既不适应山区需要, 价格也不合理。1955年一把挖锄是1.5元到1.7元, 1956年冬合作社卖2元、2.2元一把。春耕时节铧口脱销, 农民宁肯多跑30里地到外地去买农具。33群众说:在供销社 “买东西贵如金, 卖东西贱如土”。昂武乡一个农民杀了一头猪, 价值19元, 在扣除税收和贷款后, 只剩下七分钱。农民说:“辛苦一年帮政府喂猪”。34

   还有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问题。一些干部自己不懂种植却指导群众改进技术。1956年, 一位干部不顾麻山的地质、气候条件而推广双季玉米。本来应该温汤浸种, 他却让群众用开水烫, 然后将种子与桐油石灰混在一起再下种。本地种植习惯是3月初下种玉米, 他要求农民在2月初就下种了。结果玉米只长出来一小半, 后来也全死了, 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35

   这些林林总总的事情, 让当地农民感到十分恼火。麻山少数民众本来就与历史上的汉族政府有血仇, 这种对具体政策的抱怨很容易激化为民族恩怨的冲突。贵州省委事后总结时说:旧怨未解, 新怨又结。群众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征集兵员、修筑公路的不满情绪不断酝酿, 最终形成了一场当地少数民族的武装骚乱。

  

   三、麻山事件的发生和平息

  

   (一) “皇母娘娘”的“出皇帝”谣言

   1956年3月2日, 麻山乡海孟寨农民杨绍斌36邀约本寨青年农民张老毛等人, 同去罗甸县的打林村, 帮助妹夫搬家。路经罗甸县羊坊村时, 到老相识项老祥家歇脚吃饭。听项母说:柑棚寨出了个皇帝。杨、张好奇, 便去观看。

   出皇帝的事, 是柑棚寨的一位60多岁的疯婆子“跳大神”说的胡言乱语。老疯婆名叫熊狗奶, 已疯了多年。她说:皇帝要登位了。皇帝就是我儿子, 我就是皇母娘娘, 毛主席、蒋介石是我的儿子。你们大家要给我宣传, 如不宣传, 以后皇母娘娘要治你们的罪。她还说:要打电话叫毛主席来, 人民政府不要, 兵役不要。37

   杨绍斌是跟随熊亮臣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的骨干成员, 任麻山农民自卫团警卫队副队长。大哥杨绍华、堂哥杨绍周都死于国民党军的镇压中。中共进军贵州时, 杨绍斌随熊亮斌回到家乡组织本地武装, 配合解放军占领望谟县、紫云县、罗甸县等地。在清匪反霸中, 杨的表现也十分积极, 曾担任过村农会主席。1953年, 杨因挪用公款吸食鸦片, 被撤销职务开除回家。他不愿干农活, 成了一个从事迷信活动的神汉, 靠给乡民打卦“打老魔”搞点酒食。农业合作化以后, 每天出工要走一二十里地, 杨受不了这份苦累, 对政府一肚子怨气。熊狗奶的话, 使杨绍斌感到有机可乘。他立即转回家乡, 大张旗鼓地开始了“闹皇帝”的宣传。38

   从3月7日到10日, 杨绍斌披红挂绿, 以神鬼附体的“跳大神”方式向群众宣传:“王母娘娘下凡降旨了, 现在中国已经出了皇帝, 六月六日登位, 命我为‘大将’, 老毛为‘飞虎’, 特向你们晓谕。”“皇帝出世, 农民不做活路有吃有穿, 有万年米, 一颗米能吃一万年, 吃一次饱一辈子”, 皇帝登位“就不要公粮, 不用人民币”, “吃不了, 用不尽, 住的大瓦房, 穿的是绸缎, 河里的石头会变成米, 圈子里面的青菜会变成肉”。39杨的巫术宣传, 蛊惑性很强, 应者甚众, 越传越神, 很快波及麻山地区的乐宽、乐旺、密结、牛场、纳夜、麻山6个乡。受到“出皇帝”宣传蛊惑的近千人, 其中不少是党团员、民兵等积极分子、乡社的干部。杨绍斌还伙同他人写出了《皇母娘娘告天下太平书》。他们张贴布告、立国号为“农民共和国”, 定国都于海孟寨 (杨绍斌的寨子) , 一时搞得当地人心惶惶。

   3月9日, 中共望谟县委接到在乐旺乡的公安厅工作组的报告后, 立即派人逮捕了挑头闹事的杨绍斌等4人, 并组织工作组到出事的6个乡, 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合作化的优越性, 消除群众的迷信思想, 安抚民心, 恢复生产。

   县委认为事情的发生是群众迷信所致。杨绍斌、张老毛二人出身历史都很好, 是贫苦的苗族农民。杨有反抗国民党的历史, 当过村干, 靠搞迷信活动骗取钱财。张是老实农民、民兵。县委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教育之后, 报请兴义地委批准, 于5月将4人全部释放。为防止坏人捣乱破坏, 在当地设立了隐蔽的情报点。40

   县地两级党委对事件的最初认识和释放杨、张等人, 不仅出于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 同时还有中央和省委试图调整民族关系的政策背景。

   鉴于1956年春贵州各地出现的一系列民族冲突的群体性事件, 中共贵州省委试图对因合作化而激化的民族矛盾进行调整。3月4日, 毕节地区纳雍县马场乡发生了少数民族群众闹事事件, 共300多人参加, 杀死民兵队长等3人。3月6日, 中共贵州省委要求毕节地委“检查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无强迫命令和违反民族政策”, 并向中央转报了《毕节地委关于纳雍县马场乡发生骚动抢劫事件的报告》和省委意见。4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指示》, 认为贵州省委提出的意见是完全必要的, 要求出事地区很好地分析总结民族骚动的原因和教训。根据中央指示, 贵州省委于5月25日制订了《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计划》, 检查的主要内容是少数民族地区发生骚乱的原因, 民族地区的合作化运动中强迫命令的情况, 少数民族干部的使用情况等等。望谟县委的处理方法, 应是符合省委调整民族政策精神的。

(二) 从发谣风到武装骚乱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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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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