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乔治忠:关于历史考据方法的几点辩正

更新时间:2020-08-21 08:38:32
作者: 乔治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称: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予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

   主张治史者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事迹之实,以考据为唯一的正宗学问。这种看法虽然推重历史考据,但却将整个史学的品位降到只管清理史实、不加任何评议的低层次地步。实际上凡治史有成的学者,不会满足于仅仅叙述史事,都会对历史发表自己的论断,王鸣盛自己就没有以“不必横生意见”自律,他的《十七史商榷》中发表议论、褒贬之处很多,俯拾皆是。今国外传入一种讲求“叙述史学”的理念,亦有排斥历史评论的倾向,这从根本上看也是对历史学的矮化,不应当盲从。

   章学诚在学术上强调“独断之学”,他在《博约中》一文提出: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讬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嘉禾可登簠簋(25),而粪土不可索簠簋,理至明也。(26)

   这里章氏将学问之事分为“独断之学”“考索之功”和“比次之业”三种,被贬低的是“比次之业”,表面上看对“考索之功”未置微词,实际乃是低于“独断之学”的,在别的文章中,章学诚就批评专务考据者“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27)。在郑樵《通志》被考据家指摘之际,他坚决为其辩护:

   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28)

   他批评考据家“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29)。他指出:“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30)这里特别推重“成一家言”的著述,将之高踞于考据之上的理念十分明显。

   焦循在考据上有许多建树,特别对《周易》的考释卓有见识,但特别不喜“考据”之名。他给孙星衍的信中说:

   不知起自何人,强以考据名之……本朝经学盛兴,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朏明、阎潜邱……其自名一学,著述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31)

   他在《与刘端临书》中说:“乃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循去年在山东,曾作札与孙渊如观察,反复辩此名目之非。……既业于经,自不得不深其学于经,或精或否,皆谓之学经,何考据之云然?”(32)

   按焦循的说法,表明他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学术分科,有以治学内容分类,如经学、史学、数学等等;有以治学方法或治学理念判别,如义理之学、考据学、校雠学、辨伪学等等。不同的分类之间角度不同,且内涵交错,非可偏执一端。

   时至现代,学术界对历史考据在整个史学中的地位,所持看法仍不外上述三种类型的延伸,其一是将考据看得高于一切,是“实学”,具有扎扎实实的特点和长处。许多功力深厚而精于考据的史家,心目中实际上仍怀有这种观念。1950年代之后,史学界曾经批判烦琐考据,突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作用,乾嘉学派受到贬抑,顾颉刚等的学术思想受到批评。理论界争论“论”与“史”的关系,虽无定论,但“论从史出”受到了批评压制,只剩下“史论结合”与“以论带史”的讨论。把历史考据置于治学第一位的见解,已经无人公开主张。1970年代末,学术上渐渐解放开来,历史理论性的论述,由于此前诸多的学术教训,一时影响下降,历史考据的治学方法之地位上升,甚至有“回到乾嘉去”的偏激呼声。但这种趋势影响不广、维持未久,原因是多年培育而形成的历史学从业者群体,多数人的理念和素质与此不合,在历史考据上一时也难以取得大的突破。然而,史学界善于考据之学者,实际上对于善作议论者是不以为然的,但公开发表将历史考据置于史学首位的言论,表面上并不多见,大多都是通过大力强调“史料”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潜在地表达出来。

   关乎考据在史学总体中所处地位的第二种观念,是不否定历史考据,但却认为考据只是给论断性研究做准备工作,是低一层次的治学方式。例如罗尔纲说:“考据用的方法是初等的形式逻辑的归纳法,这种方法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所能做的只是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可以处理的范围,而对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却根本没有能力。因此考据只是历史研究工作中初步的必要工作。”(33)荣孟源的文章则强调:“‘考订过去的事实’并非不可,但是如果目的只限于此,那就危害了历史科学,也就歪曲了考据。”因而他特别警告:“用考据来代替研究史料并代替研究历史,实即取消历史学,亦即反对历史科学。”(34)这种主流性质的意识和舆论导向,就促成第三种情况,即一些在历史考据上本有显著成果者,也不愿意自居于历史考据家,或不能不作历史议论方面的努力,于是从整个史学的学术环境中可以看到,论文、论著以“考”自命名者远远比1949年之前稀少,以“论”“评”“研究”命名者先后登场,成为主流现象。

   上述这些观念反映出的问题,值得作以下的剖析:

   第一,将历史学内的考据视为高于其他治学方式的观念,无疑是片面的,反过来将考据看成低一层次的学问,也是偏见。在历史学的整体结构中,既不能缺失历史考据,也不能没有诠释、评析和宏观概括,两方面都同样重要,二者处于互动的关系中,并无高下之分。历史考据和历史的诠释、评析,在多数情况下是结合在一起的,考据之中即含有诠释。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或者糊涂的观点,如何炳松说:“考订之业,并不能增加固有之证据,仅能淘汰虚妄之证据;并不能增加已有之观念,仅能肃清错误之观念。”(35)一看即知,这是偏颇、混乱的说法,反映了其作者不善而且不懂考据。在历史考据的进程中,必须发现和运用证据,增加证据乃其份内之事;考据不仅能肃清错误观念,也会引出新的观念,因为肃清错误和建立新知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截然割裂,且一切新的历史观念,都必须有其可靠的史实依据,离开史实考据的议论是难以服人和不能稳固的。

   第二,在史学研究中该不该反对所谓“烦琐考据”?笔者认为在总体上、原则上应当反对烦琐考据风气的过度蔓延,但什么情况下属于“烦琐考据”,标准难于掌握,很难得出统一的共识。因此,在理论上,可以整体性地反对烦琐考据倾向的蔓延,但具体地指责某人、某事为烦琐考据,则需要十分审慎。事实上,在史学界有少许学者搞些细碎的考证选题,是学术自由度之内的行为,无妨大局,可以容许。况且一些细小的历史考证,说不定会牵涉到大的历史课题。当下认为某种考订的问题十分琐细,世转时移后也可能成为破解历史之谜的关键。

   史学界反对“空谈议论”,则是正当的,历史评论必须以确实的史料为根据,这是历史学研究的根本原则。在史学论著中,极少出现完全不引据史料的论著,在历史研究中,也并非引证史料越多越好,那么究竟怎样引证史料才能恰如其分?这难以有个确切的标准。因此,我们对于史论之作,也可以稍作宽容,多注意其中是否提出有独到见识、给人启迪的观点。总之,应是善考辨者、善议论者都发挥所长,尤其不能令双方相互攻击。这里必须注意:对史家个人的要求,与对史学界整体的要求不同,史学界不应过度偏于考据而废止宏观研究,但具体个人矢志于历史考据则无可厚非,不能认为这种治学选择“危害历史科学”。在正常学术环境下,不会人人都做同一类型的治学选择,对此不必过于担心和指责。

   第三,称历史考据方法“是初等的形式逻辑的归纳法”,这是错误的。历史考据不仅不单单是“归纳”,而且并不限于形式逻辑范围,辩证逻辑同样可以运用于历史考证,从思维层次上比形式逻辑高出一筹。辩证逻辑包括形式逻辑所有的优点,同时能够从事物的整体系统上考察,又予以分层次地对比分析,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判断,比形式逻辑有更大的维度,越是面对复杂和大范围的问题,越能显示出优长之处。例如关于刘知幾《史通》的内篇与外篇在写作上孰先孰后,自清代以来见解分歧,众说纷纭。笔者依照辩证逻辑的思路,整体地审视《史通》内篇,乃具备严密论述体系,而外篇内容繁杂,有专文、有散记。因此内、外篇不可能穿插混写,又发现内篇均赞扬儒学“五经”,外篇则多激烈抨击,表明刘知幾在撰写《史通》过程中思想发生重大改变,按当时社会背景,只能是批判儒学经典的思想在后,因此是内篇先成,随后整理旧存资料、重新思索,发现儒学经典在史学求真、求是的原则下,存在很大弊端,遂写为外篇。(36)这样以辩证逻辑予以考据,不仅弄清了《史通》的写作顺序,而且揭示了刘知幾学术思想变化的大端,证明历史考据并不一定是研究史学的“初等形式”。

   第四,至于说历史考据只是服务于历史评论与宏观历史研究,也是偏颇的见解。因为理论思维有时可以涵括于历史考据之内。因此,杰出的历史考据家多具很高的理论见识,清乾嘉时期也不例外。如钱大昕、洪亮吉等人的文集中,对历史和现实都有很多深刻的见解。历史考据的成果被历史评论所采纳,往往说成是历史考证服务于史论,而历史评论的观点被历史考据所依据,则往往称作历史观“指导”了历史考据,这本身就是单线、单向的思维。从某种意义上看,所谓“指导”,其实也是服务,上文提到笔者考订《史通》一书内篇先成、外篇在后,最有力的证据是刘知幾对儒学经典的评价发生巨大变化——内篇多习惯性颂扬,外篇乃考究性批判,按其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只能是外篇撰写在后。揭示刘知幾思想的巨大变化过程,无疑是具有深度思想史研究的评论,但这一见识被用于考订内篇与外篇写作的先后,是历史观点可以服务于历史考据的例证。顾颉刚对于上古史的考辨,蕴含着丰富的古史理论和宏观见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命题,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性认识,人们无法将这种理论性见识从古史考辩中剥离开来,顾颉刚那些宏观的历史见解,已经成为古史考辩的组成部分。

   因此,在历史考据学成熟化的状况下,可与宏观的历史研究、深入的历史评论之间互动互益,历史考据可以为历史观点作证,也可以否定一种历史观;历史观点可以“指导”历史考据,也可以被历史考据引为佐证,二者统一于尊重史实的求真、求是的史学准则。缺乏或消弱这一准则,就会发生冲突或扭曲,导致宏观理论与史实考证脱节。既然历史考据同样可以运用辩证逻辑这一高级的思维方式,那么就应当对历史考据方法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揭示更多的历史真相。

   注释:

①关于这五种历史考据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554.html
文章来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