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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更新时间:2020-08-27 17:53:00
作者: 李剑鸣  
“政治文化”一词才没有从严肃的学术讨论中销声匿迹。

   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对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最具经典性和影响力。不过,他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前后微有不同。他最初谈到,任何政治系统都嵌入在一定的“意义和目标”系统中;为政治系统界定意义和确立目标的方式就是“政治行动的取向”;而这一取向则由(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所构成。概言之,这种“政治行动的取向模式”就是“政治文化”。稍后,他和西德尼·维巴把“政治文化”界定为“特定的政治取向”,也就是“对待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待自我在这个体系中的角色的态度”。再后来,他还把政治文化概念的起源追溯到《圣经》和古希腊政治学说,并把启蒙思想及自由派观点、欧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心理人类学(psychoanthropology)作为它的主要知识来源。他还考虑到“政治文化”的复杂性,把它的构成划分为“实质性内容”、“取向的类型”和“诸构成部分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并将其内涵细化为“国家认同、对统治体制合法性及各项制度的态度、对各种在职的政治角色的合法性及其效果的态度”等。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逐渐把阿尔蒙德的定义简化为“价值、规范、信念、象征物”等,甚或把政治文化称作“一个社会的文化的政治方面”或“政治系统的心理维度”。另有学者更喜欢用“想法”(assumptions )或“态度”(attitudes)来表述政治文化的含义。当然,这也大致符合阿尔蒙德的观点,因为他和维巴的名著《公民文化》有一个副题,即“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

   其实,“政治文化”概念和研究范式在美国的产生,同样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启迪。阿尔蒙德在1956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系统》一文,率先倡导开展政治文化研究;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政治学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怀抱的宣言书。白鲁恂在论及政治文化的作用时,也大体采纳了人类学的思路:“政治文化为政治领域提供结构和意义,其方式正如一般的文化给社会生活赋予连贯性和整体性。” 在政治文化的经验研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美国学者发现政治文化研究陷入瓶颈时,提出的破解之道也是从人类学取法,尤其是借鉴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路径来研究文化和政治。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则表明,政治文化的内涵完全可以是非政治的,他所诉诸的“社会资本”概念,明显带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印记。

   这也说明,“政治文化”并不是政治和文化的简单结合。“文化”概念进入政治学领域的最大意义,在于启发政治学家超越结构和制度,而把眼光转向政治系统中与行为密切相关的观念和心理维度。对于他们来说,界定“政治文化”的关键元素不是“政治”,而是“文化”。阿尔蒙德和维巴曾经谈到,把“文化”引入政治学的术语体系,在得到其好处的同时,也要承受其“模糊性”的拖累。这就是说,“文化”概念的不确定性必然给“政治文化”的定义带来困扰。因此,“政治文化”本身始终没有发展成一种成体系的理论,而只是一个概念,只是“可用于建构理论的一套变量”。虽然经过多年的辩论和探讨,但它依然停留于一个“启发性而非科学性的概念”(suggestive rather than a scienti.c concept)。

   美国史家很少直接卷入关于“政治文化”的定义之争,也没有拘泥于某种权威定义,而是自由地在不同的定义中选取合乎其研究旨趣的说法。他们通常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探测器”来探索过往政治世界,识别历史角色在政治价值、情感、态度和知识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和意义。用美国历史学家罗纳德·佛米萨诺的话说,历史学家赋予“政治文化”各色各样的含义,对“政治文化”的界定往往通过其用法和解释框架而得到体现,没有两个历史学家对“政治文化”的理解是相同的。佛米萨诺自己也提供了一个“政治文化”的定义,称之为“一种文化中所有那些属于政治范畴的部分”,尤其是政治生活中那些约定俗成、习以为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政治文化一般指一国人民、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的政治生活方式(aggregate political life-style),指各种取向,指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指各种价值,而这些在大体上都是习焉不察的。”另有一位美国史家论及,她所讨论的政治文化是“19世纪中期一群美国人在公共事务方面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简言之就是“美国人的政治风格”。她自承这一定义取自维巴。还有学者在论及政治文化时用到“辞令”、“话语”、“形象”等词,这就不免带有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特点。这些例证都表明,美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确实没有清晰、固定和一致的界定。这种多样性和模糊性,反而给他们的研究带来了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政治文化”的概念给美国史家带来灵感,政治学家的经验研究也使他们获得启迪,于是,以往那些不受重视或完全遭到忽视的题材,诸如政治的价值、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做事习惯,都进入了历史学考察的视野。与此同时,政治文化也成为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用以处理多种题材,从政治事件或非政治事件考察政治文化,或从政治文化理解政治事件或政治变迁。通过解析政治行动者的思考方式,尤其是他们如何界定行动的目标,如何表述行动的意义,如何为行动的正当性辩护,以窥测政治变动的起因或内在逻辑。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文化史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政治学的品质和特性。除去时间维度不同,两者的最大差异还在于,政治学关注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或政治现象的关系,侧重静态剖析;而历史学则探讨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的关系,不仅通过政治文化来说明或阐释政治世界的变动,同时也直接考察政治文化自身的变动。

   3.新社会史的滋养

   美国政治史家采用“政治文化”概念以后,认识和理解政治的方式也随之一变,由此形成了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取向。经典政治史倾向于把政治视为统治者和政治领导人的领地,而影响政治变迁的关键变量在于政府和政策。经典政治史家并未完全忽视或否认观念的作用,但他们看重的只是政治领导人和政治理论家的思想。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所涵盖的主体却是以往遭到忽视的普通国民,影响政治的变量也是普通国民对于政治的取向模式,而这种取向模式带有强烈的集体特性和“社会化”指向,因为任何个体的政治行动者都必须拥有行动的集体所共有的“想法”,否则就只是一个“局外人”。于是,政治文化研究就天然地带有“自下而上”的取向和社会的属性,具有罗德明所说的那种“广泛的民主”的“意识形态意涵”。历史学家采取这种路径研究政治史,其结果就有可能产生“来自下层的政治史”。显然,这与新社会史的理念和路径如出一辙。

   据美国政治学家唐纳德·迪瓦恩说,美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长期倾向于认为大众对政治的影响相当有限,但是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公众的政治价值和态度(member’s values )对于政治过程则有很大的作用。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旨趣,也在于重点讨论普通人的政治观念如何作用于政治变迁。诚然,最初采取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政治史家,如霍夫斯塔特、贝林和伍德,所关注的主要是精英(即所谓牧师、律师和政客)文本中的政治观念,并因此招致尖锐的批评;但是,他们毕竟把众多的言说者特别是政治行动者的观念纳入研究范围,并发展出一套处理众声喧哗的政治言论的方法。稍后,塞缪尔·海斯提倡“对政治的社会分析”,有助于提醒政治史家把眼光从精英领导人转向普通人。美国政治史家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行,终于使普通民众的政治“想法”和“态度”成为考察的重点。而且,新社会史所热衷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分析范畴,也激励政治史家去探讨亚文化群体的政治文化。

   新社会史还提示政治史家留意社会制度、社会生活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社会和政治的边界并不清晰,两者的交织或融合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可以说是常见的现象。任何政治社会的成员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组织(如家庭、教会、社团、社区等)的成员,政治价值也是由社会孕育而形成的(例如,工业化完成以前美国人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十分注重自主性,这种价值取向投射到政治领域,构成自治和民主的政治文化基石),政治行动也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后果(例如,一次选举可以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可能带来社会政策的调整),政治文化的传承往往是借助社会组织(如家庭、学校、社区等)来完成,而政治的社会化本身就是整个社会化的一部分。照此来看,政治文化史根本无法撇开同社会史的联系,研究政治文化必须考虑社会维度,并借鉴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

   新社会史的另一个伴生物是新政治史,而政治文化史同新政治史则有一定的学术亲缘关系。罗纳德·佛米萨诺谈到,政治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新政治史”向前发展的结果。这个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新政治史与政治学的“行为主义”范式几乎同步产生,致力于打破偏爱高层政治的“总统综论”,关注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及其社会语境,而行为总是与信念、态度、情感相关联。而且,新政治史通常把社会和文化因素作为解释投票行为的主要变量,李·本森提出的“种族—宗教(文化)模式”就是经典的例证。可见,只需向前再迈一步,新政治史就变成了政治文化史。

   不过,政治文化史同时也是对新政治史的过度“行为主义化”的反拨。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琼·贝克在《党派事务》(出版于1983 年)一书的新版前言中说,她当年写的这本书既属于新政治史的范畴,也是对新政治史的回应。她最初研究的出发点是新政治史,可是很快就发现这种“统计学的政治史”存在明显不足,因为它过于关注选举行为,而忽略民主实践的意义,撇开了个人及政党与公共政策的联系,也不谈“美国民主派的教育”。于是,她便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取法,学习如何研究政治节庆和仪式,讨论政治“想法”(假定)和政治价值的学习、熏染和传承对于政治行为的意义。其结果是,她不再专门讨论政党制度和选举运作,而开始关注“一个民主党人如何成为民主党人”的问题。这时,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就很自然地呈现在她的面前。

   4. 与政治思想史的异同

   政治文化史侧重分析或阐释观念或心理在政治变迁中的意义,于是就同政治思想史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两者都研究观念,都重视观念的意义,都倚重文字性文本。可是,问题又并非这样简单。两者虽然都以观念为核心,但涉及的却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观念。美国政治学家迪瓦恩在吸收阿尔蒙德观点的基础上,给“政治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政治文化可以说是体系成员实际持有的广泛而根本的行为性政治价值的历史体系。它们可以划分为认同、象征、规则和信念等子系统。” 这里就触及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的两个重要区别:其一,政治文化是成体系的政治价值,而不是成体系的政治理论;其二,它是许多政治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观念,而不是个别政治作家的理论或少数政治领导人的思想。此外,政治文化研究涉及的对象通常是作为集合体的人,比如国族、居民、阶级、族裔、正规组织团体(尤其是政党)的成员等。作为集合体一员的个体固然分享或浸染于某种政治文化,但政治文化研究一般不以个人为对象,因为“个人有信念、价值和态度,但没有文化”。这就是说,政治文化史与政治思想史的首要区别,在于研究对象不同;从这里衍生出两者在路径、方法和写作风格等方面的分野。

   政治文化史和政治思想史这种既有“亲缘”又自立“门户”的关系,可以从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豪所讲述的亲身经历中得到印证。豪说,他刚着手研究美国辉格党的观念时,给自己要写的书定名为“美国辉格党的政治思想”;可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他发现“政治思想”并不足以描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其中涉及与辉格党政治态度相关的心境、隐喻、价值和风格,而且这些都与行动有着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政治思想史”意味着政治理论的历史,而他自己的研究则包括思想和感觉、语言及行动。于是,他决定改用“政治文化”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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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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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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