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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婧:近代上海女医群体的形成——以社会网络为视角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8-28 17:41:33
作者: 赵婧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办之时,前后共有毕业生72人,遍及中国各省。20上海女子医学院是20世纪20至40年代女子西医教育本土化的典范,进一步促进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形成。

   专门招收女生的女子中医医学院也在上海短暂存在过。1925年6月,丁甘仁和夏应堂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经验之上,创办了上海女子中医学校(亦称上海女子中医专校),校址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沪北广益医院内。21后因中医学校亦开始男女同学,加之丁甘仁于1926年8月辞世,女医校于1927年底并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近代女中医的养成也要突破传统师徒制,其目标不再限定于家族内的知识流传或特定阶层的医学活动,而是与女西医一样,遵从规范的现代教育模式与服务人群的宗旨。

   所谓“近代女医”,即为这些教育背景千差万别的女性医者,女医群体显示出近代上海医疗市场的鱼龙混杂。很多自称“女医”者,并非经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女医生,而是未经政府登记的个体开业者,或是医疗辅助者,如护士、助产士、药剂师等,其数量远多于女医生。上海的助产士人数众多,大多毕业于杭州广济医校以及上海同德、中德、人和等四个助产学校。她们自称“产科女医生”,遭到卫生局的公开禁止。22在政府规范助产教育之前,助产学校亦多以“女医学校”自居,如上海中德助产学校1930年通过教育局立案之前,其校名即为中德产科女医学校。很多时候,在病家眼中,不同女性医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可辨的。当医疗纠纷发生时,无照执业或冒充女医师诊疗的情形可能就会得以暴露。23

  

   二 女医网络:开业形态与策略

  

   上海是近代中国女医教育、从业最为重要的集聚地之一。曾有甘肃派人来沪物色产科女医人才,以“在该省设置产科学校,提倡新法学术”。24又有江西某省立助产学校,委托上海职业指导所,招聘医长一人,“须在国内外医专或医大卒业之女医师”,25可见上海不仅培养了大批女医,可供输往全国各地,同时,亦吸引了众多女医前来求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女医中转站的角色。除留学回国、上海本埠培养的女医外,广东、福建、江浙等地的女医也常会选择来沪开业。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战乱时期,上海亦成为各地女医的避难所。她们通常也更倾向于在这些省份的移民聚居区开业,或在同乡会性质的医院中就职,以优惠诊费招揽同乡顾客,试举数例:

   女西医卢月勤向在广州祐生医院充妇儿科主任,及在官窑钟村等处设立接生医局。去腊避乱来沪,设日勤医局于北四川路克明路天寿里八十号,并就南京路抛球场沪江医院女医席。现卢女医士以沪院接生,索费多奇昂,贫家不敢问鼎,特发宏愿,在海宁路广肇医院当义务接生医生。26

   席德宏女医师,早岁卒业于产科专门学校,后在上海市卫生试验所吴淞产科医院实习及格,获得该所长颁给成绩优等证书。嗣赴江苏省政府民政厅卫生技术室投效产科,当奉室长汪黄英博士派往江苏省立医院产科部工作,后调派常熟县立产科医院主持产科事宜。迨沪战发生,避居家山,即在板凳村设立诊所……旋因环境日非,辗转趋避来沪,近来自设诊所于派克路二五三弄承兴里K字第四号……兹为优待同乡起见,诊例照定价拾元减半收费……27

   总体而论,近代上海女医的开业形态多种多样。除了少数精英在诸如西门妇孺医院、尚贤堂妇孺医院、仁济医院、广仁医院等专科或综合医院执业外,女医多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租界里弄内自设诊所。同时,她们也会选择在医院、药房、公所、协会等机构和组织里兼职。比如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陈竞芳,是同德医学专门学校(1935年更名为同德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1925年与人合组诊所于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对面的福源里,临时法院上诉院推事夫人难产、英美烟草公司买办小儿惊厥,“均为该女医师治愈”。28此外,她还在锡金公所、宝隆药房、红十字会时疫医院、联益医院、姊妹妇孺产科医院等多处兼职。29在积累了十年的行医经验与患者资源后,陈竞芳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嵩山路仁和里开设了分诊所,宣称“专治妇女月经不调、肝胃气痛、腰酸、腹疼、白带、不孕诸症”。30

   表2 近代上海药房设诊女医举要 

     

   与药房合作,在药房设诊,也是女医开业的重要形态。包括五洲药房、中法药房、集成药房、宝隆药房、中西药房、利济药房、华英药房、华美药房、华德药房、普利药房、金汉药房、金鹰药房等在内的近代沪上各大药房,都会聘请女医坐诊,以吸引病家,推销药品;女医亦可借此机会接触病家,了解病情,以建构自己的顾客网络(见表2)。一些女医也与药房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扮演了合伙人或投资者的角色。1935年5月,华英药房倒闭,在此坐诊的女医张梅岭损失最为惨重。张梅岭于1930年8月开始将业务收入陆续存入,之所以为之,乃因药房董事章显达为其父——集成药房创始人张集成的门徒。华英药房负债六十余万,而张的存款就达八九万。31

   除了以个体身份在各种医药机构和组织中行医,女医群体最常采取的开业策略是与同僚合作,共享诊疗空间与患者资源。女医学士张瑞彬、叶为彬毕业于南洋医科大学,擅长小儿科、妇人科、花柳科、产科,“学术精良,经验宏富”,共同任职于福民医院,并合组诊所于吕班路霞飞路(今重庆南路淮海中路)普利药房楼上。32著名女医黄琼仙1925年出访欧洲,先后至意大利、瑞士、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又返母校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考察。其离沪期间的医疗事务,全权由在诊务上辅助她多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医院的女医张梅岭负责。33相类似的,妇科专家、女医郭太华赴香港处理事务的十天时间里,由冯爱华女医代诊。34由于女医独特的性别身份,女女合作更有利于同性同僚在特殊医疗领域的互助,比如在产科领域,分娩时间或地点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两三名女医可以交替为产妇诊治或接生。此外,女医因处理个人事务而暂时无法执业的情况下,可由其他女医代为处理,从而共同稳固并延续医疗业务。

   而为了招揽女性病患,扩大顾客网络,男性医者也会主动联合女医共同执业,将女医纳入经营多年的事业版图中。男医自身的业医经验对男医治女病的诸多不便深有体会,特别是在妇科、产科等领域,因此,在医院内实行男女分治,乃招揽女性病患的重要手段。名医杨钟甫创办的平民疗养院鉴于贫民产妇增多,特聘女医王慧珍专门负责产科。35曾在南市公立上海医院任内科主任的黄祥甫自设医院后,邀请女医杨讱言主理产科。36女医沈郑浩除个人开业外,还在名医臧伯庸的爱多医院中担任产科医生。37还有男女同学联合开业的例子。同毕业于中国医学院的内科中医顾兆奎与妇科女医谢斐予,于1932年在老西门合组诊所。38在女性医生数量远少于男性医生的时代,男女医生合组诊所为女医开辟职业领地、确立职业地位打开了门径。

   虽然男性医生之间也会合作开业,39但女医的联合具有特殊意义,会帮助她们抵御男性病患可能引发的骚扰甚或人身危险等隐患。当时报上时有刊登女医被劫甚或被绑架的新闻。1930年8月16日,在法租界菜市街(今宁海东路)懿德里开业的女医生王胡撷芬家被三名盗匪抢劫,损失价值400余元的财物。40更有男病患以看病为名,实欲纠缠女医的情形:“有时碰着一个色星高照的朋友,他竟然动手动脚,作非礼妄想……有些嬉皮笑脸的男子,借着看病的理由,前来与你胡缠。我们遇到这等场合,大都是置诸不理的。”41杨步伟在北京的森仁医院选择开在警察分局旁边,也是希望可以受到保护。42

   上述合组诊所或联合执业的女医开业形态,一方面印证了女医群体数量与职业空间的扩大,另一方,亦表明同学或同业的业缘网络对女医执业的支撑具有重要影响。女医在宣传自身医技精良、经验丰富的时候,各界社会名流的背书也是一些女医广告中的“标准配置”。在女医陈志方的广告中,虞洽卿、王晓籁、黄金荣、杜月笙、王一亭、潘公展等沪上名流,以及余云岫、庞京周等沪上名医,均以介绍人的身份署名。而在名人背书之外,陈志方的家庭关系——大律师陈永霖之女,亦为其女界精英身份增色不少。43

   在20世纪上半叶,家庭关系在女医个体的职业选择与塑造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首先,父母业医对子女个体确立职业志向、拓展医疗业务的影响,是家庭关系促成女医养成的一个重要面向。以女医瞿亚宏为例。瞿亚宏的父亲瞿绍衡、母亲姚英乃皆为上海著名产科医生,同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姚英乃于1916年任上海医院产科主任,后赴北平与瞿绍衡创设瞿氏夫妇医院。经瞿绍衡之兄瞿绍伊推动,1933年瞿氏夫妇将医院南迁至上海法租界宁波路(今淮海东路),更名为生生医院。44身为次女的瞿亚宏同样选择投身医界。她先后于1929年、1935年毕业于北平女子产科学校、上海同德医学院,后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亦继承父母的医学志愿,专攻产科。1937年回国后,在上海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寿民医院担任产妇人科主任,并在福煦路西摩路(今延安中路陕西北路)华德药房另设诊所。45此外,她与沪上名医范守渊结为连理,进一步稳固了这个医学之家的联结。在一件产科医疗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瞿绍衡带瞿亚宏到产妇家解决难产的情形,并有意为其提供医疗实践的机会。46事实上,当时瞿亚宏刚从同德医学院毕业,准备留学日本,很可能尚未领有正式医师开业执照,就法律层面而言,救治难产实为违法操作。但父亲的医生身份为她提供了其他女性医者无法企及的实习机会(当时另有学生七人在场见习),亦表明血缘关系与业缘关系对瞿亚宏成长为女医的双重作用。

   其次,姐妹或女性亲属共同习医且业医的例子颇多,如著名的石氏三医师石美玉、石腓比与石成志。石美玉的妹妹石腓比1919年自约翰·霍普金斯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20年,因石美玉与所属教派就教旨等问题产生分歧,石腓比与石美玉、美国女传教士胡遵理(Jenne Hughes)一同离开九江,到上海创办了伯特利宣教会(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医院(今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石腓比于1930年因病去世。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石美玉转移到香港,之后赴美定居,伯特利医院院务交由其弟媳石成志处理,直至1952年医院上交给政府。47张竹君的妹妹张湘纹11岁时随张竹君自粤来沪,先后入尚贤女校以及姐姐创办的上海医院医学校就读。张竹君终止女医学校的活动后,张湘纹继承了姐姐的志愿,于1917年在上海创办人和产科医院以及人和助产学校,后又于1928年创办尚贤堂妇孺医院,终身为产妇服务。48前述女医张梅岭,其姐姐张梅影亦是赴美留学的女医。1929年张梅影自美国归来,与妹妹合组诊所于靶子路(今武进路),以新式电机电光手术机械,治疗风瘫、惊风、肺痨以及四肢不遂等疑难杂症。49张梅影、张梅岭姐妹的父亲张集成,即为杭州广济医校的毕业生,在沪上开设集成药房。

   再者,“医学事业所享有的崇高的职业声望,也往往使这些医生父子伯仲相继,夫妇相随,蔚然成‘家风’”。50除前述瞿绍衡与姚英乃、范守渊与瞿亚宏等夫妻共同业医之外,更为有名的夫妻医师是倪葆春和王淑贞。二人同于1925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发展医疗事业。王淑贞是与北京协和医院林巧稚齐名的妇产科专家(南王北林),倪葆春则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奠基人。相对于选择独身的女医,与丈夫同时执业的女医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事业与家庭可以平衡。女医执业不仅在社会层面服务人群,而且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与地位更为凸显:夫妻通过共同的医学专业知识与医疗经验,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稳固家庭的社会地位,一起为整个家庭事业贡献力量。女医职业化与传统社会女子业医的“家风”已有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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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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