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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俊林 高抒:沙岛浮生:明清崇明岛的传统开发与长江口水环境

更新时间:2020-08-28 17:37:56
作者: 鲍俊林   高抒  

   摘    要:

   崇明岛地处长江口,江海交汇的特殊环境对沙洲盈缩与传统开发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中叶崇明主岛逐渐稳定,官河、民沟兴起,形成了“灶地—圩田—水利”的土地利用基本格局及海洋性农业模式。伴随官府管理的深入,清代岛内迎来传统开发高峰,农业化进程加快。从制盐、稻作到植棉,传统开发时空格局呈现出对长江口水环境变化的适应特征。长江口两翼伸展、沙洲扩大,引发入海通道分汊,并导致南北支咸淡水分布格局与荡地坍涨变化,共同推动了传统开发活动向海迁移、演替。高度动态的潮滩环境给地方生计与沙地管理带来挑战,增加了民灶分界、河渠管护的困难,不稳定的地方管理制度更使土地纠纷、水利兴废复杂化。

   关键词:沙洲; 环境变迁; 传统开发; 长江口; 崇明岛;

  

   沿海地区在当前我国经济开发中具有引领地位,深入了解沿海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滨海岛屿与沙洲是相对特殊的地理单元,生态脆弱、资源丰富、人类活动复杂多样。包括台湾岛、海南岛、崇明岛、舟山岛等沿海岛屿的移民活动、传统生产、资源管理、军事驻防以及商业贸易等内容,日益成为相关研究者积极关注与广泛讨论的对象。(1)

   崇明岛位置比较特殊,位于长江入海口,属上海市崇明区,是我国最大的河口冲积岛,被誉为“长江门户、东海瀛洲”。该岛三面临江,东南濒海,东西长80公里,南北宽13—18公里,总面积1 267平方公里;盛行东南风,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降水量1 003毫米;全岛地势平坦,以砂质壤土为主,90%以上土地标高为3.21—4.20米(以吴淞为0米),(2) 2017年末总户籍人口约69.5万(含长兴、横沙岛)。(3)崇明岛发育于长江口,大量泥沙沉积提供了物质基础,加上强烈的江流、海潮动力条件,宋元时期众多沙洲坍涨、游移、合并,到明代中叶崇明主岛形态逐渐稳定,后经反复坍涨变化,岛屿不断扩大。(4) 长期复杂的地形地貌演化,为崇明岛传统开发提供了丰富资源,也是其不同于其他海岛的重要特征。

   以往研究中,有关沙田开发、制盐管理等问题是崇明地方社会变迁研究的传统内容,例如盐场废置、海运事业兴衰、(5) 沙田官拨、租佃以及“沙案”纠纷管理等方面。(6) 值得注意的是,崇邑地处江海交汇,高度动态的长江口水环境是影响传统开发的重要因素,也是深入理解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传统开发与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地理背景。长江口淡水径流与咸水潮流变化幅度强烈,二者消长关系塑造了咸淡水分布的时空变化,这是构成长江口水环境变迁的重要内容,对崇邑沿岸土质变化、沙地利用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前人对此缺少关注,对崇邑传统开发演变与长江口环境变迁的讨论不足。尽管也有学者注意到崇邑开发中海洋因素的影响、滩涂多变的地理特征与资源开发的相关性,如魏嵩山综合讨论了崇明岛形成与历史开发基本过程,(7) 王日根等利用施天泰案“争沙”纠纷,指出沙洲坍涨不定的浮动环境与土地开发、官府管理以及赋税征收密切相关,(8) 但对崇明岛传统开发与长江口地理环境变化的相关性并未进一步讨论。

   鉴于此,本文利用明清方志、档案等历史文献、结合田野考察与学科交叉方法,通过分析明清时期长江口水文条件变化、崇明岛土地利用格局与资源管理变迁的历史过程,旨在揭示长江口水环境变化与传统开发变迁的关系,有助于刻画崇明岛传统开发模式及环境适应过程,深化对江南地区沿海社会发展机制、环境变迁与社会经济系统交互作用的理解。

  

   一 灶地、圩田与水利:16—17世纪传统开发与资源管理

  

   明代中叶,长江口众多拦门沙逐渐团聚合并,崇明岛核的稳定、成型,导致长江口通道出现分汊,现行长江口北支、南支出口的一级汊道奠定雏形,此后长江主泓长期位于北支出口,成为河控通道,直到18世纪初向南支转移。(9) 崇明主岛成型与江口分汊,是长江口水环境变化的重大事件,引发咸淡水分布存在差异,北支出口淡强咸弱,南支出口淡弱咸强。同时,咸潮增强会导致沿岸土壤浅层地下水矿化度升高,土壤盐渍化加深,(10)因此,南北支通道咸淡水分布差异引发崇明岛沿岸自然环境变化,整体上表现为北侧沿岸淡水强而咸水弱,土壤盐渍化较少,南部沿岸淡水弱而咸水强,土壤盐渍化程度较高。滩涂坍涨多变、咸淡水分布与土壤性状的空间差异,塑造了这一阶段以民间制盐为主的沙地开发模式,以及地方惯例为主的管理方式。

   (一)荡地演替、扩张与浮动田制

   崇明沙洲始于唐代武德年间的东、西二沙, 到明代中叶以前,崇明岛核尚未成型,众多沙洲坍涨靡常,属四周环海的河口拦门沙阶段,渐有周边州县家族移民垦荒、捕鱼,人口稀少。唐末五代在西沙设崇明镇,属通州海门县,宋设边海巡检司;至元年间又升姚刘沙为崇明州,改崇明镇为西沙置巡检司,(11) 随着沙洲扩大、开发增多,崇邑从海防重地向地方行政区转变。至元十二年(1275),崇明土地正式纳入国家管理范围,“封域、制田赋、定税粮”。(12) 明洪武二年(1369)降州为县。(13) 同时,针对崇邑沙洲浮动多变、难以清晰界定的情况,官府制定了“三年一丈,坍则除粮,涨则拨民,流水为界”的制度,也被称为“崇明十六字令”(14);“独分水面、以涨补坍”成为崇邑沙地管理的基本准则与地方惯例。(15) 但因沙洲浮动、坍涨无常,崇邑沙地长期以来难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开发,甚至在至正十二年到万历十一年(1352—1583)年间,崇明县城历经五次搬迁。(16)

   沙地或沙洲是崇邑主要土地类型,制盐与种植是沙地开发的传统方式。文献中崇邑沙地种类较多,一般而言,沙地属盐场者为灶地,不属盐场的为沙田。但从新涨沙洲到成熟沙田有一个过程:“涨滩尚未出水之时,名曰水影;出水之后,滨江曰泥滩,滨海曰泥涂;经过相当时间,两者皆能生长水草,故名草滩或草涂。草滩、草涂再经相当时间,可以植芦,由植芦而围筑成田,种植谷类。无论滨江滨海,皆名沙田。”(17) 一方面,这是由于滩涂生态环境存在规律性的自然演替现象,自海向陆,滩涂经过淤涨垫高、土壤盐分不断降低,从高盐含量的光滩沙涂,演变为中等盐含量的稀疏植被沙荡,直至低盐或基本脱盐、植被较多的草荡,是滨海潮间带土壤地带性分布变化的普遍现象。(18) 另一方面,也会在涂荡进行人工种菁,促进土壤熟化、加速沙田成形,多由粮户自种或者召佃。(19) 此外,沙洲有坍亦有涨,既可能“涂成荡,荡成田”,也会反向“田变荡,荡变涂”,(20) 前者是潮滩的淤涨演替,后者则是相反的蚀退演替过程。为适应滩涂变化,与沿江沙洲“待年起科”不同,崇邑滩涂一经报拨,虽水涂亦每亩纳粮五合,(21) 并根据土地熟化程度,对滨海沙地分别制定税率:由低到高,包括涂、荡、田三类。同时,税则随坍涨调整:“坍涨靡常,科则升减随之,如涂成荡,荡成田,则升科;田变荡,荡变涂,则减科。” (22) 康熙《崇明县志》记载了崇邑沙地演变及浮动田制的规定:

   定制以三年为一届,则坍者不致积岁赔粮,涨者即可丈拨补缺也。民田亩粮五升三合五勺,涂粮每亩五合,坍去民田一亩即涨水涂十亩,尚亏粮三合五勺,不足以抵一亩之额。故三年屇期,各沙总量丈新涨水滩,绘图造册,总计若干亩,分上中下三等,印刷涂票一千一百□拨里排,每亩办粮五合,以补坍额,名曰正收,世传望水赔粮者是也。土积渐阜,潮落滩出,则筛菅诸草生焉,取以偿课,其利甚微,名曰草滩。渐次高阜,取芦苇根遍植之名曰种菁。芦苇茂盛,产主例有入场一票,开明图甲诣荡,与状首照验,斫柴还租,此荡涂之制。(23)

   崇邑田制代表了浮动沙洲的典型,形成了地方惯例,备受后人推崇,“沙洲之制,莫崇善也”,(24) “制极美善,万世无弊。自至元建治以来,历今五百年,恪遵无斁”。(25) 尽管这些动态的管理办法表面上看确实合理、因地制宜,但浮动田制是针对多沙游移阶段的情形,明中叶以后整体上沙洲不断扩大,这种地方惯例也带来很多沙地纠纷。至元十二年崇邑田地共7.6万亩,16世纪以后,记录在册的土地快速增加,正德五年(1510)存83.2万亩,万历三十二年(1604)存133.2万亩。(26) 荡地扩张演化导致沙地利用错综复杂、犬牙交错,增加了分界管理困难,看似“美善”的独特田制实际上难以有效应对土地利用冲突与纠纷,反而刺激了对沙地的争夺。沙地是崇邑乡民生计的重要资源,经济收益并不低于陆上腴田,赋税科则却远低于内地,因此乡民对新涨沙涂格外重视,“涨涂尺寸,为里排血业”。(27) 清初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对松江府滩涂有详细描述,与崇明沙地情形非常接近:

   濒海斥卤之地,沮洳芦苇之场,总名曰荡,不在三壤之列。明兴,并给灶户,不容买卖,俾刈薪挹海以煮盐。……其后沙滩渐长,内地渐垦。于是同一荡也,有西熟、有稍熟、有长荡、有沙头之异。西熟、稍熟,可植五谷,几与下田等。既而长荡亦半堪树艺,惟沙头为芦苇之所,长出海滨,殆不可计。萑苇之外可以渔,长荡之间可以盐,税轻役简,虽有该年总催之名,税无赔累,役无长征,沮洳斥卤,遂为美业,富家大户,反起而佃之,名虽称佃,实同口分,灶户转为佃户,利之所在,人共争之,势使然也。(28)

   滩涂的优惠税额以及能变为良田的可预期收益,让暂时难以开垦的涂荡成为豪强富户争抢的热点。甚至尚未完全出露的沙涂(“浪底水涂”)也被积极报拨、主动向官府交纳税粮,目的无非是“赔粮守阜”,可以合法提前占有沙涂,待“沙阜出水,渐生斯莞”时形成“草滩”,再升科则。(29) 同时,荡地多变、新涨沙涂的分界与管理困难,给沙地管理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为豪强趁机侵占滩涂资源提供了契机,加上明中叶以后推行盐课折银,滨海人群对荡地开发与生计选择趋于多样化,进一步导致荡地纠纷增多,(30) “涨沙无主,日新月异,易启纷争。故田制中弊窦丛生,棍胥串占,不可穷结”,(31) 崇邑甚至有了“健讼好斗”的“恶名”。沙地管理逐渐失序, “未经报拨,群豪蜂据”,即使报拨荡地、绘图存册,但沙涂常有移动,豪强往往伺机移坍占涨、移瘠占肥、移坵侵占。(32) 僻远沙洲“地址广阔,或一届得拨,或四五届,七八九届得拨,因此图分错杂,里排星散,无一耑责”,(33) 更难以顾及。

   (二)盐作开发与“冒灶”争地

   制盐是崇明岛重要的传统开发活动,早期崇邑灶地集中分布在南部沿岸,即县治南侧沿岸的享沙与吴家沙一带,(34) 宋嘉定年间即在此开辟了天赐盐场。崇明孤悬海中,明以前岛核未成,沙洲浮动不稳,官府对天赐场管理也相对松散。该场“不分团,听民逐便煎煮,以其有涉海之险也”。(35) 明代崇明设立天赐场盐课司,属两浙都转运盐使司松江分司,仍采取相对宽松的管理,特许灶民择地自由刮煎,主要供应本地,不设引商,自煎自卖,不设灶额、不发灶贴;天赐场有“灶丁正二百五十六丁,三丁帮一,共计七百六十八丁”,(36) 明成化十八年(1482)改置天赐沟场,设大使、副使一员,并与两浙盐区其他盐课司在制度上有一定差别,其他多采取“聚团公煎”。(37) 相对松散的盐业管理、有限的组织化,导致私盐更为猖獗,“利私醝者恒世其业不数十年,辄一大獗”。(38) 影响了传统盐业的发展。

明中叶以后崇明盐业开始陷入困境。弘治年间(1488—1505)“冯夷作难,(姚刘)全沙沦没,刮煎之众十亡八九,额课六百余两无从措办”, 崇明知县悉力招抚,但“止存旧灶四十六家,又单丁冷族,力不能支”。(39) 嘉靖二十六年(1547), 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四盐运司盐政鄢懋卿巡历崇明,“佥民户以充灶,拨民荡以补场,庶几救焚拯溺”。(40) 但并未改变盐场灶荡坍没、灶丁不足的问题,最终在隆庆元年(1567)裁革天赐场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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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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