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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如何提升史学论文的文字表现力

更新时间:2020-08-14 22:56:13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又受坊间乃至域外的不良影响,将学院式的学问看作八股,内心有着本能的抵触,讲起历史来,大多不受约束地悬想,天马行空,任意驰骋。只是如此这般的激扬文字,往往不着边际。加之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缺乏史学的基本训练,没有掌握必备的技巧,或许写其他类型的文章尚可,尤其是答题式的文字,因为长年在不断的各种考试之中,熟能生巧。据说有些考研名校根本没有系统教学,只是一味应试练习,如果招生院校多出常规性的客观题,应答效果往往还在所谓一流名校的考生之上。可一旦变成主观题,就很容易现出原形。这样的学生考进来,往往令导师头疼不已,以至于有些院校招生时不言自明地将其列入另册。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学生自己缺乏自觉努力。本来中学到大学,绝非又升了一级那样简单,而是从被动受教到主动学习的关键转折,可是许多学生习惯了从小以来的被安排,他们的人生,多是被家长、亲友、老师按部就班安排好的,因而缺少大学阶段最为需要的自觉与自动,加之大学本科教育的高中化偏向,多数人到了博士阶段才迫不得已摸索着进入自动学习的模式。明知自己存在短板却不能主动改变,或是想改变而不知如何是好,这些都是缺少主动自觉的表现。其实学习的基本能力之一就是模仿,自己写不好,模仿写得好的大体就可以解决。如果不知道谁写得好,或是连好坏也分不出来,还可以请教同学和老师。这也是大学之类的教育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所在,即提供可以让读书种子发芽生长的环境要素。总之,兼听则明这样基本的道理并不难懂,更不难用,只要有心向学,沉潜努力,掌握一般性的文字技巧并非难事。不懂不会,短期情有可原,长期就显然是学习不努力或不会学习所致。

  

   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有音韵音节,文言的白文句读,通过朗读,就容易点断,用方言写成的作品不易看懂,但读出声则易知其意。提高文字能力的重要一环,便是高声朗读,但凡佶屈聱牙的拗口处,文字必定存在问题。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则大体可通。

  

   近人批评他人文字,常常责以不通,何谓不通,则标准各异。就学位论文而论,问题较为普遍的主要有下列各点:

  

   (一)意思不清。作者的意思不能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语义含混,容易引起歧义。这种情形犹如大舌头说话,叽里咕噜在口中打转。其原因或是作者本来就没有想清楚事情的原委,自然也说不明白;或是虽然心里清楚但急于表现得有理论、有文采,结果反而以文害意;又或是刚刚脱离失语状态,一时间说不利索。治史应当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兼备,史学论著当然不能没有道理文采,可是治史首在求真,第一步要将事情讲清楚,清晰准确,恰如其分,是起码的要求。在此之上,才能说理形文。所以应先将自己要说的意思充分捋清楚,然后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宁可失之直白,不可伪饰文采。

  

   (二)表述太急。一句话的意思尽可能简单明了,不要加入太多的成分,模糊主旨。历史上的人与事都不能脱离相关条件,往往牵扯广泛,相当复杂。如果需要表达的意思较多,可以逐层分句渐进表述,不要试图在一个句子之中说多个意思。即使是需要加入各种相关条件的限定,也应该分句说明,否则搅和在一起,枝蔓过多,主干不显。

  

   (三)主语频繁变换。一段文字尽量保持既定的语序,不要随意变换主语,使得但书太多,意思曲折回旋,以致前言不搭后语,甚至相互矛盾。但书过多是历史论著中常常出现的现象,越是初学者,越多用但书。相比之下,文字老到者但书就少得多。但书并非不能用,用得好还有奇效,滥用则文句晦涩,语意不畅。在这方面,属于逻辑语言的西文相对于模糊逻辑的汉语文的确略占优势,有的老师就教以用西文构思,再用中文表述,写出来的文字显得逻辑性较强,较为顺畅。此事的关键在于梳理清楚事情本身的顺序,与所要表达的意思的顺序相互合拍,能够提纲挈领,自然文从字顺。

  

   (四)冗言废字过多。新手的文章,往往多有废字,有时画蛇添足,意思也嫌多余。修改学术论文最好的起始办法就是强制性压缩,不动结构,不删段落,单凭修订具体文字或句式达到整体上大幅度压缩。删繁就简的原则是只要不害意,则可删尽删,以最大努力删到极限,即无法增减一字,全文没有废辞。通过删削调整,不仅篇幅显著减少,而且意思更加清晰明确通畅。

  

   (五)好用判断句。历史是复杂的,无论人或事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判断句看似简单明确,却易生破绽,引发诸多连带问题。尤其是一些判断句具有排他性,最容易为人所诟病。历史是相对的,历史认识不能绝对化,这并非相对主义,而是认识历史的必由之路。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判断句多而失准,往往暴露出作者对于所研究问题的把握未到应有境界,破绽百出,文字的弊病更加凸显。

  

   万一真有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不知不觉,不妨先将自己的身段降到最低,视若笨鸟朽木,然后采取最原始也最有效的办法:背书。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虽然颇受诟病,却是最后一剂苦口良药。文言时代,作文先要背书,《古文观止》之类,虽然只是适用于学塾层面,道理是一样的。钱穆说读书要自以为愚,天资聪颖尚且要虚怀若谷才能吸取精华,何况真的资质不如人。发蒙的学童或许对文章的内容毫无所知,所谓读望天书,博士生毕竟可以在背书的同时领会其意。首先,自己主动选择若干篇自认为写得好的史学专门论文,如果拿捏不准优劣高下,可以征询师友的意见。一般而言,选那些写得好的作者的文章,把握相对较大,不过要适合自己的程度和习性好尚。有的文章虽好,未必适合自己,或是不易学,不能一味慕名,以免东施效颦,画虎不成。选定范文之后,务必抛开博士生的面子,改变看他人研究不是取其所长而是专挑毛病的恶习,老老实实从头至尾背诵,背诵过程中不断揣摩作者如何谋篇布局以及论理、修辞、达意,遇到相似相同的事情如何举一反三,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文字表现力自然大幅度提升。以自己的所闻所见,只要痛下决心,认真背诵,两三个月即可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其变化之大,乍看之下不免怀疑有人代为捉刀。当然,前提是研究要达到一定程度,只是突破表述的瓶颈,若是研究本身尚未到位,强说新意,是无论如何不能表达好的。

  

   严格说来,导师不宜越俎代庖学位论文的文字修订,因为导师的职责在于指导学生提高研究能力,撰写合格的学位论文,而不是让不合格的学生获得学位并且将其送到社会上去。换言之,导师是培养人,人的能力达到相应水准,可以写出合格的论文。学生是否合格,检验的主要标准当然不仅仅是学位论文,如果变成以文为准,对于学生本人看似仁至义尽,却以牺牲社会为代价,对于其他学生也有失公平。所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才是教书育人的正道。况且,导师本人的文字能力未必就好。时下导师处于各方夹攻之中,学生心理又相当脆弱,进退维谷,迫不得已,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的下下策。可是这样的社会成本其实最高,最终都是要由全民买单的。

  

   研究生在读期间,即使攻读博士学位,也还是在学习阶段,无论研究的深度,整体的把握,还是理解表现力,都处于变动不居的过渡时期,少年老成者可遇而不可求。由于学制的限定和教育的流程,一般而言,除教科书外,学生几乎没有系统读过书就直接进入专门研究领域,根本做不到整体之下把握具体。个别出类拔萃者堪称异数,无需讨论,作为标准,最好是多练习、少发表,否则,将来不长进则已,但凡有所前进,势必悔其少作,一往无前则更加不可救药。据说海峡两岸的近史所以及一些名校的历史系都曾有过刚入职不准发表的先例,确是懂行的制度性规定。可是如今各方要求却是层层加码,拔苗助长,赶鸭子上架,非发表不可,而且多多益善,即便学校不作硬性规定,毕业后找工作也面临各种数量要求,不多发则生存亦成问题。

  

   既然学术论文的发表沦落为谋生的手段,对于学问的敬畏之心自然也就荡然无存,这样的环境最不利于有心向学的读书人,却为投机取巧者大开方便之门。现在的学术论文发表之滥,早就有目共睹,用低水平重复已经不足以形容,说是制造垃圾或许又让人难堪。而花样翻新、变本加厉的各种评估仍在进一步推波助澜。曾经不止一次有海外学人来问,说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都可以掌握,只有此间,数量极大,却很难判断究竟较前人研究有无前进,进展几何。此说绝非危言耸听,20多年前曾经专文考证《女子世界》的编者及作者几乎为清一色的男性,个别挂名女性的文章,实际上也多出自男性之手。而男性的女性观与女性的女性观明显有别。过了十多年,偶尔因为其他事情查询,发现其间居然有20余篇论文继续不加分别地用《女子世界》来证明清季女性的女性观。如今又过了10年,继续用《女子世界》来论证女性的女性观者,恐怕仍有其人。

  

   诸如此类的研究,不仅作者完全无视学术规范,编者和刊物也不能仅仅用失察来论定其责任。但凡学术论著,必须掌握先行研究、相关资料和事情本身,否则毋庸置喙,这些起码的常识似乎成为很高的门槛,却挡不住貌似学人迈向学术刊物的蹒跚步履。任何评审,决定的虽然是评审对象的高下,其实首先是反映评审人的水准,所写判词及其结果,应当恰如其分。为数不少的论著,既不掌握已有的进展,不知其出发点在何处,更不了解相关的材料及其获取途径,于事情本身其实相当隔膜,充其量只能是认认真真的表面文章。在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甚至根本无视学术规范的情况下,文字表现实在不算是什么严重问题。相反,如果文字表现好岂不是更加可怕?巧言令色蒙骗编辑乃至外审,并非绝无仅有,而且似乎能够轻易得手。尤其是那些故意绕开直接的已有研究,却俨然筚路蓝缕的开拓者,或是拆分重组时空联系,以制造辣眼话题的自洽人,很可能还善于言辞,为害更大。

  

   在现行规制下,大批研究生为了毕业乃至找工作,必须短期内大量发表尚处于夹生状态的论文,从而使学术期刊的编辑们面临与导师相同的难题,一方面使得刊物的编校人员不堪其扰,一方面也容易滋生种种弊端。有的刊物甚至不成文规定一般不发在读研究生的论文,道理上虽然不错,现实中难以实行。要求获得学位者须有一定数量的发表,本意一是借此择优汰劣,二是促进学位论文质量的提高。各走极端,均非良法。只看水平,不问出身,本应是学术刊物取舍的标准,况且时下的确有些学位论文选题好,投入大,用力深,比起一些东拼西凑、叠床架屋的所谓课题成果更有价值。一些刊物抱怨好稿子难找,实则只要具有一定的学术判断力,就不难从众多的博士论文中找出可以发表的论文,何愁稿源不济。

  

   当然,如果是受教于高明或天赋异禀的毕业者,本来学位论文的底子较好,又经过几年时间的修改打磨,质量自然较有保障。至于尚未毕业又迫于规定不得不力争发表的博士生论文,其中一些确有研究基础,下了资料收集的功夫,所研究的问题也相当重要,可以突过前人,但是文字表述尚未过关,不得要领,词不达意,自相矛盾之处所在多有,连起码的自圆其说也做不到。读书作文,要能八面受敌,才能不露破绽,否则处处绽论。遇到这样的毛坯文,编辑弃之可惜,取之难受,陷入和导师相同的两难境地。

  

编辑是否应该帮作者修改文章,见仁见智。过去有的刊物认为,好编辑就是会改文章,否则不能说是好编辑。编辑要增加含金量的看法,相当程度上混淆了编辑和研究者各自的职能角色定位。一般而言,即使学有专长的编辑对于作者的研究领域也未必熟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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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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