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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有德:试论犹太哲学及其根本特征

更新时间:2020-08-19 16:57:29
作者: 傅有德 (进入专栏)  
只要是在理论上和犹太教符合一致的,也可以视为犹太哲学的内容。

   只要对上述犹太哲学的界定做一引申,我们就不难发现,犹太哲学的根本特点是理性和信仰的结合。

   这个特点有两层涵义。

   其一是说犹太哲学是用理性的思维方式研究犹太教传统这个对象,试图借理性之助解决上帝的存在、人生的信仰、目的和意义等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方法和信仰对象的结合。这样一种结合体现在从斐罗开始的所有犹太哲学家那里,整个犹太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用理性思维的方式分析和论证犹太宗教信仰和习俗的历史。

   其二是说犹太哲学在内容上既有理性主义的因素,又不排斥或排除信仰的成分。这里说的理性主义是指一种强调人的理性能力和理智知识对于认识上帝、指导人生的重要作用和价值的观点。对于大多数犹太哲学家而言,理性主义和信仰是并驾齐驱的。对于他们来说,否认理性的作用,只承认信仰,就只有犹太教而没有哲学;反过来,如果只强调理性和知识,忽视了信仰的作用和价值,犹太传统就失去了意义,这就导致了古希腊的唯智主义,而不再是犹太哲学了。

   要说明犹太哲学是理性和信仰的结合,迈蒙尼德哲学是一个好例。他说:如果仅仅在口头上谈论真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而不真正理解它们,就不能真正信仰它们。“因为只有理解了才能信仰”(迈蒙尼德:《迷途指津》第1篇,第50章,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在他看来,信仰而无理解是盲目的,因此,必须对传统的信仰作一番理性的考察,使之成为不违反理性的信仰。通过他的理性的考察,《圣经》中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被解释成按上帝的“理智”造人;“看见”、“看”、“望”在被用于上帝时,“都是指理智的把握,决不是指眼睛的看到”(同上书,第4章)。这样一来,犹太传统中的人格神就被抽掉了神人同性论的特征而被理性化了。同时,迈蒙尼德又始终把信仰放在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上。当亚里士多德派的宇宙永恒论和犹太教关于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学说发生冲突时,迈蒙尼德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犹太教信仰——边,认为犹太教的创世论远比宇宙永恒论更为可取。还有,在论述先知何以作出预言的时候,迈蒙尼德把上帝和从他而释放出的“流”放在了突出重要的地位,认为神不但是预言的最终源泉,而且在预言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着直接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又强调理性和信仰是同时共存、互相补充的,只有具备高度发展了的理性能力的人才有可能将潜在的预言现实化。(参见《迷途指津》第2篇,第36节以下)迈蒙尼德的目的就是调和理性和信仰,使《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论”、“神车论”、犹太教传统中的“先知论”等等,都成为理性或哲学研究的对象,使哲学的内容既是有关宗教的,又是理性主义的。在他那里,犹太教的主要信仰和习俗与希腊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在理性主义的分析和论证下结合起来,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给人一种有机统一、和谐一致的感觉。诚然,迈蒙尼德对信仰和理性的调和尚未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但在所有的犹太哲学家当中,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最出色、最成功的。

   古希腊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的,尽管毕达哥拉斯哲学、柏拉图主义以及斯多亚派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也是理性主义的。只有在中世纪的西方哲学中,信仰才压倒了理性,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和西方哲学相比,犹太哲学的特色就在于,它在承认理性作用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宗教信仰。这一点即使是在理性主义色彩很强的科恩(又译柯亨)和开普兰的哲学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的创始人,科恩哲学的基调始终是理性主义的。但是在1912年从大学退休以后,他的哲学却发生了一个从康德主义到犹太教传统的转变。晚年的科恩认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上帝不过是为了保证德性和幸福的统一而虚设的实践理性的逻辑前提,它无法保证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存在,不能成为人的崇拜对象和追求的目标,无法确保道德律令在个人身上的遵行。因此,必须从伦理学进展到宗教,引入一个可以供人信仰的上帝观念。他主张理性的宗教。在这样的宗教中,上帝被解释为宇宙的创造者和万物的基础、犹太律法的来源,并且和人之间有一种相互关系。上帝在这里虽然被说成是一种观念,但科恩认为,他就是人们所崇拜、所爱的神。开普兰在《作为一种文明的犹太教》中指出: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来世的希冀已经被现世的自我实现所取代,传统的超自然的上帝业已成为昨日黄花。现代犹太人需要一种新的犹太教文明。新的犹太教是与理性和科学一致的,其中没有超自然的人格神的位置。但是,在这样的宗教中,上帝仍然存在,他就是宇宙中内在的生命力的全体,是导致人的拯救的力量,也是人的信仰对象和生活目标。(参见M. Kaplan:Judaism as a Civilization,New York,1981;参考拙作:《开普兰的犹太丈明论述评》,载《文史哲》1999年第2期)科恩和开普兰的上帝虽然不同于传统犹太教中的人格神,但却是他们的信仰所在,而且他们认为,这样的宗教信仰是普遍性的。

   和以儒家、道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相比(道教和佛教除外),犹太哲学的特点更加彰显。从内容上看,中国哲学中的儒家,尤其是在先秦的孔孟思想中,对终极实在的信仰和追求没有凸显出来。《论语》中确有不少地方谈到天、天命和鬼神,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13),“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14),“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述尔》21)。但是,孔子并没有宣称他的伦理主张来自上天,而自称他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先王之道,尤其是周礼。可见,在孔子那里,天命和人伦、信仰和理性是没有被结合起来的。同时,就思维方式而言,儒学中理性思维的特征不够显著,直观的陈述或比喻多于理性分析和逻辑论证。道家的形而上学以总天地万物之源的道为根本,并使之为人生鹄的,因而具有很强的超越性。但道家和儒家哲学一样重视直观或形象的描写和陈述,没有突出理性的分析和证明。这和犹太哲学既坚持传统的犹太教信仰,又使之和希腊的理性主义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的做法相比,显然是大不相同的。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犹大哲学之结合信仰与理性于一身有着深刻的人性论基础。人就其本性而言是一个综合性动物,他既有感性的欲望、情感,又有理性的思维,还有包括信仰在内的精神性追求。这些内在的本性因素外化为人的活动和行为,从而构成了丰富多采的人生。换言之,人不仅是感性的肉体,也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而且还是富有情感的、有精神追求并趋向于超越自己的生命存在。人的生活并非总是符合理性的,也并非总是现实的、功利性的;人必须有精神追求,必须有信仰,必须具有超越性。一般说来,滥觞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尽管内容丰富充实,但因其主要倾向是理性主义的,所以,不免重知识而轻德性,突出功利而淡化情义,理论思维和科学态度有余,而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强调不足。这些偏颇之处恰好在犹太哲学那里得到了矫正。尽管犹太哲学家对于理性或信仰的态度不完全相同,有的偏重信仰,有的突出理性,但他们大都在很大程度上两者兼顾,不致顾此而失彼。这样一来,犹太哲学就更全面地反映了人的复杂本性和丰富多采的实际人生。

   犹太哲学既然是用理性的方法、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对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的研究,那么,犹太哲学在本质上必然是一种宗教哲学。信仰和理性的统一是宗教哲学的基本特征。因此,犹太哲学的根本特征实际上是一般宗教哲学的基本特征的具体表现而已。

   犹太哲学的产生和上述特点的形成归因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归根到底是由犹太人的散居决定的。

   散居(Diapora)指的是犹太人分散侨居世界各地这一现象。从历史上看,散居是和犹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公元前586年,犹太国被巴比伦攻破,居民被掠往东方的巴比伦达50余年。这可以算作古代以色列人立国以后的第一次大流散。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巴勒斯坦后,许多犹太人流亡到希腊化国家。公元?0年以后,被罗马帝国征服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故国家园,先是散居在中东和地中海沿岸诸国,而后到达西欧、北欧和东欧,逐渐遍及世界各地。目前,全世界的犹太人口大约是1300万,除了以色列国内的400万左右外,大多数都寄居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其中北美和东欧最多,约占世界犹太人总数的60%。

   散居是国家沦亡的结果,因此对犹太民族来说是痛苦和耻辱的事。然而,这一独特的现象对犹太文化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由于散居,本来闭关锁国并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的犹太人才有机会接触异国文化,才不得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而才产生了犹太哲学如前所述,犹太哲学就是犹太宗教传统和希腊哲学交汇的结果。第一个犹太哲学家斐罗是散居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如果不是散居,斐罗就无从接受希腊哲学,也就不可能用希腊哲学分析和提炼犹太传统,进而形成犹太哲学。中世纪哲学之父萨阿底出生在埃及,后来是巴比伦犹太学院的校长。旷古大哲迈蒙尼德出生、成长在西班牙,成年后担任了开罗的宫廷医生。犹太启蒙运动之父门德尔松,现代犹太哲学的主将科恩、拜克、罗森茨维格、布伯都是散居德国的犹太人。海舍尔受教育于德国,事业成就于美国。开普兰则是完全在美国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犹太哲学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散居,就没有犹太哲学家和犹太哲学。

   犹太哲学的特点也和犹太人的散居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散居的犹太人是没有祖国的,因而不得不直接面对异族的思想文化。在西方,就是直接面对理性主义的哲学和理性色彩浓重的基督教文化。然而,犹太人又是一个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传统而欣然接受西方文化的同化。这样一来,在散居的犹太人那里,犹太教传统和西方文化(在近代以前主要是古希腊文化),对上帝的信仰和以求知为目的的缜密的理性思维就表现为冲突和矛盾。那些固执的、墨守成规的犹太人对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采取敌视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退缩在传统犹太教之内,力所能及地抗拒西方文化的侵入。而另一些犹太人则对西方文化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们在坚持犹太传统的同时,承认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价值,承认理性思维较之于单纯信仰的优越性。因此,他们试图将这两种传统融会为一,用理性理解和阐述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并且在内容上力求使二者相容共存。这些人就是犹太哲学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理性与信仰结合为一、使二者相融互补的犹太哲学的根本特点。无疑,只有在散居的状态下,这些犹太人才得以接受希腊传统和西方文化,并将西方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引入对自身传统的研究,把犹太教的信仰和外来的理性主义的哲学概念相结合,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形式。

   不仅如此,犹太哲学的历史发展和演化也是和犹太人寄居其上的国度的哲学和文明传统分不开的。古代斐罗吸吮的是希腊哲学的乳汁;萨阿底、哈列维、道德、迈蒙尼德、格森尼德等中世纪犹太哲学家接受的是伊斯兰文化,并通过伊斯兰思想家接受古希腊哲学的熏陶。现代的门德尔松深受沃尔夫的影响,而科罗赫马尔在很大程度上是黑格尔哲学的学生。拜克、布伯、海舍尔则与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基督教文化以及现代科学对犹太哲学的发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从犹太哲学的整个进程来看,除了中世纪哲学家如迈蒙尼德、格森尼德、克莱斯卡和阿尔伯之间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外,多数犹太哲学家的主要渊源关系,除了传统犹太教以外,多半是横向的,即主要是从所在国的西方哲学家那里学习哲学、并接受其方法和理论观点的。这一点在现代犹太哲学家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罗森茨维格、布伯本身就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不论在方法还是在思想观点上都是相当西化的,尽管不同程度地坚持着犹太教的传统。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仍然是犹太人的散居。从总体上看,散居西方的现代犹太人在经过启蒙运动、犹太宗教改革运动洗礼和理性主义哲学与科学的长期熏陶和习染后,比中世纪的犹太人离自己的传统更远,和西方哲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理性主义的色彩也更为浓厚了。

   (原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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