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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社会发展、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十四五”社会治理需关注的重大问题

更新时间:2020-08-27 17:57:52
作者: 张翼  
房价的上涨又刺激了租金的上涨,使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不得不将当期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之于居住,从而降低了积累率。城市越大,租金越高,农民工就越难以市民化,这已不是简单的身份问题,而是收入支持生活的实际问题。近年来,土地城镇化大于人口城镇化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但是截至目前的历次经济波动都诱使地方政府祭出地产利器,通过房价上升获取土地财政收益,由此淡化了“房住不炒”的战略意义。

   于是,“居住区位”与“住房”自动转化为社会分层变量,房子已经超越了“教育”和“职业”的影响,而成为区别人们社会地位的指标体系。城市政府通过住房资源的配置,形成“人才住房政策”,诱引“人才”携带“六个钱包”进入新一线城市。新毕业的大学生,无论所学何种专业,也无论其如何勤奋劳动,其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当期工资剩余,都难以按揭到住房。诸如此类的政策,使城市借助“新移民”不断地掏空“六个钱包”;也以此为渠道,使大城市如抽水机一样将农村和中小城市抽空:先是招商引资抽空了乡镇企业,接着抽出中小城市的资金,然后抽空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年轻和高人力资本劳动力。

   城市中心区高额的房租,将以农民工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流动人口挤压到城市的边缘地带,形成城市中心区本地户籍人口多、城市边缘圈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差地区农民工多的人口区位结构。在很多城市的城乡接合部,绝大多数居民为流动农民工。在以积分落户为主要特征的身份制标签下,这种结构性分布很容易将居民身份的多元化转变为阶层区位分布的结构化。“摊大饼”般的城市圈层结构,标签着居民的阶层化圈层结构。区位阶层化与居民阶层化高度同构的结果,会形成社会认同与阶层意识张力,大大降低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成本。如果收入较低的大学毕业生也被挤压到农民工中间,则其会自然成为农民工阶层意识的再生产之源。

   农民工为消减生活压力,偏向于将乡村的亲缘网络、职业网络和乡土网络移植进城市,形成“都市里的村庄”。虽然城市的拆迁与改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诸如“浙江村”“福建村”等,但“都市里的村庄”仍然在草根化流动中富有生命力。“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镇化”现象将长期存在。全世界的移民都倾向于以组团积聚方式化解外来风险。农民工以乡土情结的组团积聚,在城市形成一个又一个熟人社会,嵌套在城市的周边地带,绘制出“农民工围城”的人口结构图。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被逐渐转化为城市内部农民工与户籍市民的“新二元结构”。

   与此同时,城市户籍居民却在城市改造中日益陌生人化。一方面拆迁解构了原有的街坊邻居的地缘关系,另外一方面新移民又嵌入于各个社区,对同质化人口进行了异质化改造。住房商品化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物业小区服务的商品化和人际关系的陌生人化。越是高档社区,越具有陌生人社会的特征。人与人之间居住在一起,但却相互不认识。甚至于一个单元的门对门居民,也是“老死不相往来”。城市户籍居民被市场化了,“单位制”所形成的熟人社会已经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了(黄剑,2016)。原有的社会团结模式被解构,但新的社会团结机制尚未形成,因此出现了典型的“治理失范”现象。

   因此,中国城市社会,尤其是快速城镇化中的城市社会,正在凸显流动人口的熟人社会与户籍居民的陌生人社会症状。熟人社会中的居民与陌生人社会中的居民缺少融合渠道,但却很容易形成区隔意识。如果社会整合力度较大,则阶层矛盾与群体矛盾就不容易同构。如果社会整合力度较小,或流动人口很难融合进城市,则阶层矛盾与群体矛盾就会同构,由此增加和累积出层层叠放的社会风险。

   所以,创新社会治理以维护社会团结或形成新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是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速度越快,社会内部的结构性不均衡特征就越强烈,就越需要加强社会整合力量的再造以化解新生的社会冲突。未来社会治理的重点,应该是社区治理。社会学的社区概念,还是很传统的来自于滕尼斯的学术性概念,但现在的社区却是行政化了的、具有很强组织化特征与他治特征的实践概念——与其说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不如说其是城市政府的基层代理。这种社会实践的发展与变化,已经为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创造了现实基础,但理论研究却严重落后于实践步伐。在社区治理中,社区隔离、社区内部居民的异质化、社区内部物业小区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矛盾、社区在围墙中的“自我隔离”“与他隔离”以及社区的阶层化和身份化等,将是治理制度创新的重要来源。

  

   三、中产化社会:中产阶层崛起、消费升级与阶层治理

   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及日渐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使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难以维系。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以扩大内需,是未来一个时期发展战略的不二选择。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在收入维度上的“扩中”与在阶层维度上的“中产化”,具有很强的重叠性。所以,伴随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也将随之而扩大。

   因此,只要现代化战略继续向前推进,中产阶层还将继续扩大。中国作为大国的经济韧性也能够维持内需的逐步扩张。但中国的中产化,主要是“第一代的中产化”。这是本文使用的一个学术概念,指新增的中产阶层成员主要来自工人阶层家庭和农民阶层家庭,他们是第一代中产阶层,是与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父辈相比职业白领化过程的中产阶层,但却可能是收入难以继续迅速增长的中产阶层,更是缺少中产阶层之阶层意识的中产阶层,因而在短期很难形成中产阶层意义的社会担纲。虽然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发生了社会流动,但却没有使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深入人心。他们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养成了生活稳定改善的惯习,但却没有经历过经济周期大波动的深层洗礼。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中产阶层,才不像西方各国的中产阶层那样具有经历“多代中产”{5}那样的、累积了社会记忆的历史经验。因此,很难将当前中国的中产阶层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层进行意识意义的共时性比较。

   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产化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全球化影响下,第一阶段与中国社会的工人化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工业化在促使劳动力人口“工人化”的同时,也伴生了劳动力人口的中产化过程。高等教育的扩张,支持了中产化与产业结构的转型。中国厂商生产流水线的更替速度,远远快于欧洲产业革命时期生产流水线的更替速度。快速发展与压缩式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当前,劳动力人口的“工人化”过程在过快的、被动的“去工业化”压力下将趋于收敛。这迫使中国社会打开了第二阶段的中产化过程——即在“工人化”进程尚未充分完成的背景下就推进第二阶段的中产化。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化”过程不同。西方各国是在两三百年或上百年的“工人化”之后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中产化”过程,即其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工人化”过程才开启“中产化”步伐。中国将西方国家在几百年时间推进的现代化,压缩在几十年的时空中形成具有后发优势但同时又易于遭受国际环境挤压的“赶超型”现代化。此中激荡使工人阶层尤其是体力工人阶层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并未长期高居首位,而只是在触顶之后即开始收缩。近期形成的第二阶段的“中产化”,即是第三产业占比迅速上升所推动的“中产化”。中产化速度越快,中产的阶层认同度就越低,因此,很多中产阶层的成员拥有强烈的“被中产”感觉。

   这种“中产化”会使中产阶层成为一个来源广泛而又五花八门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在科技革命的推进中,会形成阶层内部的层级化和再分层化。这也使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像西方的中产阶层那样,在渐进的社会变迁中会形成调适意识。全球化与跨国资本更易于将一个国家内部的中产阶层拉近与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比较系统,形成跨国境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形成的群体压力,既可以在一定时空结构中逐步缩小全球中产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可以缩小基于收入而形成的消费差距。所以,在资本的跨国流动中,不仅会形成资本家阶层的国际迁徙轨迹,而且也会形成中产阶层的国际迁徙轨迹,即形成世界意义的中产阶层的移民潮。资本追逐技术与创新的过程,一方面努力拉大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另外一方面也迫使中产阶层随技术和创新而跨国流动,即中产阶层具有很强的国际化特征,其在与国际社会的比较中不断建构自己的阶层定位(李路路,2020)。如果其在国内市场得不到与其所掌握的人力资本相适应的劳动回报,其就会流动到能够拿到预期回报的经济体去拿到自己预期的那份回报。

   掌握了最先进科技知识、居于创新能力顶端的中产阶层,会成为中产阶层的上层,这些人的“知本家”特征最强烈,其收入甚至于会超过中小型业主的收入。中产阶层的中层,将为保住既已获得的阶层位置而不得不呈现更强烈的“996”工作模式,经济的下行压力使其更进一步适应这种工作模式。但中产阶层的下层,将是极其焦虑的人群,其收入会低于工人阶层中的技工,其位置会在经济波动中波动,其意识会偏向于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旦科技创新颠覆了原有的产业基础,其必然会掉落阶层位置,因而转化为最不具“获得感”的阶层{6}。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产阶层社会地位的掉落史说明,中产阶层下层与工人阶层在投票行为上会日益趋同。

   原来学界有一种朴素认识:认为中产化社会到来之后,中国会一劳永逸地摆脱动荡而进入稳定状态。有些学者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启示,认为中产阶层可以有效摆平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之间的矛盾,形成社会稳定的强大制衡力。但这个假设总是受到现实的挑战。在后工业社会,中产阶层既是社会结构的主体,同时也会是社会运动的参与主体(张翼,2008;阿鹏涛、沈圆圆,2019)。我们经常观察到的现象是:“中产阶层的孩子们”也会更为激进地形塑社会运动的走向。而中产阶层内部的分层则是后工业社会必然带来的新分层或再分层。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对社会各阶层的认识判断,将在后工业社会重新改写。前辈先贤在工业社会初期完成了彼时的“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洞察彼时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与稳定基础。现在,历史迫切需要当前时代的“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也迫切需要锻造未来社会发展的拉动因素与社会稳定的制衡力量。

   另外,中产阶层的崛起将拉动消费市场转型,使中国之内需扩张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张翼,2016)。只要中产阶层的收入不断增长,消费升级即可预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的确也存在中产阶层崛起拉动的消费升级现象,使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阶段向个性化、多样化阶段过渡。但经济波动经常打乱消费升级的速度与频率。收入的稳定增长是消费弹性得以提高的基本保障。如果收入下降或缺少增长预期、抑或社会保障不力,则消费信心必然受挫。2020年年初,很多学者判断新冠疫情得以控制之后将会出现报复性消费,担心出现供给侧的短缺。现实却是,消费一直波澜不惊地缓慢恢复,而储蓄率却增加了。这说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越是不确定,就越倾向于存钱而不是花钱。因此,消费升级既取决于供给侧商品的竞争性升级(比如科技进步引起的商品的更新换代),也取决于需求端收入增加的支撑作用(比如各个阶层收入的普遍增加)。但失业率的上升与收入的降低却会迅速导致消费降级。

   何况中国中产阶层还是不成熟的阶层,他们大体上属于教育中产与职业中产,而未能转型为意识中产和消费中产。他们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具有天然的血肉联系,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继续定位。新冠疫情显现了中产阶层的焦虑,出现了中产阶层在各个微信圈层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意见撕裂。在精英主义跟民粹主义的互动中,中产阶层的选择,尽管现在还是碎片化的中产阶层,但其作为整体所进行的历史选择,将决定中国未来社会意识的走向。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个阶层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已有研究也轮廓不清,需要从新阶层的新治理角度重构阶层分析理论。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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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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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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