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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20-08-18 23:45:28
作者: 陈峰  
这正是物极必反的事物发展的逻辑结果。

   在上述背景下, 宋太祖首先要解决的是功高震主的功臣问题, 以消除来自身边禁军高层的直接威胁。建隆二年 (公元961年) , 宋太祖先罢免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的两司最高军职。不久, 又通过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之举, 剥夺了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和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的禁军帅职, 令诸将各归本镇。而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两职不再除授。石守信同样被责令出镇, 虽仍兼任马步军都指挥使一年左右, “其实兵权不在也”25。而马步军都虞候一职, 在张令铎罢任后“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26。此举其实只是通过经济赎买的办法, 剥夺一批开国功臣统帅禁军的权力, 与以往汉高祖杀戮功臣的精神一致, 仅仅是手法不同而已。

   其次, 宋太祖统治集团在完成以上举措的前后, 又对藩镇势力逐步加以压制。最初, 除了对反抗的李筠和李重进两大藩镇镇压外, 对其余节度使则采取包容默认的态度, 并不断提拔有功的将领进入节度使行列。在控制兵权之后, 便采取一系列削藩举措, 如利用一些旧藩镇年老、生病、故去以及犯法等机会, 解除他们的节度使之衔, 并终止其后嗣继任, 从而结束了藩镇世袭的陋习。开宝二年 (公元969年) , 再通过“后苑之宴”, 集中解除了一批旧藩镇的节钺, “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 一日而列于环卫, 皆俯伏骇汗”27。与此同时, 实施“稍夺其权, 制其钱谷, 收其精兵”28的措施, 对各地节度使的地方实权予以剥夺, 在制度上逐渐形成文臣知州、知县管理地方的体制, 取代了旧有藩镇属下的武臣刺史、县令, 节度使遂演变为位高而无权的官衔。

   大致来说, 在宋太祖的压制下, 军功将帅及其家族享受到优厚的经济待遇, 在“杯酒释兵权”过程中, 赵匡胤还鼓励他们置买歌儿舞女、良田美宅, 为其发财致富打开便利之门。同时, 其子弟也享有恩荫入仕的权利, 但却失去了以往世代把持政治大权的机会。其实就其恩荫的特权而言, 与文臣高官并无多大差别。所以, 他们也不能成为政坛上的垄断势力集团。

   最后, 宋太祖君臣还动手解决长期存在的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 禁止将帅干预中央和地方政治, 强调文臣与武将的角色与分工29, 并采取各种措施逐步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 在体制上牵制武将势力, 以便从根本上杜绝来自武力因素对国家秩序的危害。宋初以来, 统治集团更在意识形态上予以配合, 竭力恢复并强化儒家的纲常伦理观念, 以维持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上矫正以往风气, 在社会意识中消弭重武轻文的观念, 以更大限度地稳定新生的政权秩序。宋太祖朝的一系列崇儒举动, 旨在向天下传递尊儒重文的信息。可以说, “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方略就此初步萌发。30

   经过宋太祖朝治国思想方略的启动、一系列制度建设和举措的推行, 武人不仅远离了朝政的中心, 而且军功集团也趋于瓦解, 逐渐退出了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 其政治影响力大为减弱。

   宋太宗即位后, 继续了以往的施政路线, 尤其是随着二次北伐的失败, 宋统治集团将注意力转向内部, 采取“守内虚外”之策31, 从此彻底放弃武力收复燕云的目标, 也停止了开疆拓土的活动, 其军事思想转为保守, 积极防御的战略被消极防御的战略所取代。据记载, 当第二次北伐失败后, 以重臣赵普为首的执政群体便激烈批评北伐行动。赵普还告诫道:小人 (指武将) 好战, “事成则获利于身, 不成则贻忧于国”;又从维护皇帝个人利益出发, 特别提出“兵久则生变”的劝诫, 深得宋太宗的认同。32基于第一次北伐期间有将领谋立宋太祖之子事件的教训, 因此, 宋太宗加剧了对武将的猜忌心。王船山即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 宣力之武臣耳, 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33于是追求专制皇权统治稳定和“文治”功业成为施政的重心, 边防则退为次要问题。因此, “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遂得到确立, 即:侧重于以儒家道德思想治国, 推崇文治而排斥武功, 有意抑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 以求长治久安。表现出的国家发展路线便是:强调文治, 重心在内, 回避、放弃武功。为了防止军事将领群体干扰其主导方针, 又实施“将从中御”之法, 对武将处处设防, 不断钳制打压。

   通过宋太祖、太宗两朝的上述举措及活动, 开国军功集团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政坛上失去了发展的空间, 很快被瓦解和边缘化了, 军事将领仅仅成为官僚队伍的一部分而存在, 而唐末五代以来强大的武人社会力量也迅速消解。到宋太宗朝, 武将群体不仅地位下降, 而且精神状态也呈现一派颓势, 受到士大夫的轻蔑。以至于文臣王禹偁为此不平, 提出了“望减儒冠之赐, 以均战士之恩”、“抑儒臣而激武臣”34的激进主张。位居枢密使的大将曹彬, 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 也要做出退避让路的姿态。35曹彬此举颇具有象征性和示范性。

   宋人张演指出:“宋朝之待武臣也, 厚其禄而薄其礼。”36也就是说宋廷对武将在经济上给予优待, 但在权威、礼仪上却予以压制和歧视。此语极为深刻地道出了宋朝压制武人及军功集团的精神要点。这种以钳制、打压为根本, 以优容、宽纵为表象的做法, 实非偶然或一时权宜, 而是出于当时“崇文抑武”思想方略与现实统治的需要。

   事实上, 宋初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 除了统治者的主动举措外, 其实还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即:唐宋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迁, 中古时代的特权门阀世族至宋已经消亡, 士庶区隔消失后, 地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此, 军功贵族失去了生存的社会环境。同时, 宋朝在以往的基础上, 大规模实行了募兵制度, 特别是实施“荒年募兵”的举措。37而在租佃经济发展起来的背景下, 募兵队伍主要由被土地排挤出来的破产农民组成, 另外还包括充军的罪犯, 因此其社会地位便低于以往征兵制下的军人, 这从士兵面部刺字这一与罪犯共有的标记可以说明。如宋代人指出:“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 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 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38士兵被视作“贱隶”的结果, 也极大地削弱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而极端化地加强皇权和收兵权的结果, 自然进一步抑制了军功集团的社会影响。

  

   三、宋朝军功集团消失的影响

  

   宋朝开国以来, 在前述一系列方针、举措的推动下, 军功集团迅速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 以往长期存在的军功影响政治的传统因此发生变化。而这一结果的出现, 对宋朝政治及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总的说来,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加速了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在政坛的崛起。如上所述, 在唐宋之际社会巨变的过程中, 宋统治者代表以地主为主的有产阶级的利益, 认为“富室连我阡陌, 为国守财, 缓急盗贼窃发, 边境骚动, 兼并之财乐于输纳, 皆我之物”39。自然也要依靠他们的支持。而人数众多、分散各地的地主, 是无法像以往对待少数贵族、世族那样都给予政治特权, 只能通过选拔或流动的办法, 由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组成国家的政治中坚力量。于是科举制度迅速发展, 必然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

   随着宋初抑制军功集团的措施和“崇文抑武”方略不断发挥效用, 大致到宋太宗朝后期, 武将势力在政治上已逐渐处于配角的地位, 科举官僚则居于统治集团的核心, 随后其影响力日益扩大, 至宋真宗朝以后则完全成为统治集团的主体。通过《宋史·宰辅年表》, 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朝宰执大臣基本由科举出身构成的事实, 如北宋宰相共有71人, 其中64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7人中, 其中仅有3人为开国功臣, 而在所有的宰相中, 竟无一人出身武臣。40南宋时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共有宰相62人, 其中51人出身科举, 6人出身太学生, 其他4人出身恩荫, 1人出身武臣。41

   不仅如此, 为了防止军权旁落、武人干政, 宋朝设置枢密院掌管最高军事决策和机要。随着形势的发展, 这一机关中科举出身的文官逐渐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宋真宗朝“澶渊之盟”后, 文官基本上控制了枢密院。到宋仁宗朝, 武臣很快就从枢密院退出, 直到北宋灭亡, 枢密院都几乎是文臣掌管。42南宋时期, 由宰相兼任枢密使往往成为定制。再从各地军事统率组织来看, 大约在“澶渊之盟”后出现了文臣参与统军的现象, 到宋仁宗时代遂形成了文臣担任主帅、武将充当副将的制度, 如宋哲宗朝人所说:“臣窃闻祖宗之法, 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 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 领兵马, 号将官, 受节制, 出入战守, 唯所指麾。”43因此, 就宋代文官士大夫在政坛的位置而言, 确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位。44北宋中叶人即指出:“今世用人, 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 近侍之臣文士也, 钱谷之司文士也, 边防大帅文士也, 天下转运使文士也, 知州郡文士也, 虽有武臣, 盖仅有也。”45南宋时期, 大致延续了这一格局。

   如此一来, 宋朝科举文官集团长期执政, 武将群体受到压制, 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失衡, 并产生巨大的鸿沟, 使得宋朝以前盛行的“出将入相”现象消失, 从而极大地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构成, 形成了典型的文官士大夫政治。

   其次, 对宋朝国家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军功集团在宋朝政治上的消退, 制约了尚武力量对王朝施政的影响, 文官大臣的主张更容易付诸实施, 特别是体现在对外政策与边防方面, 积极进取、开疆拓土的活动遂受到遏制。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失败后, 文臣张齐贤便上疏反对用兵:“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 岂止争尺寸之事, 角强弱之势而已乎?”46到第二次北伐失败后, 文臣执政群体便激烈批评用兵行动。赵普认为:“岂必穷边极武, 与契丹较胜负哉?”47端拱 (公元988—989年) 初, 宋太宗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宰相李昉“引汉、唐故事, 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 时论称之”48。淳化四年 (公元993年) , 宋太宗与宰臣吕蒙正讨论到战争议题, 吕氏以隋、唐动武之害为例, 认为隋唐两朝数十年间, 四次讨伐辽东, 人不堪命。因此“治国之要, 在内修政事, 则远人来归, 自致安静”。文臣的这些意见, 最终都影响到宋太宗的态度。如宋太宗接受了宰相吕蒙正的意见, 表示:“且治国在乎修德尔, 四夷当置之度外。”49“守内虚外”遂成为重要的治国之策, 并被作为祖宗之法为后世所沿袭。如:大中祥符三年 (公元1010年) , 当有将领反映西夏“颇不遵守誓约”时, 宋真宗询问宰相王旦道:“方今四海无虞, 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 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则说服道:“止戈为武。佳兵者, 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 每谓兴师动众, 皆非获已。先帝时, 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 守在四夷, 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深以为然。50

   由此历史上高度重视和依赖军事武力的传统发生了转变, 强军强国的发展路线逐渐被追求文治和稳定的思想取代。就政治理想而言, 宋儒们追求的是“圣王”之道, 而不是秦汉以降的“霸道”。如力主改革的王安石也劝告宋神宗不必效仿汉唐盛世, 而应当直追三代、“法先王”51。宋朝主流意识从理论上否定汉、唐“盛世”, 便意味着反对追求“霸道”和武功, 对开疆拓土从价值上予以否定, 文治昌盛成为国家追求的发展目标。

第三, 对社会价值观与风尚的深远影响。宋初以来, 随着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退, 以及“崇文抑武”方略的推行, 科举制度与文官士大夫的政治影响力持续高涨, 逐渐形成了文尊武卑的价值观。北宋中叶人田况引用当时人的话说:“状元登第, 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 逐强敌于穷漠, 凯歌劳还, 献捷太庙, 其荣亦不可及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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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200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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