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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鑫:日本文艺批评中的“自然”、“对幻想”与近代批判——以柄谷行人初期写作为线索

更新时间:2020-08-22 15:47:27
作者: 高华鑫  

   内容提要:柄谷行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所写的文艺评论,与日本战后的文艺批评传统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通过柄谷行人这一时期所关注的“自然”、“对幻想”等概念,可以看到他的问题意识与小林秀雄、江藤淳、吉本隆明等前辈批评家有着复杂关系。这些批评家代表了一种潮流——对战后文艺批评的“近代”理想的批判和超越,但我们不应将此潮流简单地视为一种进步,而是应该看到它体现了战后日本知识人在重新构建日本的“主体性”时所面临的困境。

   关 键 词:柄谷行人/自然/小林秀雄/江藤淳/吉本隆明

   作者简介:高华鑫,男,1990年生,清华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比较文学、日本文艺批评。近年发表的论文有《诗、伦理与文明批评——夏目漱石〈虞美人草〉试论》(载《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他者的维度——论武田泰淳的中国书写》(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增1期)等。

  

   一、文艺批评与战后日本的主体性

   作为日本后现代左翼知识人的代表人物,柄谷行人在日本国内外都拥有众多读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日本,柄谷行人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后现代哲学理论的介绍者和引领者的角色,而自九十年代以降,他则以对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化思考而著称。在中国学界,柄谷行人尤其以对现代文学概念的解构而闻名。

   然而,柄谷行人在理论领域的成就,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早期的文艺批评写作。事实上,柄谷行人最初是作为文艺评论家登上文坛的,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前期他主要致力于对具体作品和文艺现象的批评,这些写作与之前的日本文艺批评传统具有更明显的亲缘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他较为推崇小林秀雄、吉本隆明以及江藤淳等前辈批评家,并借用他们的话语资源来展开自己的叙述。现在看来,柄谷行人早期的文艺批评需要重新讨论,这不仅能更全面地了解柄谷行人,而且也能以此为线索,把握战后日本文艺批评的特殊的言说空间和话语谱系。

   战后日本文艺批评的发展,与冷战格局中日本所处的特殊位置有着深刻联系。1952年后,随着日本在形式上脱离被占领状态,日本的政治开始呈现为两种大的方向的对抗:一方要求巩固战后初期占领军推进的民主化改革,另一方则要求“纠正”此前的改革,双方的对抗围绕着“改宪/护宪”这一主轴展开。在此过程中,日本的各种政治力量重新整合,形成了左右制衡的“五五年体制”①。这种格局实际上是冷战在日本内部的一种投影,而在日本的文化界也同样出现了左右制衡的格局。在此语境中,战后日本的文艺批评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同立场的知识人互相交锋、争夺话语权的公共空间,文艺批评的写作也往往超出对个别作品或文学现象的阐释,而成为对社会整体状况的思索;批评家们面临着共同的课题——如何在冷战格局中确立日本文化的主体性,而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战后日本批评的一大传统,是从“战后民主主义”的方向来确立日本的主体性。历史学家安丸良夫指出,通常所说的“战后民主主义”包括两种具有竞争关系但又互相协作的脉络——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主义。②两者尽管多有差异,但具有伦理上的一致性,都肯定以新宪法为代表的战后民主化改革成果,反对保守民族主义和日美军事同盟,把“民主主义”与“和平”视为战后日本的核心价值。在战后初期的文艺批评中,这两股脉络典型地体现在《新日本文学》和《近代文学》这两份杂志上。《新日本文学》继承了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传统,而《近代文学》派的批评家则更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近代市民社会理想,对日本马克思主义传统多有修正和补充。双方多次发生论争,但又共同构成了文艺批评中的战后民主主义潮流。

   如果说战后民主主义一脉的批评是通过对“战前”历史的全面批判来确立日本的主体性,那么与之对抗的话语谱系,则往往通过强调“战前”与“战后”的连续性来寻求日本的主体性。在此意义上,小林秀雄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存在。在昭和初年,小林秀雄便是与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进行对抗的代表性批评家;在战争期间,他赞扬日本传统和日本大众的精神,这种姿态一直延续到战后。战后,小林秀雄拒绝对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言论进行反省,并在《本居宣长》等著作中进一步致力于对民族传统的再评价。这种姿态使得小林秀雄成为战后保守主义话语谱系中的一面旗帜。在小林秀雄的后继者中,代表性的批评家是江藤淳,他将文艺批评变成对日本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探求,并把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归因于美军占领期,从而建构起一种与战后民主主义截然相反的战后想象,开创了一种具有示范性的保守主义批评话语模式。

   与战后民主主义话语相对抗的另一股力量来自“新左翼”,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吉本隆明的批评。吉本隆明一方面也批判战后民主主义对“战前”的遮蔽和搁置,但另一方面则从更激进的立场上提出了对日本主体性的重新构想。如果说战后民主主义的“民主”是一种代议制民主,那么吉本隆明否认的恰恰是一切对民众的“代表”,他将代议民主制、前卫政党和作为启蒙者的知识人通通视为“拟制”——一种虚假的代表。在此意义上,吉本隆明的文艺评论是一种“68年”的写作,与新左翼运动中的直接行动主义倾向相通。按照吉本隆明的思路,战后日本主体性的确立只能通过克服大众的自我异化,颠覆国家这一“共同幻想”来实现。

   可以说,柄谷行人初登文坛之时,也正是上述几种话语在文艺批评领域互相竞争、互相交织的时期。总的看来,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日本文艺批评中,战后民主主义话语在保守主义和新左翼的夹攻之下陷于守势。当然,这种话语也并未完全失效:一方面,小田切秀雄、本多秋五等老一辈批评家仍然活跃于文坛,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大江健三郎这样有意识地继承战后民主主义传统的作家。大江健三郎与江藤淳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多次论争以及本多秋五和江藤淳的“无条件投降”论争等等,都反映出文艺批评领域左右制衡格局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柄谷行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这些论争。例如,1971年他发表了《作为读者的他者》一文来评论大江健三郎与江藤淳的论争,对江藤淳给予更多肯定,而批评大江健三郎拘泥于战后民主主义的先验观念,陷入自我欺骗。③在1978年的“无条件投降”论争中,柄谷行人也对江藤淳的占领期历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肯定,以至于本多秋五指责柄谷行人对江藤淳进行“援护射击”④。

   在当时,柄谷行人这样一个有新左翼经验的年轻批评家认同吉本隆明,对战后民主主义持批判态度,是不难理解的;但他为何对江藤淳这样具有保守倾向的评论家表现出同样程度的共鸣,却值得思考。在此意义上,柄谷行人在1972年所写的评论《超越心理之物的影子——小林秀雄与吉本隆明》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这篇文章中,柄谷行人将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三位批评家——小林秀雄、江藤淳和吉本隆明的思想资源串联到一起,表述了一种特殊的问题意识。对这篇文章及其背后的思想谱系的分析,不仅可以说明柄谷行人初期写作的特性,也可以借此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在日本文艺批评中新左翼话语与保守主义话语有时会呈现出相通和重叠的关系,通过这种分析,我们也将更加理解战后日本的历史语境与言说谱系。

  

   二、超越近代主体的“自然”与“大众”

   《超越心理之物的影子——小林秀雄与吉本隆明》刊载于《群像》杂志1972年2月号。结合全文来看,题目中的“心理”一词与“自我”、“个人”等词语基本可以互换,换言之,它指的是近代个人主义所想象的能动的个人理性主体,而柄谷行人这篇文章关注的,则是日本文艺评论中超越这种“主体”的尝试。文章首先从夏目漱石的《梦十夜》谈起,指出夏目漱石对于近代艺术中“人主体地创造一切”的信念有着深刻的怀疑,进而又指出对近代主体的怀疑其实是欧洲和日本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帕斯卡尔、笛卡尔和瓦莱里是近代欧洲知识人的代表,而夏目漱石、小林秀雄、吉本隆明和江藤淳则是日本一侧的代表。在柄谷行人看来,这些知识人都发现近代理性是有界限的,当它被推至极限,便会出现某种理性之外的事物,而理性其实是建立在这种非理性事物之上的。然而,这种超越性的事物究竟是什么?柄谷行人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欧和日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十七世纪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尔面前出现了上帝。可是在漱石面前,在更后来的小林秀雄和吉本隆明的面前出现了什么呢?那是‘自然’。”⑤

   “自然”是柄谷行人初期评论中频繁出现的一个概念,他常常把它与西方的“上帝”对置:“自然”是超出近代理性主体的事物,但又不同于基督教的超越性,是另一种超越性。例如,他评论漱石的小说《道草》时说:“‘自然’是在始于自己又终于自己的‘意识’之外展开的非存在的黑暗。漱石既不称其为上帝,也不称为天,只是称之为‘自然’。”⑥

   此时的柄谷行人把小林秀雄也置于漱石的延长线上,视为“自然”的发现者之一。在小林秀雄早期的批评中,“自我意识”是一个关键词,他通过这个词来把握欧洲的近代精神,并认为波德莱尔把十九世纪的“自我意识”推到了极端⑦,所以是近代知性的极致体现。小林秀雄还表示,是兰波让他突破了波德莱尔的“自我意识的球体”并重新出发⑧;但柄谷行人指出,问题在于小林秀雄再次出发时走向了哪里:

   他发现的,正如江藤淳所说,是“太平洋湛蓝的海水”。要而言之,他虽然发现了“自然”,但那不是兰波的沙漠那样粗暴严酷的东西,而是水灵灵的安宁的世界。重要的是,他并非像帕斯卡尔那样从上方找到超越性,而是在下方,也就是下降的方向上找到了超越性。(「心」:218)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下”的二元对立。如果说上方、上升意味着从宗教中寻找出路,那么下方、下降意味着什么?当柄谷行人把这种位于近代主体下方的“自然”,与另一位批评家吉本隆明的“大众的原像”概念结合起来时,问题似乎开始变得清晰:“自然”是对日本人的历史传统和感性特质的一种把握。

   柄谷行人认为小林秀雄的“自然”是一种与人具有高度亲和性的存在,并进而指出,正是在日本对外战争期间,小林秀雄发现了这种超越于个人自我意识之上的“自然”。给他以启示的是普通的日本平民。对普通日本人来说,战争就像台风、地震等天灾一样,虽然激烈,却是一次性的,过去之后,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就会恢复。实际上,战后不久,美国对日本民众就成为了具有亲和性的“半他者”。在柄谷行人看来,小林秀雄所说的“国民”,从具体的个人身上是找不到的,但作为总体它又确实存在(详见「心」:210-221)。他进而写道:

   大概柳田国男在撞上这难以言说的存在时,只能称其为“常民”吧。小林秀雄虽然信赖“国民的智慧”,但他所说的智慧并不指任何具体的东西。他说这是由于它“还没有获得新的思想表现”,但毋宁说它绝不可能获得新的思想表现。生活者的“智慧”从根本上拒斥战争[革命]意识形态宣传者的启蒙,却又绝不会获得新的思想表现,这样一种持续的存在,无疑也正是吉本隆明说“大众的原像”时所想起的形象。(「心」:221)

“上/下”的二元对立在这里仍然发挥着作用。“下降”不仅意味着近代知性主体向非理性的“自然”的回归,同时也意味着启蒙者、指导者向被启蒙者、被指导者的回归。在此时的柄谷行人看来,“常民”的持续性远比国家或知识人的意识形态更为强韧。文章还展开论述了“常民”与近代日本知识人的关系。柄谷行人把这种“常民”或“大众的原像”视为日本知识人的根基,指出日本知识人往往因否认、厌恶自己的出身而陷入精神危机,而为了摆脱危机又向根基“回归”,吉本隆明和小林秀雄均是如此。换言之,在柄谷行人这里,“自然”对近代理性主体的超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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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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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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