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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忠:关于历史考据方法的几点辩正

更新时间:2020-08-21 08:38:32
作者: 乔治忠  
这里只扼要地列出要点供大家参考。

   1.顾颉刚在考辩中并非“论证法几尽用默证”,其主要方法为循流溯源法,此不多赘。可注意者是对顾颉刚做“几尽用默证”这样的指责,显然不合实际且怀有敌意。

   2.《史学原论》中所谓“默证法”的适用限度,十分苛刻,这源自西方近代无神论者对基督教的批判,即根据古罗马大量历史文献和著作并未记载基督的降生、遇害升天和复活,即使基督教自己的重要文件《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也没有提到基督的升天和复活,因而否定基督的真实存在。(13)这种挑战很受宗教势力厌恶,教会及其维护者纷纷指责这种“默证法”不合逻辑。朗格瓦诺、瑟诺博斯虽属重视客观求实的兰克学派,但兰克本人及其大多后学都是基督教的虔诚信徒,既标榜尊重客观史实,又要维护宗教信仰,这就是《史学原论》一书为“默证法”设置苛刻条件而又自相矛盾的原因。

   经过张荫麟的发挥,提出了“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于是按此说法,不仅仅默证法不能使用,所有历史研究方法也全部失效。

   3.“默证”方法是否可用?许多学者认为“默证”不符合逻辑。其实,“默证”虽然不在形式逻辑的思维范围之内,但符合更高层次的辩证逻辑,即以总体性眼光考察问题。至于默证法的适用条件,根据辩证逻辑,如果只是提出质疑,而不是立即作出否定结论,则在现存可靠文献都不记载的情况下都可运用,不需要附加条件。

   4.在尧、舜、禹事迹是否真实的问题上,应当由信古者举证来证明这些圣王的存在。但当年辩论古史之时,却恰好相反,是“古史辨派”举证论述这些传说不实,信古派挑剔疑古派的证据不足,颠倒了举证方的责任归属,于是在史料极缺的条件下,“古史辨派”有时会处于被动地位。张荫麟从“默证法”上发动的攻击,就是这种颠倒举证方的狡猾行为。如果说在现存文献中没有记载的事件还不足以证明其事为无,那么能够证明其事为有吗?如果一个时代的文献都没有记载某人某事,我们是应当用默证方法作出质疑还是硬说越没有记载就越存在?如果上古文献记载上古的某人某事却充满了歧异、冲突或荒唐怪异,我们是应当怀疑其存在还是要坚持相信并且曲为辩解?疑古与信古的根本区别即在于此,两相比较,明显地还是持疑者的思维更为合理。

   5.就张荫麟本人而言,虽治学思想附庸于柳诒徵等文化保守派,被舆论归属于所谓的“学衡派”,但他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对西方学术多所了解,归国后也热衷介绍西方哲学与史学,治学上颇具理论思维能力,学识渊博。他撰写批驳顾颉刚之文的年代,正是与守旧的学衡派以及柳诒徵等守旧学者关系甚好的时期,后来思想就发生转变。他著有《中国史纲》一书,正文是从殷商开始,只是讲述殷商之后才以一千多字倒着介绍夏、禹、舜、尧、黄帝的传说,并且承认“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离奇的神话的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14)。这简直就是实践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念。现在人们鼓吹他早期反对“古史辨派”的文章,实际上对改正错误后的张荫麟也是一种侮辱。

  

   三、正确看待特殊的历史考据方法

   1925年,王国维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开《古史新证》之演讲课,在《总论》中重新提出“二重证据法”理念,谨录其文于下: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5)

   他列出的“地下之新材料”,只是甲骨文和金文,实际都是文字资料。以新发现的文字资料结合已有的文献研究历史,中国自古如此,何须标榜“二重证据法”?如果金文、今古文资料算是第二重证据,那么满文史料算不算第三重?日文史料算不算第四重?西文史料算不算第五重?敦煌文献有多种文字史料,该算多少重?“地下之新材料”的说法也是含糊的,汉晋简牍也是地下出土,而敦煌石窟到底算地下还是地上?地下出土的文献,与档案馆、图书馆角落发现的新文献有何本质区别?其实王国维的这个提法,就是为了反对顾颉刚发动的“古史辨”运动,主要为信古派张目。王国维解说“二重证据法”曰:“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就是信古的偏见。他还说:“《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16)这里充满极其严重的、明显的逻辑错误,怎么能够因《史记》所记殷商世系有个旁证,就连带地断定“夏后氏世系之确实”呢?而断言“《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更为不着边际的谎言。因为《世本》成书于司马迁逝世之后几十年,乃刘向将先秦零散资料分类汇编而成,其中内容十分庞杂,稍有理智的人就会看出其中大有荒诞无稽的东西。例如其中记载:女隤(颓)从两肋生出6个儿子,女娲作笙簧,以及盐神化作飞虫,群虫遮天蔽日,廪君射死盐神而天光大开云云。(17)王国维竟敢说这样的书籍“全是实录”,真乃不可思议的武断与蛮横。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对殷商世系的考订,是“二重证据法”得以流行的重要依托,然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在历史考证上究竟达到怎样的学术水平?甲骨卜辞既然是殷商后期的史料,就不能保证其中对前期几百年间“先公”“先王”叙述的真实性,许多甲骨学与先秦史专家都指出了王国维考证的局限性。例如著名甲骨学家丁山(1901-1952)指出:商汤之前的“那群祖宗都是神祇,不是人物”,殷人也是将其作为神来祭祀的。(18)陈梦家(1911-1966)根据甲骨学的考释和先秦祭祀规则的发现,指出“王国维以为上甲至示癸为先公的说法,已不能成立。上甲以前属于神话传说的时代,也可以得到证明”(19)。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周鸿翔,也批评王国维是将殷商祭祀神话传说中的祖先,不加分析地认定为商之“先公”,指出:“静安之必欲强为之说者,以其时所见甲骨不多,未明卜辞神祇之夥杂。”(20)这就是说,王国维关于殷商世系的考证,在具体结论上大约有一半的错误,而在思想方法上则是整个认识体系性的错误。至于后来出现“二重证据法”的滥用现象,则一旦有了考古发现,右边摘录一点古文献、左面提取一点出土材料,放在一起略加搅拌,就成为一剂上古史研究的汤药,发文章、出“成果”十分方便。人各自取材、搭配有别,争论一番,热闹一阵,却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穿凿比附的学风十分有害,应当克服。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得到信古、佞古、反对疑古学者的普遍叫好,又因与新兴考古学套上关系,貌似新的治学潮流。所以此种旗号一经立起,就以其新的面目起到最严重的守旧作用,除了在笼统的意义上促进学界对金文、甲骨文的瞩目,以及对考古发掘的重视之外,并无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积极意义。

   在现代的历史考察与研究中,产生了不少新的具有科学性质的研究方法,运用这些方法,需要具备特殊的知识与技能。所谓“特殊的知识与技能”,需要经过特殊的专业学习,从而掌握了并非一般学人具有的知识和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有着专向的研究对象。如研究清代历史利用满文、研究少数民族历史运用各种少数民族文字,以及甲骨文、金文、文物鉴定、考古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知识等等,这些在历史学界都可以称为特殊知识与技能。当然所谓特殊与一般是相对的、变动发展的,在不同范围有不同的含义。例如整个史学界,熟知考古学知识者是少数,而在先秦史研究者中,研习考古学的人就增加了很大的比例。随着时代进步与学术文化的发展,原属特殊的知识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利用特殊知识与技能考订相关的历史问题,自然具备较大的学术优势,但许多所谓特殊的知识与技能,实际同样有其条件限制或局限性。甲骨文、金文史料的解读在学术界还存有不少的分歧,利用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知识解释古文献,也只是考据的辅助手段,若发挥过度或思路偏颇,便有导向谬误的危险。例如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21)一文,通过一系列人为推衍的字音、字形的转变,认为“鬼”原写作“畏”,畏、鬼、昆、混等等,在古时是喉牙音,古喉牙音不分,所以鬼方与昆夷是一族,混与昆音相近,又变为薰育、獯鬻,而变音拉长遂有猃狁称谓。于是他得出结论:“故鬼方、昆夷、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种,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不深通古文字学、音韵学和中国上古史的学者,根本无法讨论。

   南开大学王玉哲(1913-2005)教授还在研究生时期就已精通上古史研究和古文字、古音韵之学,早在1945年发表的《鬼方考》(22),已经彻底否定了王国维的说法。王玉哲指出:王国维的考订“扞格难通,盖同一时代之音变,不当如此之巨也。周代群经、诸子以及楚骚,其间用韵,虽略有出入,而大致不谬。一字之音韵递嬗,当经时而变,未有同时而其音即由‘鬼方’之‘鬼’,一变而为‘昆’、而为‘猃狁’者,知其实必不然矣。”(23)按照王玉哲教授的见解,这种声韵通转的语言文字分析只能作为佐证,不可作为主要证据,随之即通过大量史料考证了鬼方与猃狁等族不仅不在一个区域生活,而且鬼方的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猃狁,至春秋时期二者还各有各的后裔部族(隗姓之狄与允姓之戎)。又根据多种青铜器铭文资料指出:从殷商至西周末年,“鬼方”的称呼丝毫未变,哪里有什么声韵通转现象!(24)王玉哲的《鬼方考》一文发表后,就获得当时教育部1945年度的学术发明奖。

   另外,历史考据在现代也多了一些自然科学的辅助方法,如对生物体年代的碳14测定,以及根据古代天文记录予以现代精密的天文推算,从而考订事件的发生时间等等。这不能算是历史研究者个人的特殊技能,而是其他学科对历史学的襄助。

   用测定生物遗体放射性碳14与碳12的比例以考订时代,是具有科学性的方法,可解决许多疑难问题。但这种测定方法误差很大,常被取样出现的干扰所失真。与放射性碳14检测可以相映成趣的是社会调查方式考察历史问题的方法,表面看来十分可靠,实际可能很不靠谱。这种调查,可能因为调查人的诱导,使被调查者说出片面、偏颇、错误不实的叙述。例如围绕电影《武训传》在主人公家乡山东的调查,由于前后调查组出发点相反,调查的结果也完全不同。像怀着主观意愿的走访调查一样,碳14或其他科技检测中的取样、测定,也会因主观上预设的某种需要,或其他原因造成不规范操作,而致使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

   在史学界,人们对于出土资料偏信,对于运用特殊知识与技能的考据也多有盲从之弊,这是需要特别注意克服的非理性倾向。

  

   四、从理论上澄清历史考据学的学术品位

   历史考据要不要讲求思维路向?要不要从理论上总结历史考据的方法论?这实际上关乎一个基本的估量:即历史考据到底是一种治学技能、一种笨功夫,还是包含理论思维的品格?如果考据仅仅是“笨功夫”而已,那么只要按死规矩行事即可,无所谓辩证思维,也就不必讨论其思维的路向。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理论层面予以分析。

说到历史考据的学术作用,可以得出四点概括:1.考据为所有历史认识的根本基础;2.具有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先锋作用;3.具有更新历史认识的枢纽作用;4.具有引领史学的发展走向强化学术性的途径。这只是从考据所能取得的学术结果上着眼,此外还应从历史考据的学术方法上评定品位。在古代,随着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已有不少学者思索了历史考据的学术地位问题,清代尤为典型。这里仅简介三位学者的不同意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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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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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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