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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 邢润川: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主义的消解

更新时间:2020-08-21 22:19:26
作者: 李侠 (进入专栏)   邢润川  
前者从信念和社会境况的变化来研究科学的生成, 而后者只是用一种有限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来说明科学的演化与变迁。也就是说, 与科学哲学家的思路不同, 科学知识社会学借助于信念来说明科学生产过程中非客观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消解科学的主要理论进路。

   信念是一个不好定义的概念。巴恩斯认为,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 人们往往把信念区分为两个领域 :“其中的一个关系到对象 、事实或具体事件的世界, 另一个关系到价值观、义务 、习俗以及制度范畴的体系 。” [ 1] ( P1) 每个人都有信念, 信念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之分, 但不论正确与否都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动 。任何信念都是一定时空内的信念, 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社会的痕迹, 科学家们同样受这些信念的影响 。巴恩斯等人正是从这里切入对科学的分析 。在巴恩斯看来, 科学家被人们看作是选择了正确信念的人, 因而他们的工作是可信的, 也是客观的 。但事实是这样的吗? 按照巴恩斯的说法就是 :信念是怎样通过认识和理性的过程自然地产生的, 历史上的哲学家和近代的科学哲学家对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提出了种种方法来保证信念的正确性, 可是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众所周知, 归纳法历来是人们获得正确信念的有效方法, 然而自从休谟以来, 人们开始认识到归纳法本身的局限, 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哲学家都进行了改进 。如波普尔提出了证伪和逼真度的概念来尽量保证结果的真, 还有人用高概率来完成这种为真的承诺 。然而, 这种努力的效果并不明显 。这种困境使错误的信念有了生存的空间,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不能杜绝错误信念的存在。正是由于错误信念的存在, 导致科学家的科学成果也不必然为真 。正如巴恩斯指出的那样 :“事实上很容易证明, 那些构成了我们所接受的大部分知识的信念, 是从理论而并非完全是从经验产物中推导出来的 。理论是被置于实在之上而不是从实在中推导出来的。” [ 1] (P12) 科学哲学家也不否认这种情况的存在, 例如波普尔提倡理论的证伪, 就是看到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但是, 关键的是, 一旦承认信念不是完全从实在的制约中产生的, 那么决定科学家们思想的并不是他们的社会承诺, 而是他们的社会地位, 或者就是他们所在的社会的境况。正如巴恩斯指出的那样:“已确立的科学中的活动通常都是受某种关于世界观的理论指导的。现在, 这个理论可能被看作是关于世界的一个图景或一种描述;但它并不是从世界中产生的, 而是强加给这个世界的。” [ 1] (P13) 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 科学中使用的一些术语的理论的和非经验的特性, 有时会被人们遗忘, 因为它们的使用已经变得很自然, 而且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人们不再去进行认真的反思与批判 。在其中是信念主导了我们的分析与思考。而根据这种信念得出的结论, 我们能否认它的社会性因素的存在? 但是要看到, 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 信念往往转化成一种更为具体的思考方式和解题思路, 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 这也就是库恩的范式与劳丹的研究传统的深刻内涵所在。

   在这里我们想深入地分析一下劳丹的科学的研究传统, 因为他作为后历史主义者, 更多地考虑了社会和信念的因素在科学建构中的作用, 而这一点更加接近科学的真实状况 。

   什么是研究传统呢? 美国科学哲学家拉瑞·劳丹认为, 研究传统是一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规则, 规定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研究传统对科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劳丹总结说 :“研究传统的问题定向作用, 无论在一个研究传统内的具体理论形成之前, 还是形成之后, 研究传统始终对其构成理论所必须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和重要性有着强大的影响。同样, 研究传统对其构成理论所可能产生的概念问题的范围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传统的限制作用;研究传统的助发现作用 。” [ 6] ( P90-91) 虽然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 研究传统的内容无法证实或证伪, 但不能因此否定研究传统的存在, 劳丹通过对科学史的详细考察已经证明了它的存在 ;尤其是构成研究传统的本体论部分, 更是实证主义者坚决要清除的, 但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任何科学理论在形成过程中都不能摆脱由社会文化因素构成的环境背景的影响, 因而科学是社会中的科学, 而不是理想状态下的科学。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更是在一定的信念和研究传统指导下进行科学活动的, 生活在真空中的科学主体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说, 科学知识与任何其他知识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分界线, 它们的产生是一样的, 都是特定的社会语境中的产物 。正如科学哲学家汉森指出的那样:观察渗透理论, 这指涉了纯粹客观中立的观察并不存在, 换言之, 即任何观察都要受到行动主体的信念或特定共同体内的研究传统的污染, 如果完全抛弃这些社会因素, 所有的观察都是不可能进行的 。

   在某种程度上说, 库恩的“范式”概念 、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中的硬核概念, 同样包含了由信念和研究传统组成的各种基本规则 。如果没有这些背景材料的支持, 那么拉卡托斯的“硬核”将是不可理解的, 也就不能很好地说明和解释科学发展的实际状况。而劳丹的研究传统中的本体论部分更是一个研究传统的基础部分, 如果没有这些本体论的预设, 研究传统就无法形成。而且, 随着时代的变化, 研究传统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正是由于研究传统和信念的变化, 科学理论也跟着发生变化 。不过, 在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即有时研究传统和信念的变化推动科学理论的发展;而有时理论在新的信念的牵引下, 导致研究传统的变革, 即科学革命的发生, 但是,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它们的变化也直接或间接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说, 从社会的角度看待科学理论的发展才能真实地说明科学理论变迁的深层原因。如果说信念和研究传统只是科学理论产生的形而上层面的原因, 那么, 科学产生的具体环境和过程则更是具有社会性的 。这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进行分析的一个独特视角, 即科学知识建构的社会性维度。

  

3.解析科学 :实验室与科学知识的建造

   如果说科学知识在酝酿阶段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如信念、研究传统的影响, 那么在科学理论的生产过程中一切都按照标准的规范进行, 该不会存在社会因素的干扰了吧 ? 其实, 这是一种偏见,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开始怀疑这种常识, 并为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们选择的地点就是人们心目中很神圣的地方 ———实验室。

   实验室研究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才出现的, 国内学者相对比较熟悉的有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和英国的伍尔加合写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 。我们对此不再赘述, 只分析同样作出出色成绩的卡林·诺尔—塞蒂纳的工作。需要说明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在实验室里生产出来的, 然而, 实验室却是现代科学的标志。这是因为现代的科学已经完成了由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 科学已经不是小作坊里的事业了, 科学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 。因而, 实验室从某种意义上说, 已经是大科学时代的一种象征和标志 。我们还应该分析一下实验室与其他地方的重要区别。首先, 实验室是一个空间概念, 它有自己特定的边界, 正是由于这种边界的硬性约束, 实验室的功能也就被确定了 。其次, 实验室还是一种权力关系网络, 在这里通过知识/权力的重新分配和界定, 从组织上保证它的功能得以实现。第三,实验室还是一个沟通 、交流、协商、谈判 、决定与选择的场域, 在这里科学事实的制造得以有序地进行, 同时科学修辞与隐喻在范式和研究传统的支配下, 通过论文的形式完成科学的符号化的转换, 以及肩负普及和传播生产出来的科学知识的使命。

   那么, 研究实验室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按照卡林·诺尔 —塞蒂纳的看法 :“对实验室的研究表明, 科学对象不仅技术性地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 而且符号性、政治性地被建构。这一思想的一个含义是, 人们认识到 :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 研究不仅干预了自然界, 而且也深深地干预了社会 。另一个含义是, 科学成果已终于被看作是文化实体而非由科学发现的、纯粹由自然所赋予人们的东西。” [ 7] (序言) 其实, 建构主义的主张很好理解, 只要我们细心地考察一下一篇发表的科学论文或者一本科学杂志, 就会发现其内部充满了说明性的内容, 目的就是让人们接受和承认 。因为在科学界获得优先权与承认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正如默顿指出的那样, 承认是科学界的通货, 因此科学论文对修辞与隐喻的应用也就可以理解了。再者, 在科学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政治策略更是家常便饭, 如为了获得各种科学资源所进行的利益分配与资源重组,这还只是实验室和共同体内部的策略运用;为了争得外部的资源更是需要复杂的策略, 正是这种策略的运用塑造了科学的外部形象。在这里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实验室对于科学事实的建构, 因为事实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客观的, 正是由于对事实的认同与理解, 人们认为科学是客观的。卡林·诺尔 —塞蒂纳的研究却告诉我们: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

   诺尔从词源上指出:“事实( fact) 是指把事实揭示为已经被制作出来的东西 。” [ 7] (P5) 这样就突破了客观主义对事实的理解, 在这个基础上, 事实性问题被重新定位, 并被视为一种在实验室中建构的问题。她这么说是否有道理呢 ? 这涉及到科学活动的主体的认知与思考模式,因为事实是由主体来界定的。按照诺尔的解释:“实验室的选择不是与个体的做决定相关联,而是被看作社会互动和商谈的结果 。” [ 7] (P25) 而正是在这种互动和商谈中, 关于某一事实的看法达成一致, 并以此来作为基础构建科学理论 。也就是诺尔所说的:这种商谈标志着对科学研究成果的高度选择性的建构与解构, 并且导致了对知识连续的重新建构。为了更好地说明在这种建构中对事实的选择问题, 诺尔用了一个自然选择的隐喻。她说:“实验室的选择性解释依具体境况和语境( context) 而定 。以这种方式, 可以把自然选择的过程重新构想成一种语境的重建过程。” [ 7] ( P30) 在这种语境的重建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对于事实意义的确定, 而这种意义的确定, 依靠于科学家之间的商谈;换言之, 对于科学家来说, 事物的原始意义包含在他们的实验室推理之中 。推理活动在科学活动中的广泛存在, 表明他依赖于信念 、研究传统、共同体内部的范式的硬性约束以及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 科学家是一种实践的推理者。那么, 推理内容都包括什么呢 ? 惠特利认为:“这些成分是由研究实践 、方法 、解题模型、专业关心的问题以及构成一个领域的研究活动基础的形而上学价值或信念所组成。” [ 7] (P41) 所有的实验数据、现象等在这种推理下, 都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因而知识得以建构起来。诺尔指出:“它意指了这样的事实 :一种符号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相同的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符号来表达 。” [ 7] (P64) 这就指涉了科学研究的成果是由特定的活动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构造和商谈出来的。从这里不难看出, 索引性中暗含了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 而这种机会主义决定了科学知识生产中的偶然性与境况的决定性,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中, 知识与其他事物一样都是人造的, 而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的完全与社会无涉的纯粹客观的东西。在实验室中制造出来的知识在以成果的形式走向社会的时候, 是否也与社会的语境性有关呢 ?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 情况的确如此 。这就涉及到科学论文和报告在制造过程中的社会性 。那么, 科学论文在发表之前要受到哪些影响呢 ?

我们一般都认为科学论文中的语言是中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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