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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蕾:朝贡体制的另一面:朝鲜与琉球使臣在北京的交往

更新时间:2020-08-26 16:57:08
作者: 杨雨蕾  
芭蕉布二十匹, 排草二十斤。

   ……

   二十一日晓头, 诣阙辞朝……琉球使长史郑 (道) 、使者俞美玉, 通事蔡得信亦于今晓见朝, 班在吾等之下, 各于阙庭, 略行揖礼而出, 食后进礼部辞堂。侍郎朱国祚到衙, 不坐, 许免辞。仪制郎中李叔元在本司, 故行礼而出。琉球使亦同往同还。即已辞朝, 势不可留。而提督马应龙曰 :外国之人私相授受, 于法有碍, 当俟下馆, 面为看检。故不得已仍留。授受事, 琉球国礼物。礼部送历一百副, 且有回答。

   二十二日, 提督当晚下馆, 吾等进辞而出。琉球亦行见官礼, 仍呈本国移咨。提督招通事面给所受咨文。前者擦去药材, 今始出给, 而其中材之贵者, 杂色段数十匹, 副使等潜自偷去。译官张应箕等进告于提督, 亲到馆中, 以为推问之计, 而终不穷敷, 事甚骇怪。午后始发行……⑦

   可以看到, 朝贡体制下, 藩属国之间按照要求不得私相交通, 因此在北京使臣间的交往形式上必须要通过明礼部, 由礼部官员主持, 琉球使臣将带来的咨文和礼物交给朝鲜使臣。然而实际上双方经由通事已先有所接触。

   在冬至使带回琉球再次表示感谢之意的咨文和礼物后, 1601年朝鲜通过冬至使行“又移咨修谢 , 又送礼物”⑧。琉球方面的咨文迄今未发现, 但《历代宝案》存有朝鲜方面的回咨。从回咨的引述看, 琉球的咨文除了涉及漂流民事务和授受礼物, 还通报了丰臣秀吉身亡的消息 :“所属七岛山来报, 关白于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身亡, 尤为贵国深幸。且闻天朝兵威, 将其余众之蚕食者尽欲驱去, 姑俟捷书, 再图恭贺。”①对此, 朝鲜方面在表示感谢的同时, 还特别提出这类消息, 当由明朝转示为妥。回咨写到:“敝邦与贵国俱世守藩职, 均沾圣化。地虽隔海万里, 自来诚意相孚, 交欢之情有同邻封。因此先前敝邦凡遇贵国漂流人口, 俱即奏闻天朝转解回乡, 而贵国亦如之。先年敝邦将贵国运米布员役奏解回乡, 此系遵行旧例, 不足深谢。而贵国再行备物咨谢, 又报贼囚死亡消息, 厚意郑重, 无以为报。所□关贼罪盈恶积, 天降之罚, 此非敝邦之幸, 实是天下之幸。余贼蚕食者亦已俱被官兵驱剿, 遏海去讫。烦乞贵国日后凡有□□, 不捒缓急, 需径报天朝, 以转示敝邦。”②以强调自己对明朝朝贡体制原则的遵从。

   这是双方第二次通过到北京的朝贡使团交送国书和礼物。1604年, 琉球第三次通过到北京的两国使臣“移咨修谢, 又送礼物”③, 咨文强调之所以将丰臣秀吉身亡的重要消息同时直接通报明朝和朝鲜, 是因为“职在藩封, 谊在友邦”。对此, 朝鲜在1606年通过冬至使又行报礼的回咨中写到:“贵国疆场有截, 义虽私交, 而诚意相孚, 彼此无间。……今蒙厚仪, 又出心贶谕以藩封之重, 申之友邦之谊, 更期分探贼情, 驰奏转示。天下同伦, 祸福相济, 理宜如此”④, 虽然依旧主张转示, 但很明显双方的感情有所加深。三谢三报, 表明两国均希望保持并加强相互间的联系, 尤其是琉球, 主动积极。而朝鲜方面为了方便起见, 甚至决定简化相关程序。1604年, 礼曹奏请今后与琉球这种相互谢报的国咨和礼物来往, 不必报礼曹处置, 而由“议大臣定夺”即可, 此请很快得到允准⑤。第三次双方交换的礼物, 琉球方面有“线绢二十端、黄石绢十端、花纹绢十端、土扇三百把等”;朝鲜方面则有“白苎布二十匹、白绵绸二十匹、人参十斤、虎皮三张、豹皮三张、霜华纸一十卷、黄毛笔五十枝、油煤墨五十锭、花砚二面、连陆厚油纸五块”⑥, 种类和数量都比第一次丰富许多。

   1608年, 琉球第四次通过朝贡使臣携送国书和礼物。这次的国书与之前有所不同, 不再仅仅答谢厚情, 而是希望永结邻好事。咨文写道 :“九顿拜登, 感谢厚情, 垂之不朽矣。但照敝邦, 与贵国虽有风马牛之隔也者, 然自同称臣于天朝视之, 则共在覆载之内。以心相照, 以神相驰, 合异姓之好, 不以远近隔耳。是故屡蒙厚贶, 岁问不绝, 敝邦何修得此于下执事哉?……自今以往, 请结永盟。贵国为兄, 敝邦为弟, 以弟兄而仰事天朝父母, 欢睦聘问, 愿与天长地久耳。”⑦然而不久萨摩藩入侵琉球, 这一提请最终不了了之。可知朝鲜方面在不知萨摩藩入侵琉球的情况下通过1610年出使的冬至使向受制于萨摩藩的琉球使臣转送回咨和礼物, 相关情况下文再述。这也是万历年间双方的最后一次国书的往来, 迄今没有发现有史料记载朝鲜回咨的具体内容, 因此对其答复不甚知之。

  

   三、朝琉使臣在北京的交游和 1610 年的琉球朝贡使行

  

   万历年间以朝鲜通过明朝送还琉球漂流人为契机, 双方利用各自到北京的朝贡使团建立官方联系。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两国朝贡使臣在北京的往来并不仅仅限于官方背景下交送国书和礼物, 他们或以诗文、或通过译官, 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直接交流, 彰显出朝贡体制所具有的文化意义。

   李廷馨 (1549-1607) , 万历三十年 (1602) 五月作为圣节使被派遣入明朝贡, 其《朝天录》中有一首《赠琉球国使臣》:

   屡此相逢似有縯, 休嫌倾盖语频频。诗书礼乐千年会, 南北东西四海人。

   一理岂缘风土异, 两心还似弟兄亲。除非孤枕清宵梦, 此后难会面辰 (8) 。

   表达对两国入明朝贡使臣常能见面交流的感慨。在他看来, 虽然风土各异, 但文化的共通性, 使臣间亲如兄弟。类似这种诗文的相赠在朝琉使臣见面交游的过程中常有发生, 反映出朝贡体制下入贡明朝的各国使臣在北京从事文化交流的实像, 也充分体现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明朝文化的认同。

   李晬光 (1563-1628) , 万历三十九年 (1611) 作为奏请副使被派遣入明朝贡。此行在北京与琉球使臣相遇, 双方除了有诗文和礼物互赠 (1) , 还进行了笔谈。类似的史料存留很少, 故笔者在此不避冗长, 将双方笔谈的内容转录如下:

   问 :贵国地方几里?

   答曰:壤地褊小, 不及朝鲜一布政所。东西仅万里, 南北七千里。 (李氏注:《续文献通考》曰:琉球最小。则地方万里七千里之说, 谬矣。)

   问 :贵国尚儒道乎?释道乎?

   答曰:尊尚孔子之道, 而释子亦参半焉。

   问:科举取人之规。

   答曰:三年一大比, 取文武科各一百二十人。国有庆事则有别举。俺等亦登第之人。

   问:风土寒暖。

   答曰:土气甚暖, 而北山一都为最。稻一岁再熟。

   问:国王姓氏。

   答曰:姓尚。 (李氏注:名宁。)

   问:立国以来传祚久近。

   答曰:经今二百五十余年, 传二十四世。

   问:开国以前为何国?

   答曰:国名“吾气”, 享国仅百年。

   问:“吾气”之先为何国?

   答曰:“吾气”以前未有文字, 无书籍可记。

   问:距日本几许?

   答曰。可万余里。其间有诸岛, 各自为国, 修贡于琉球、日本。 (李氏注:《续文献通考》曰:自萨摩开船, 可四日到琉球。则此说谎矣。)

   问 :贵国与暹罗相通乎?

   答曰:远不能相通, 道路不知几何。

   问:贵国与何国相近。

   答曰:上国最近, 贵国次之。曩者贵国送回敝邦漂海人口, 其人尚在北山生住, 以此知道里不远。

   问:贵国有三国分立, 皆号琉球云。信否?

   答曰:否。本国方都中山, 而设都三处, 曰中山, 曰南山, 曰北山。此必传说之误。

   问:贵地有鹦鹉乎? (李氏注:尝闻祖宗朝, 琉球遣使献鹦鹉。故问之) 。

   答曰 :否。如玳瑁, 硫黄, 芭蕉布, 是土产也。

   其使臣又问译官曰:贵国常着纱帽网巾乎?译官答言:纱帽着于公会, 平居皆着冠。至于网巾, 无贵贱常着。其使臣曰:本国则常时不着网巾与冠矣。 (2)

   上述问答包括琉球的地理位置、气候、物产、国名、国王的姓名、风俗习惯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内容。这些内容在两国使臣交谈时多有涉及, 前述朝鲜1597年的咨文中也有类似记载, 可见朝鲜使臣对琉球各方面的关注。尽管当时两国官方没有直接的往来, 但因为常互有漂流民, 再加上双方过去有直接交通, 所以相互都有一定的认识。笔谈中可以看到, 李晬光入明前得益于中国文献的相关记载和一些传闻, 对琉球有所了解, 故他在详细询问琉球各方面情况的过程中, 能结合已有的知识, 质疑琉球使臣的一些回答。朝贡体制下, 周边国家派遣使臣入贡明朝, 他们有机会在北京相遇。而作为入明使节最多的朝鲜, 使臣担当的角色是多重的, 除了完成对明朝贡的出使任务, 他们还从事经济和文化活动, 并通过各种方式收集明朝和其他国家的有关情况, 成为政府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 (1) 。补充说明的是, 上引琉球使臣的回答除了有李晬光所指出的不实之处, “如玳瑁, 硫黄, 芭蕉布, 是土产也”也并非实情 (2) , 玳瑁当为从东南亚进口的物品。

   此次与李晬光交游的琉球使臣, 《琉球使臣赠答录》记载名为蔡坚、马成骥。使行“从人十七人, 皆袭天朝冠服。自言庚戌 (1610) 九月离本国, 水行五日抵福建。由福建陆行七千里, 辛亥 (1611) 八月达北京。”(3) 《历代宝案》没有该使行的相关记载, 以往研究者对此也未有论说。实际上李晬光所记述的这次琉球入明使行过去少有人关注。我们知道, 1609年3月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 两个月后, 尚宁王、王妃、王子等王室贵族一百余人被俘至日本。此即所谓“庆长琉球之役”。1611年9月, 尚宁王被迫与萨摩藩签订《掟十五条》, 表示臣服。之后, 他才得以回国。也就是说, 蔡坚出行之时, 尚宁王已被俘至日本一年多。《历代宝案》有万历三十八年 (1610) 另一次使行的记录, 此行这年正月出发, 正副使分别为王舅毛凤仪、长史金应魁 (4) 。该行官方文献则有所记述, 因此也常被研究者论及。

从史料的记载看, 毛凤仪使行为陈奏行, 任务是“驰报兵警, 致缓贡期” (5) 。按照明朝当时琉球两年一贡的规定, 琉球贡使当于1609年派出, 参加1610年新年正旦的朝贺大典。但因为时萨摩藩入侵, 贡使并未能按期出行。萨摩藩入侵琉球的主要目的是欲控制琉球对明朝贡贸易, 从中获取实际利益 (6) 。因此为了能维持琉球和明朝的朝贡关系, 萨摩藩入侵琉球后, 以尚宁王的名义先派出该陈奏使行 (7) , 奏明因遭受萨摩藩兵袭, 导致推迟派出朝贡使团的情况。郑士信 (字子孚, 号梅窗, 1558-1619) , 万历三十八年 (1610) 以朝鲜冬至贺正副使身份入京朝贡。此行九月初一渡鸭绿江, 十月二十三日入住北京玉河馆, 在北京停留一月有余, 于十二月初四离开玉河馆。就是该使团带去了前述万历年间朝鲜给琉球的最后一封国书。从郑士信的记录可知, 使臣在得明礼部提督许可后, 向毛凤仪一行转送了国咨和礼单 (8) 。他写道:“ (琉球) 正、副使语用倭语, 译官不解倭语, 故招管狎使之倭译官金孝舜传语。”可见毛凤仪、金应魁两人通倭语, 而不通汉语, 这是以往史料未有提及的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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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2014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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