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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有贵:问题视域下新中国70年“三农”的转型发展

更新时间:2020-08-22 15:27:18
作者: 郑有贵  
促进了乡村事业的发展和乡风文明建设。

  

   三是农民素质全面提升。在旧中国,农民基本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如此低的文化素质制约着“三农”的发展。正因为如此,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把治盲、治愚、治病作为切入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不仅在农村开展识字运动以扫除文盲,还积极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事业。例如,改革开放前,基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保障了农民基本的医疗需求,这一做法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国家的代表还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拍摄“赤脚医生”工作的专题纪录片,1978年召开的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将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经验写入《阿拉木图宣言》,并将其作为解决初级卫生保健的成功范例向发展中国家推广。[9]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事业跨上新的发展台阶。现今,全国农村已普及了9年义务制教育,建立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构建起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发展的重大突破,大幅度提升了农民的综合素质,积累农村的人力资本,成为农业农村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10]7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大幅度提升。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721元”;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降低至30.1%,表明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全国共有“3520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55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10]

  

   在“三农”实现跨越发展的同时,还为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如为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料、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提供积累、通过出口农产品换取购买工业技术装备所需的外汇等。

  

   探索形成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之路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面临劣势窘境,加上缺乏经验以及实践不充分条件下的理论认识偏差,在探索破解“三农”问题上有过曲折。尽管如此,“三农”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的发展路径对于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是有效的和成功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探索形成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之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一)中国共产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破解“三农”问题的弱质性困扰

  

   如果国家治理受利益集团控制,那么,小规模经营的农民的发展诉求是难以顺利表达的,国外如此,旧中国也如此。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之际,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明确要首先解决好农民和农村问题;在进入工业化中期,明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进入新时代,明确把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70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促进“三农”发展而不懈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并基于解决好“三农”问题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的认识,因而能够在解决好“三农”问题的行动上高度自觉。正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才能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7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在调查研究了解农民需求的基础上进行重大战略部署,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对发展“三农”进行战略部署外,还有11次中央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制定实施了21个以解决“三农”为主题的中央1号文件以及数量众多的专题性文件,及时解决“三农”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这是“三农”能够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探索共同发展道路和实现组织化规模化的形式

  

   中国“三农”问题能否解决,根本在于是否具有较强的内生发展能力。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一家一户经营规模过小,因而在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题需要破解。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三农”的内生发展能力,这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必由之路。中国“三农”实现跨越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集体所有制,在此基础上探索共同发展道路和现实组织化规模经营的形式。

  

   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出发,同时也是从解决土地改革后分散的一家一户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出发,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并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完成了由农村土地农民所有向集体所有转变。这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坚持至今,其间只是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而已。其中较大的变化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对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中共十八大以来,逐步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的制度。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和坚持完善,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既有利于增强“三农”的内生发展能力,从而破解“三农”弱质性困扰,还保障了农民能够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断前行。在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解决了农民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促进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同时也避免了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发生。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一些地方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出发,通过改革,对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进行完善,发展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小城镇;即便集体经济弱而积累少的村也能通过“一事一议”促进社区集体事业的发展。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所形成的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以促进“三农”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也是中国传统乡村社区建设实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传承发展。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还避免了无地农民涌向城市形成贫民窟现象,为农民安心外出创业就业提供了保障,并促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健康推进。一些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在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后,明确了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产权份额,这一组织制度的探索形成也能保障农民变市民的权益,进而有利于促进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组织化规模化生产经营多种形式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在对集体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组织化规模化的经营形式:有家庭农场,有多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专业合作社的联合社,有公司+合作社+农户,有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等。在多种组织化规模化经营形式中,农民还可以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探索形成组织化规模化的多种形式,有利于更充分地在组织化规模化进程中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权益,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共享发展路径,这是中国的特色。

  

   (三)从促进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发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

  

   70年来,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不是孤立地就“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而是从促进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发,通盘统筹促进“三农”发展与国家工业化发展,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

  

   第一,基于工业化进程中“三农”的弱质性困扰,着力补齐“三农”发展这个短板,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夯实国家现代化发展根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促进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工业增长偏快的工农城乡发展失衡,党和政府能够及时进行调整,如20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末、80年代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强化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使70年的国民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整个国民经济稳健发展,避免了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现象的发生。进入21世纪,针对城市快速发展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三农”这一短板,相继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11]重塑城乡关系[12],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3]、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4],明确了“到2050年如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15]

  

   第二,根据工业化发展阶段处理好工农城乡的“取”与“予”的关系,形成长时段视域下的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发展机制。在工业化初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或称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则转变为工业支持农业或称工业反哺农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发展。新中国工业化实现跨越发展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一过程同时也促进了“三农”的跨越发展。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发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较好地处理了长远与近期发展、全局与局部发展关系。在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快速积累,这不仅是因为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及选择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取向,还因为我国顺利地实施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在实施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过程中,党和政府从一开始就注重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把握好对农民“取”的度,并通过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粮食“三定”)、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价、税收、农用工业等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促进了“三农”发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实行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和城乡二元体制,但工农城乡差距可控,仅以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例,1978年为2.57:1。20世纪70年代末至1984年,农村改革率先成功突破,农业农村快速发展,逐步缩小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984年的1.84:1。自80年代中期起,城乡差距再度拉大,这是由于在市场条件下的马太效应所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到2009年高达3.33:1。从21世纪初起,党和政府基于工业化进入到中期阶段,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探索通过股份合作而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推广利益分红型模式,通过‘订单收购+分红’‘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土地租金+务工工资+返利分红’等方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8]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应坚持这种有益探索,促进以共享发展为取向的新型工农发展关系的构建和完善,这也是新中国70年促进“三农”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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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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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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