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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利 陆铭: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中的政府和社会

更新时间:2020-08-26 10:00:15
作者: 王丹利   陆铭 (进入专栏)  
与此同时,宗族械斗还会导致当地教育水平低下。Lu and Wang的实证研究发现,宗族械斗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其他地区低约5%,这一影响对男性比对女性更显著,对乡村人群比对城市人群更显著;研究还发现,宗族械斗地区存在“拳师”“武师”的概率比其他地区高约20%,而且当男孩接受武力投资时,其教育水平就相应下降了。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顺德历史上一直存在宗族械斗的传统,而顺德也素有“武术之乡”的头衔,历来便盛产武术大师,咏春拳一代宗师陈华顺、“两广棍王”陈当绵、“讲手王”黄淳梁、“功夫之王”李小龙等。直到最近几年,顺德还举办了数届“功夫文化节”。但是,顺德地区的教育水平跟广东其他地区相比却比较落后,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顺德1982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5.99年,而广东省平均值为6.12年,但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却极不相称,顺德1982年的人均国民收入1126元,远高于广东省平均值658元。

  

   三、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进程加快,劳动力流动频繁,对传统乡村地区的社会资本甚至宗族纽带冲击显著,乡村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本身如何变化?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比如,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加强,村庄基层直选的引入……这些变化都极大地冲击了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传统社会资本本身是否被瓦解了?随着现代化市场体制和法治体系的建立,传统社会里宗族和血缘的资源配置机制在乡村日益发展的今天是否不再起作用了呢?我们的回答是,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中有利的一面仍然在起作用,而传统资源配置机制不利的一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正逐渐消亡。

   首先,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其有利的一面。我们发现,直到2010年,乡村传统社会资本在乡村公共品供给领域依然发挥作用,在宗族多样性程度低的地区,村民集资提供公共品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如《政和县志》记载:“农民群众纷纷集资筹资兴建自来水工程,2000—2005年,农民集资约300万元,上级水利部门补助316.15万元,兴建村级供水工程57座,受益群众达72300余人”。《延平区志》记载:“2003年,村民集资兴建宝珠至安丰路口的水泥旅游路。”政和县和延平区(旧称南平市)都是姓氏数目相对较少、姓氏集中度较高的县。虽然这两个县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经历了激烈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宗族网络依然在发挥它的作用。

   但是,传统社会资本的弊端在今天的乡村也依然存在。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资本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法律产生了冲突。比如宗族势力与中国基层政权之间的冲突。一些地方基层由于“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班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宗族势力拉票、贿选,左右地方基层治理。又比如宗族势力与执法司法之间的冲突。部分地区村民法治观念淡薄,面对不法侵害多数选择忍气吞声,助长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同时也造成执法、司法部门无从了解相关犯罪行径,无从查办和治理,广东陆丰毒品村就是典型案例。宗族网络的副产品宗族械斗,其负面影响在今天也依然存在。我们的研究发现,历史上存在宗族械斗的地区,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性别比是108,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105;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7年,比其他地区低约0.2年。

   然而,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传统社会资本不利的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削弱了。以宗族冲突为例,宗族冲突的负面影响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中被削弱了。首先,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人口流出对宗族械斗的缓解起着直接的影响。人口流出通常是青壮年劳动力,通过参加械斗来分配资源的价值有所下降;同时,失去了械斗主力,老弱妇孺挑起械斗的概率下降。其次,市场机制和法制体系的逐步完善也意味着对通过械斗进行资源配置的现象正逐步减弱。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乡村拆迁和农户搬迁,宗族械斗对性别失衡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在高拆迁县,存在宗族械斗的县2000—2010年男女比例下降幅度远高于非宗族械斗县(约高0.85个百分点),而在低拆迁县,存在宗族械斗的县2000—2010年男女比例下降幅度与非宗族械斗县基本一致(具体见表1);而随着人口流出,宗族械斗的必要性下降,宗族械斗对教育的负面影响也减弱了,在高人口流出县,存在宗族械斗的县1982—201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幅度比非宗族械斗县高7.8个百分点,而在低人口流出县,存在宗族械斗的县1982—201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幅度反而比非宗族械斗县低4.7个百分点(具体见表2)。

  

   这些研究成果清楚地显示了传统社会资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当代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总的来说,传统社会资本对乡村社会有利的方面仍然保持,而对乡村社会不利的方面正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而逐渐消减。

  

   四、政府的作用

   政府意识到乡村宗族网络的弊端,比如,宗族势力与基层政权的冲突、与现代法律的冲突、宗族械斗等等,因此,早期的做法是试图打破传统治理方式、加强基层党建,从而建立一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机制。然而,尽管市场和法治已成为普遍追求,传统的基于宗族和血缘的资源配置机制将最终被市场机制所取代;但是现实中,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市场机制发育程度较低,传统社会遗留的资源配置机制仍在发挥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传统社会资本中有利的一面,比如,传统社会资本在乡村公共品供给中对村民集资提供公共品及政府在乡村公共支持的效率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些有利因素直到今天依然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传统资源配置机制中虽然有糟粕,但经济发展的进程会将糟粕淘汰,比如宗族械斗,其负面影响已经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渐消亡。因此,为了促进乡村治理体系转型,实现乡村振兴,政府需要利用传统资源配置机制好的地方,实现与其良性互动和配合,而非急于去取代它。

   传统经济学一直强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但是对于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相对较少。近年来,社会和政府这一对关系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一般认为政府和社会的功能之间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替代。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强调了社会资本与政府职能之间的替代关系。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市场机制尚不完备,社会资本主导着生产要素的运作;随着市场的不断深化与正式制度的逐步建立,成熟的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会逐渐取代以社群为基础的关系网络的作用。而社会学家们更看到了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的补充,认为文化、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在新生的市场机制形成过程中未完全被瓦解和替代,而是嵌入到市场机制中,继续发挥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实证文献严格检验社会和政府之间是否存在互补关系,我们自己的研究则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互补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我们发现,在中国乡村公共品供给领域,传统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仍然存在,传统社会资本仍能显著促进公共品的民间供给,进一步地,传统社会资本还能提高政府公共支出的效率。这说明,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作用仍然不容忽视。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央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基层政府却往往遏制不住权力冲动,中央政策被基层政府放大滥用。基层政府的过度操作不仅破坏了传统社会资本有利的一面,甚至会给乡村社会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危害。比如最近一个案例,贵州六盘水某镇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当地政府规定除婚嫁酒、丧葬酒外,其他酒席均视为违规酒席,一律严禁操办。因为村民何某给女儿办升学酒,收取亲友礼金,村镇干部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劝阻。其间发生推搡行为。村镇干部报警后,警方以涉嫌阻碍执行公务对其行政拘留3日……人情往来这种民间自发的活动由来已久,对于某些贫困村贫困家庭而言,这也是集资资助求学的一种方式。遗憾的是,很多地方的移风易俗活动,都是由地方政府强力推动,从决策、发文到执行,没有征求过大众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政策和执法行为层层加码,甚至引起村民怨怼。人情酒是宗族网络的典型特征,在现代化水平低、小农文明色彩越浓重的地方,这种人情酒比较频繁;但在市场化和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人情酒在逐渐减少,这一方面说明了随着市场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人们对通过宗族、熟人预防风险的依赖在逐渐减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这本身也印证了本文强调的,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传统资源配置机制中不利的因素会自行消减,不需要急于去取代它;更不必过度操作,破坏其有利的一面。

  

   五、结 语

   本文探究了传统社会资本在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我们发现,一方面,传统社会资本不仅能够促进乡村村民集资提供公共设施,还能促进政府在乡村公共支出的效率;另一方面,虽然传统社会资本的弊端在今天的乡村依然存在,但是,其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削弱了。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社会最终会向市场和法治社会过渡。但是,在转型时期,传统社会资本在乡村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意味着政府以往在乡村进行的一系列旨在彻底打破传统社会资本的措施可能并不适应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现状。

   政府也逐渐意识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作用,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与其打破传统社会结构,不如顺其自然,利用传统社会资本的有利一面。在2019年6月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政府开始强调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随后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央也提出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转型、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正为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

   最后,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是,传统的依赖宗族和血缘的资源配置机制会不会影响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理论上,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人口流入城市,传统乡村社会资本会被带入城市,并影响城市社会发展。现有的研究已表明,传统宗族网络会影响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也会作为一种非正式金融制度,影响民间借贷。然而,关于宗族网络是否会导致当地人们更信任“内部人”,不信任法治和政府,从而影响中国的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迄今为止还没有相关经验证据;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直接证据讨论传统资源配置机制在城市的影响是否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加深而发生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在城市的现代体制构建过程中传统社会资本的作用,这对完善中国市场机制和法治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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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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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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