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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明:经济关系与分配正义——《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权利-正义观”辨析

更新时间:2020-08-25 00:08:47
作者: 王峰明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作为一种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其中的一部分重新作为生产资料使用,这部分产品仍然属于社会;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这部分产品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只要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不仅可以同商品生产进行比较而且可以同社会主义阶段上的按劳分配相联系。在此,劳动时间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2004年a,第96页)因此,以马克思之见,即使在共同生产的前提下,时间规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另一方面“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23页)但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共产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上,(1)从财富生产的基础和源泉来看,财富的创造建立在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和对自然力的开发与利用的基础上,一句话,建立在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0-101页)(2)从度量财富的尺度来看,“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104页)其中,“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0页)。(3)从生产的目的来看,“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4页)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生产的目的。正是基于以上经济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化,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并且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306页)

  

   二、平等的权利在内容上并不平等

   作为一种权利关系,按劳分配所确认的平等当然是形式的,即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人与人之间在分配权(利)上的平等。一些人认为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权利是虚假的,因为法人意义上的平等权利不等于现实的人的权力是平等的。其实不然。马克思讲:“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权利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权利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Marx,S.99)法律关系固然是一种形式,但其内容则源自现实的经济关系;法律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并非子虚乌有,其内容是由经济关系中的平等权力所决定的。没有经济关系中分配权(力)的平等,便没有法律关系中分配权(利)的平等,法律关系中的平等权利不过是经济关系中的平等权力的表现和反映。在经济关系中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废除了剥削关系,即非劳动者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力)而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不平等关系,废除了经济权力和阶级权力的不平等,从而实现了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的经济关系在政治关系中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并固定下来,就形成了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平等的分配权利。同样,作为一种权利关系,资本主义市场分配所确认的平等是形式的,但决不是虚假的,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马克思,2004年a,第195页)这是活生生的事实,而不是假象和幻象。并且,这种情况在之前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中是不存在的。(参见同上,第75页)可见,资本主义虽然没有废除阶级剥削和阶级不平等,但却废除了基于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身份不平等,废除了基于身份不平等的分配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无论是谁都必须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由此实现了在等价物面前的人人平等。这种经济关系中的平等权力在政治关系中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并固定下来,就形成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平等的分配权利。

   然而,针对按劳分配所确认的人与人的权利平等,马克思明确指出:“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如何理解马克思这一论断?既然说形式是内容的反映和表现,法律中的平等权利是经济中的平等权力的反映和表现,平等权利为什么在内容上又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呢?马克思解释道:“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同上)但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既有在身体条件或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也有在婚姻状况和家庭条件方面的差异。(同上,第304-305页)身体条件或自然禀赋不同,能够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就不同,从社会取得的报酬(即收入)也就不同;对那些在生理和禀赋上相对弱势的人来说,他们提供的劳动较少,取得的收入也较少,一些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即使撇开这方面的差异不谈,即使个人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相同,从社会取得的报酬(即收入)也相同,但个人的婚姻状况和家庭条件不同,这些收入平均分配到家庭的每个成员上的量就不同;已婚的比之于未婚的、家庭成员多的比之于家庭成员少的人,其家庭负担较重而人均收入较少,他们的一些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若以劳动时间作为收入分配的尺度,在前一种情况下,它默认了现实中个人天赋和工作能力的不平等,进而默认了由此引起的个人收入和满足需要的不平等;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它默认了现实中婚姻状况和家庭负担的不平等,进而默认了由此引起的家庭人均收入、富裕程度和满足需要的不平等。(参见同上)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不平等既是一种经济关系中取得收入的实际力量即分配权力的不平等,也是一种法律关系中分配权利的不平等。而默认不平等就是默认一些人的特权。作为形式的法律关系中的特殊权利不过是作为内容的经济关系中的特殊权力的表现和反映。以法律的形式默认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从而也就默认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而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一种平等的权利关系,同时就是默认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因此,马克思说:在按劳分配中,“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同上)在同一尺度和标准之下,生产者的权利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这是一种悖论。

   权利悖论何以存在?马克思在人的本质特征的高度做了剖析:(1)人的本质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社会关系具有多面性或多样性,同时,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之间又彼此联系、不可分割。在本质和规律层面,作为一种整体特征和总的趋势,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单向度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在现象层面,作为一种局部和片段特征,在它们之间则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彼此制约的关系。正是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和这些关系之间的相关性,决定了现实的人的多样性或多面性。在现实中存在的总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2)就人的收入或分配关系而言,在本质和规律层面上,由于“分配关系本身是由生产关系产生的,并且是从另一个角度表现的生产关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60页),分配关系必须与生产关系“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9页),所以一个阶级的收入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但在现象层面上,作为本质和规律的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一个人的收入则是由多种关系和因素所决定的。(3)法律关系中人的权利具有单一性或单面性,法律关系和权利关系中的人也具有单一性或单面性,因而是一种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这是因为“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按劳分配中的平等权利,就是以劳动作为唯一尺度来计量人们的贡献和收入。而“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同上)。所以,一种平等权利的确立,意味着把某一种关系和因素确立为尺度,同时意味着对其他关系和因素的忽视。在按劳分配中,就是“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同上)在此,人们在劳动关系中或作为劳动者的平等得到确立和确认,同时却默认了他们在其他关系(例如家庭关系)中或作为其他角色所存在的不平等及其对分配关系的影响,默认了劳动之外的其他因素(例如自然禀赋)的不平等及其对分配关系的影响,默认了这些影响所导致的实际收入的不平等。而“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同上)

   存在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中的权利悖论,同样存在于资本主义市场分配中,区别在于,这种悖论在前者表现为在确认一种平等权利的同时却默认了另一种不平等权利,而在后者则表现为在确认一种平等权利的同时也确认了另一种不平等权利。对资本主义来说,市场交换或分配过程,既是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一方面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商品生产来看,它把商品交换中的等价交换关系确认为一种平等的权利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无论对工人还是对资本家,都只是从商品交换这个特定的角度看待他们,只是从这个特定的方面对待他们。他们的其他一切关系都被撇开了,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他们都只是交换者。另一方面从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来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仅存在着等价交换关系,还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从后者来看,资本家不仅是交换者而且是剥削者,工人也不仅是交换者而且是被剥削者;作为被剥削者的工人是劳动者,作为剥削者的资本家则是非劳动者。显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和法律的认同和保护,这种权力关系被确认为一种权利关系。这样,资本主义就在确认一种平等权利的同时确认了另一种不平等权利。马克思还从其他角度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权利关系展开论述:“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正因为如此,“资本家自己叫喊着要求平等的竞争条件,即要求对劳动的剥削实行平等的限制”。即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马克思,2004年a,第338、564、457页)而对资本剥削劳动的平等权利的确认,同时就是对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不平等权利的确认。此外,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动机,工人是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而资本家也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就此而言,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马克思,2004年a,第294页)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同上,第457页)这里,一种平等权利的确认本身就包含着另一种不平等权利的确认,从而体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权利所具有的悖论性。

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对生活资料的分配不再根据人们所提供的劳动而是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人们取得生活资料的权利与其需要而不是与其所提供的劳动成正比。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区别对待原则,因而在权利上是不平等的。实际上,就这种权利本身而言,它恰恰是一种平等权利。因为它把满足对生活资料的需要看作每一个人的权利,或者说人们都有平等地满足自身需要的权利。在按需分配条件下,人们的需要得到平等的满足或平等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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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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