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通史性著作中，在学术框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未能成为一个章节标题而得以关注。在外交史专著中，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框架下，中国与一战外交的线索大体得以呈现。学界对中国参加一战的评价从以批评为主，逐步转向以肯定为主，认为北京政府后期外交开始走向积极主动。综合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下列认识：中国为参加巴黎和会，从宣布中立开始，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并派华工出国，出兵西伯利亚。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经过各派政治博弈，最终决定参战。在巴黎和会上，北京政府将签约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代表团自行决定，顾维钧等代表决定拒签和约。

　　 关键词：北京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会

　　 作者简介：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基于外交史角度的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课题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提到一战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北洋军阀、“二十一条”、五四运动等几个历史概念或节点。一战不仅促成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奠定了此后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基调。60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一战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已经涉及到了这些节点，但主要是以政争切入外交。在外交史自有脉络中的一战研究相对薄弱。

　　 本篇综述围绕中国的一战外交展开，吸收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笔者个人对一战研究的思考。在体例上有两点需要说明：（一）并非按照成果出现的先后顺序一一列出所有成果，只选择有代表性的成果；（二）以具体的学术问题为标题，选取学界在此题目下的学术争鸣和进展，侧重对学术发展的贡献。本综述并非面面俱到的文献综述，而是围绕一战的学术综述。以学界对一战发展线索的认识程度为基本框架，以一战自身发展的线索为基础，概要探讨中国的外交应对，对每一个重大的外交节点都力争照顾到。

　　 一、总论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通史性著作中，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并未被列为一个主题章节加以讨论。与一战有关的重要历史节点，如宣布中立、“二十一条”交涉、对德绝交与宣战、府院之争、西原借款、五四运动等是被置于北洋军阀史的框架之内加以阐述的。这一状况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变。如在《中华民国史》的章节安排中，第二编第一卷第七章题目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在此章的第二节叙述了欧战爆发后的远东局势和日本侵入山东省，一战只是作为“二十一条”交涉的背景加以叙述。在《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中则仅列有第四章《五四运动与时代转换之发端》，几乎跳过了一战这一历史事件。

　　 上述情形在外交史专著中则有所不同，如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中，单独列出了第六章《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企图独霸中国。美日的斗争与妥协》加以探讨，系统论述了日本借一战侵略中国的线索和事实。在《中国外交史》中有单独的第二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北京政府外交（1914—1919）”，从线索上交待了中国的一战外交。

　　 最近则出现了将内政与外交并列讨论的专著，且对二者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很好的深入分析。新著从两个方面重新论述了巴黎和会：其一，从国家政治的视角，侧重于研究五四学潮前后，北京政府的各项考虑、主张与措施，尤其是几个主要政派之间的不同的利益关系，以及彼此在多个时政问题上的对立与争执。其二，从国家外交的视角，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全过程，尤其是围绕对德和约签字与否这个核心问题，北京政府的前后考虑，以及中国代表团的具体交涉。

　　 关于各国在一战中的对华态度。美国和日本是最受关注的两个国家。绝大部分论述与日本有关，且均认为日本是蓄意侵夺中国权益。关于美国的态度则有所争论。研究指出，美国一战中的对华态度存在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认为：美国自始至终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手段与日本进行卑鄙的交易，在巴黎和会上尤其明显。另一方则认为：美国自始至终在山东问题上与日本存在矛盾，并与之进行了抗争。虽然其目的并非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只是为了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不受破坏。

　　 学界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国不应该在美国，特别是日本的威胁利诱下参加这场战争，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也成了帝国主义分赃政策的牺牲品。到2000年前后，这种观点仍然存在于学界。“中国作为中立国参战是被日美两国拉下水的。日美对中国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实质上都在损害中国利益”。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状况逐步得到改观，开始肯定中国的参战，认为中国的参战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也是有失有得。更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可以认为，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中国的参战，改变了消极的中立政策，虽然这一决定含有从强从众的因素，但这一抉择本身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发端。

　　 近代中国的外交可谓崛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里存在着国际和国内的有利变化。就国际背景而言，列强越来越注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这一变化，为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主外交的出现提供了比过去略为宽松的外部条件。就中国国内而言，出现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民国建立后，政治多元化，言路大开，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向社会充分展现自己的主张。民族主义在中国各个阶层得以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能对决策施加影响的“社会舆论”。普通民众涌进了外交这一过去似乎很神秘的为少数高官所垄断的领域，形成了声势前所未有的“国民外交”。二是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职业外交官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具有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知识，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和民主意识，勇于并善于与西方列强打交道。

　　 二、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中立及相关交涉

　　 （一）中国宣布中立

　　 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对北京政府初期的中立，先前的研究多为否定态度。近年来，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北京政府的中立宣告看起来是一种稳妥的、合乎时宜的对策，在正常情形下，这一对策不应引起争议，然而，当时中国的处境颇为特殊：一是欧战双方在中国皆有租界和租借地，皆有一定规模的驻军；二是有强邻日本在伺，它很可能因与英国订有同盟而加入战争。为保持自身的中立权力，北京政府曾做出诸多努力，在美、日、英之间试图寻求中立的保障。这些努力，均未能取得效果。有学者分析认为，袁世凯政府的“局外中立”立场宣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而非日本进攻山东之时。论者专责政府在日本出兵山东时所持中立政策，自然更能揭露其卖国行径的严重性。站在今人的立场看，上述评价无疑完全正确。但是，这个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决策，当时的民众，却大体上做出了拥护的反应。国人大体持中立观点。

　　 （二）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觐见袁世凯时，向袁世凯当面提交“二十一条”要求，试图全面控制中国。袁世凯主持下的北京政府采取了四个方面的应对措施：首先，弄清日本提出如此苛刻条件的真实意图，作为决策的基础；其次，委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归国活动，利用日本元老派与现政府当权者在对华政策上的不一致，试图改变日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再次，利用中外报界透露日本的要求，鼓动舆论向日本施加压力；最后，力争获取国际上的外交支持，通过顾维钧向美英透露谈判消息。对于利用报界舆论的策略，有专门研究予以探讨。袁世凯虽大肆运用新闻策略，但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致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此时的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顾维钧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联络作用得到关注。顾维钧当时虽然只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参事，但他在对美外交中，尤其在向美国透漏“二十一条”这件事上起了主导作用。袁世凯决定改变初衷透露“二十一条”，主要就是采纳了顾维钧的主张。美国虽然对中日交涉中有损它在华权益的部分概不承认，而日本获得的特权要一体均沾，这与顾维钧对美国的期望是有差距的。沙皇俄国此时正忙于一战，对于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采取了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的立场。

　　 张作霖是另一个引起注意的人物。“二十一条”内容中涉及东北的条款很多，谈判期间，北洋政府征询东三省意见，时任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认为中日交涉丝毫不可让步，如交涉破裂，愿率全师进行决战。表达了反对“二十一条”的立场。在南满洲的区域问题、土地商租权问题及设立领事馆问题上，张作霖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北京政府也采纳了张作霖的部分建议并向日方多次声明和交涉，但日本并未放弃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地区增设领事馆的图谋。

　　 （三）袁世凯称帝

　　 在一战中国中立的大背景下，袁世凯称帝成为“二十一条”交涉后的另一重要议题。各国出于欧战自身利益的角度，对袁世凯的称帝抱有不同的态度。在袁世凯宣布改制前，德奥两国，特别是德国，为了争取北京政府倾向盟国集团，支持中国复辟帝制，并答应给予财政、军械援助；协约各国态度复杂。日本试图借机制造混乱，从中渔利；英国对于中国改制，开始并不赞成，担心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利益，但在日本支持帝制后，也改采支持态度，借以抵消日本的影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本人虽不赞同帝制，但仍敦促美国赞成中国改制。袁世凯决定改制后，日本突反前态，邀请英、俄、美、法等一致行动，劝告袁世凯勿行称帝。在袁操纵下，外交部致电各国，表示改行帝制完全出于民意。奥德两国首先表示赞同，预祝帝制成功，随后美国驻华公使建议美国国务院从速承认中国改制，英、法、俄亦表示承认新政府。惟有日本坚持反对。12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准备择日登极，不料中国国内局势突变，蔡锷起军讨袁。在此形势下，列强再次改变态度。

　　 对于袁世凯的外交路线，研究认为其基本因袭晚清旧传统。首先，实行元首外交，独揽外交大权。其次，他的外交思想是“委曲求全”、“息事宁人”。在袁世凯看来，外交上的一切措置都必须有利于保证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主座地位的稳定，为此，不惜采取妥协退让的方法来换取政治局面的稳定。其三，他的外交策略思想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传统的“以夷制夷”方针。该项策略常因英美等国的对日妥协，而不断使中国得不偿失。近来的研究，对袁的外交活动的评价，仍以否定为主。袁世凯一生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对日外交的成败与其在政坛上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一面抵制，一面妥协，最后以外交及个人政治生涯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四）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是日本寺内内阁时期对华借款的统称，因其主要借款系由西原龟三直接或间接经手，故称西原借款。对日本而言，此次借款系为乘机攫取在华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对段祺瑞而言，通过借款达到发动内战，实行武力统一。通过西原借款，日本把段祺瑞变成了自己忠实的政治工具，并企图在中国排斥其他非亲日的政治势力，以达到在政治上单独控制中国政府的目的，因此必然加剧中国军阀的分裂和战争。但在国内、国际条件的压迫下，力不从心的日本垄断资本并不能实现这个目的。在美、英、法坚持争夺中国霸权的情况下，日本只能妥协。学界对此次借款的政治背景多持批判态度。新近的研究，仍然在挖掘借款的实质，并分析日本提供借款的经济背景，但仍是批判为主。

日本提供西原借款的一个重要经济背景是为国内大量的剩余资本寻找出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