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

更新时间:2020-08-11 21:37:48
作者: 周晓虹 (进入专栏)  
的历史充满自豪。甚至连毗邻的洛矿职工回忆当年的工业建设盛况,都会援引一拖的落成仪式,那是他们虽未曾身临其境,但被领导或工友再或亲属一再描述、渲染并因此植入脑海的难忘场景。

   能够同一拖落成典礼相提并论的富有“既视感”或准确说“既听感”(Déjà Entendu)的事件,当属“三线建设”企业广泛流传的毛泽东的相关谈话。在贵州省的贵阳、遵义、六盘水、凯里、都匀、安顺等地分属航空(011)、航天(061)和电子(083)三大基地的十余家企业,我们一共访谈了160余位参加“三线建设”的老人,在述及当年的社会动员及各自奔赴“三线”的动机时,从组织抽调、备战备荒、支援内地建设、大学毕业分配、单位搬迁、“三支两军”,到夫妻团聚、家属安排工作、入党入团、提级调干、回归故里,甚至(南方人)为了能吃上大米……内容丰富,不胜枚举。但是,许多老人都一再提及,他们拖家带口、携妇将雏,从沿海城市奔赴贵州山区的一个共同动机,为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

  

   众所周知,1960年代后,由于中苏、中美关系的恶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了建设“三线”的战略部署,决心将“三线”的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搞起来。为此,他曾就“三线建设”发出了许多分量很重的指示,诸如“没有钱把我的稿费拿去”“没有路(我)骑毛驴也要去”“现在去不去‘三线’就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下乡一样”,以及“‘三线建设’要把好人、好马、好设备都调过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一天不建好,我一天睡不着觉”。耄耋之年的“三线”建设者们迄今仍然对毛泽东的指示高度认同,由此派生的富有“既听感”的口述桥段也丰富多彩,但基本的叙事路径都十分一致:一是强调自己属于那个时代的“好人、好马”,并对“文革”期间遭遇的不公及后来“三线建设”的下马存有不满和遗憾(GWQ夫妇遵义访谈,2019);二是强调自己来“三线”是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或者说为国家及领导人分忧(ZZX父子贵阳访谈,2019)。有意思的是,几乎没有一位亲历者提及毛泽东的话明确提及的是“攀枝花”,听起来都像是说亲历者本人所在的企业,甚至就像是对亲历者本人所言。

   对照前述关于“既视感”的生理学或心理学的已有解释,读者可能会发现它们无法用来解释一拖建设者们的“既视感”或“三线建设”者们的“既听感”。显然,在我们的访谈中,“既视感”或“既听感”的出现并非是发生在个别或某些个体身上的不可捉摸的精神性或认知性意外,而是一种集体性的口述或记忆常态。哈布瓦赫一再强调从事记忆的个体,其看似随意的叙述或回忆有着自己内在的建构路径或复述工具,这就是“集体记忆可以凭此重建关于过去意向”的集体框架。笔者认为,这个集体性的框架不仅决定了从事回忆“生产”的人们如何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选择性的感知和复述,而且也决定了在生命共同体成员之间必然会发生摹写和复刻现象。因此,部分共同体成员的“既视感”是以同伴们身临其境的真实体验及口头叙事为基础的。在经年累月的复述下,它们最终成为集体记忆的特定表征。

  

四 结语: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工业化叙事

  

   在口述叙事所体现的社会记忆中,哈布瓦赫所说的集体框架和“既视感”的存在,都说明这类集体性的精神表征是以某种命运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在社会学历史上,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自滕尼斯和韦伯之后就获得了广泛的使用。显然,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实的形式”的常规共同体无处不在,但若冠之以“命运”,其首要的特征是该共同体此时面对着共同的危机或不可摆脱的命运境况。因此,共同体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危机、命运甚或使命的共同认知,加之受到来自外部的排斥甚至污名,他们不仅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生活方式、谋生手段和物质资源,而且有着因鲜明的“我们感”而形成的包括语言、观点和价值观在内的相似的解释系统,它为个体以集体的框架记忆或复述提供了可能。

   在危机或命运之外,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其他条件还包括:由成员间的密切关联及由此形成的“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即中国人所说的休戚与共,命运境况在时空上会有持续性(这决定了命运是场磨砺),个体不存在随意脱离的可能性;共同体具有抵御威胁的物质和组织资源,包括语言和认同在内的精神汇聚轴线以及包括聚会、符号或标志在内的仪式化的表征形式。在我们的工业口述史研究中,毛泽东时代从单位管理体制、浓郁的集体意识到共同的生活场景,确实都具有鲜明的命运共同体特征。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工业化的开局之时,国内看新中国刚刚成立,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国外因抗美援朝的胜利以及苏联给予的巨大经济支持,尽管整个国家仍然一穷二白、困难重重,但民众都沉浸在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之中;但到了1964年后的“三线建设”之时,命运中的危机境况凸显出来,除了国内的经济陷入长达三年的危机以外,从外部环境来看,各种风险也一直存在。从前文对新中国工业化历程的描述来看,此时不单单“三线”建设主要针对的是苏联的威胁,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这两面工业建设的旗帜,也都带有鲜明的“去苏联化”甚至“反修”特征。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内外发展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四人帮”的粉碎将中国带入一个百废待兴的新时代,此后几十年企业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私有财产和个人权益的承认,赋予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和美国、苏联/俄罗斯、欧洲、日本等大国关系的正常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大量外部资本的进入,尤其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使中国的工业化很快从恢复期进入腾飞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可否认随着外部压力的降低、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以及住房的改革、单位制和家属大院的衰落、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工业社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明显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创业群体的共同体意识。

   在这样的变迁背景下,如果从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通过口述史访谈呈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叙事,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叙事基调。如果我们将前一个时代的叙事基调概括为“苦难与辉煌”,那么后一个时代的叙事基调则可以概括为“拼搏与成功”。这两种叙事基调的最大差异,是命运共同体与其个体成员间的关系及由此决定的结构性张力。简单而言,前一个时代的叙事主体是从单一的工厂到整个中国这或大或小的命运共同体,而后一个时代的叙事主体则主要是那些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富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及其团队——比如马云、任正非、曹德旺、董明珠、张近东……正因为这个差异,在两个不同时代打动人心的中国工业化叙事基调中,最核心的关键词前者是“苦难”,后者是“拼搏”。这种“苦难”不是某个个体的“苦难”,而是命运共同体成员在面对内部困难和外部威胁时承担起的“共和国的苦难”,因此那个时代的口述叙事常常带有英雄主义的悲情色彩。比如,王进喜不仅留下了“拼死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凌云壮志,而且其生命也悲怆地停留在47岁的壮年;而这“拼搏”则常常是市场经济中胜利者“独有”的品质,是那些关云长或罗宾汉式的单打独斗的“英雄们”(尽管他们和自己的团队也能称为命运共同体,但这一命运与民族或国家的关联相对要弱一些)的壮举,因此这个时代的口头叙事或回忆录,甚至包括一度的失败者,都无一例外地带有不服输的“拼搏”性格,并因此也最终带有凯旋的基调。

   前后两个时期新中国工业化的口述历史,述及的历史时段、社会背景、经济条件、市场意识和叙事主体各有不同,我们无法从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上判定孰重孰轻。可以说,他们的人生共同构成了新中国70年工业化的壮阔历史,而他们的口述叙事也都具有为这一宏大历史补白的作用。但是,从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说,正因为前一个阶段投身工业化建设的亲历者们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且在他们的一生中“悲情”或“奉献”的色彩多于“凯旋”或“成功”,加之他们大多已进入耄耋之年,这使得他们在两个方面表现出对新中国工业化叙事的独特意义:其一,由年龄倒逼形成的终极思考使得他们的叙事动机更为紧迫,他们需要通过“讲故事”来维持记忆、复述过去、激活以往的体验,同时建构与修复终其一生的对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并进一步不自觉地表现出了参与历史建构的兴趣——这也是我们反对用单纯的个体孤独解释年长者的叙事欲望的还原主义立场的原因所在;其二,由于相对延展的生命时长及(晚年的)叙事时点,还影响到他们的叙事风格和饱满度,所以尽管口述史的访谈对象不仅限于年长者,但显然他们对待访谈的认真、细节的“较劲”和过程的铺陈却常常超过年轻的亲历者。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从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代建设者的口述叙事中,我们不仅能够知悉每一个个体亲历者的个人生涯,也能够通过集体记忆建构整个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义与集体群像。

  

  

  

   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第17—25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sunxuq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428.html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