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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子达:农村“四清”运动历史分期的再探索——以地方“四清”个案研究为依据

更新时间:2020-08-16 08:34:16
作者: 路子达  
这使很多人误认为这个批次中发生的诸如“大兵团作战”这样的样貌,就是“四清”的全部。“二十三条”下发后,中央要求各地作出1968年前分期分批搞完“四清”的规划。其中,在“文化大革命”前完成“四清”的地区属于运动的第三批次,仅发生于1965年冬至1966年春。之后的农村社教被“文化大革命”所取代。至此,全国“四清”三个大批次基本结束,共涵盖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农村地区。前文所述房山等几例个案,其“系统四清”的时间差异即是源于其所处批次的“四清”均开始于1965年秋。

   批次是农村工作周期性的表现。一例“四清”个案所涵盖的时间,最短即为其所属批次的时间,基本为该年冬季。当时称:“冬春四清、夏秋五反。”纵观1963年至1966年的“四清”运动,农忙时节政治运动让位于农业生产,工作队主要力量多会撤出农村,中央也要总结经验并据此制定来年运动的新指导方案。农村工作历来以农时为据。中央在工作部署上就存在这种周期性。这种周期性自然会对历史叙述产生影响。个案研究多只能涵盖“四清”三个批次中的一到两个,且重点叙述的一般为1964年至1965年的冬季,或是1965年至1966年的冬季。不论采用怎样的分期方式,“四清”个案的叙述都将以批次为单位呈现。以批次为基础,分期方式便可以解释和容纳更多更具差异性的“四清”个案。

   显而易见,与三个“四清”批次最相适应的分期方式就是前文中的三分法。三分法原本就是在三种分期方式中较关注基层面向的一种。结合地方批次,三分法可调整为:“双十条”的试点推广阶段(1963年5月至1964年9月),“后十条”修正草案、“二十三条”的发展和纠偏阶段(1964年9月至1965年5月),以及“二十三条”的平稳发展阶段(1965年5月至1966年5月)。三组文件代表中央部署“四清”的三个阶段,同时对应三年农闲时节三个批次的地方“四清”。调整之后,1964年9月至1965年5月的第二阶段完整容纳了第二批次“四清”的时间。有利于单独考察这段时间基层实践上“四清”从高潮到纠偏,理论上“大四清”概念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对个案研究而言,三阶段分期能在地方运动的书写中使中央和地方的“四清”叙述步调一致,也可使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地方“四清”准确找到所对应的历史阶段。

   综上所述,“四清”研究目前主要有三种分期方式。每种方式都有助于从宏观角度理解“四清”的来龙去脉。但在解释、吸收地方和微观研究上,将“四清”运动分为“双十条”阶段(1963年5月至1964年9月)、“后十条”修正草案阶段(1964年9月至1965年5月)和“二十三条”阶段(1965年5月至1966年5月)的三分法,较其他分期方式更能发挥联系中央和地方叙事的作用。这样可以使地方研究更易于对应宏观研究框架下的叙述和结论。

  

   注释

  

   1 详见路子达、辛逸:《“四清”的分期及其研究空间拓展》, 《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2 “点”上“四清”的工作队规模较大, 级别较高, 可以直接组织每个生产大队的“四清”。其在扎根串连、定案退赔、阶级成分复议等各个阶段都进行得较为彻底, 群众运动较为深入和激烈。面上“四清”由于工作队规模小, 主要工作以宣讲运动文件为主, 具体运动多由当地干部负责组织。

   3 1963年5月, 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 即“前十条”。9月, 中央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草案) 》, 即“后十条”。下文中, “双十条”指“前十条”和“后十条”。“二十三条”即1965年1月中央印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4 (1) 张洪林、孙连庆:《通县“四清”运动和通县地区“四清”大会战》, 《北京党史》2003年第4期。

   5 (2) 王楠:《“四清”运动的困境---以北京市房山农村地区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6 (3) 常利兵:《运动作为一种治理术---以晋阳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例》, 行龙主编:《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 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第241-274页;路子达:《安子文蹲点二十里铺研究》, 《北京党史》2017年第6期。

   7 (4)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107-173页。

   8 (1) 俞剑英:《上海四清运动研究 (1963-1966) 》, 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19-36页;王楠:《“四清”运动的困境---以北京市房山农村地区为例》, 第8-9页。

   9 (2) 如林小波:《“四清”运动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11页。

   10 (3) 如成波平:《连江县的“四清”运动》, 《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6期;杨建政:《20世纪60年代千阳县社教研究》, 西北工业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18-53页;张洪林、孙连庆:《通县“四清”运动和通县地区“四清”大会战》, 《北京党史》2003年第4期。

   11 (4) 如王玉强:《四清运动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8页;郑镒:《广州“四清”运动研究》, 中山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16-23页;贺文乐:《农村“四清”运动与基层党组织重建---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12 (1) 详见路子达、辛逸:《“四清”的分期及其研究空间拓展》, 《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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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党史 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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