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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

更新时间:2020-08-11 21:37:48
作者: 周晓虹 (进入专栏)  
但口述史的真正动力却受益于英国社会史学倡导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传统,它使得从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前辈们对记录“普通”劳动者的经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后者而言,不仅最初的口述史学的流行有赖于20世纪录音设备和技术的进步——由此使得从中国社会代代相传的说书人到现代社会学的田野访谈者所进行的类似工作有可能更方便地获得记录,而且当前“新的数字技术(也)正在改变我们记录、解释、分享和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并因而引发了口述史学领域新的范式革命。因此,唐纳德·里奇会说,“口述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论述”。

   在口述史学中,“口述”(oral)和“历史”(history)这两个概念的并置,既标明了口述者与传统历史记载的隔离性,同时也揭示了当这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时可能产生的颠覆性意义。尽管包括《荷马史诗》和《诗经》在内等早期历史是以口述的形态流传下来的,但在历史学及职业历史学家产生之后,普通的口述者或亲历者就被正统的历史排斥在外,后者关注的是帝王将相或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而包括贩夫走卒在内的普通人则成了历史研究中的边缘人或弱势群体,在传统的历史中他们几乎不占任何有意义的叙事空间。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口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颠覆性意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因为口述史学自出现之时即将普通人的生活及其经历作为关注的对象,由此使得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获得了个体体验的具体补充;其二,口述史学也使被忽视的下层民众、妇女和少数族裔获得了表达自己的意见、感受、荣耀甚至不满的可能。在口述史学诞生之前,不仅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调查中使用过口述材料,欧洲最早的一批经验社会的研究者也都是口述资料的娴熟使用者:以研究伦敦贫困著名的查尔斯·布思广泛使用了来自访谈的口头叙述,而撰写《欧洲工人》(1855)的法国人勒·普莱更是收集了大量的口头资料,他甚至尝试从工人对上层人物的闲言碎语中推论当地社会的疏离程度。在口述史学出现之后,不仅收集口述资料被用来训练学生们的历史感,而且尤其是在劳工等中下层民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这类研究不仅使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工成为历史叙事的主体,并且通过社会认同的激发,“导致某些大型厂矿和钢铁基地中集体性的传记写作群体的形成”,这也是目前同类研究的前导。其实,即使在较为封闭的20世纪50—70年代,对“革命传统”的刻意强调或对基层劳动者的“斗争实践”的过度关注,也激发了相似的历史学尝试在中国以“忆苦思甜”或编撰“新四史”的方式予以呈现。

   我们无意于用个人口述取代国家叙事,但我们相信个人口述至少可以起到为国家叙事“补白”的作用,它使得我们的历史不仅全面,而且更为生动。我们知道在有关口述史的讨论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常常集中在口述史的真实性或口头资料来源的主观性上,这也常常被认为是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最大的区别。持实证主义立场的批评者坚信,人们的记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耄耋之年身体的衰弱、怀旧情感、采访者和被访者双方的个人偏见,以及集体的影响和对过去的回顾性叙事等诸种因素的歪曲”。更为尖锐的批评者甚至认为,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后期抛光(overlay)和完全主观性的世界”。

   站在建构主义的立场上,口述史既然是个体的生命过程、社会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叙事,就一定充满了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口述史体现了个体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生活事件及其意义加以主观建构的能动性过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口述历史材料的主观性问题:其一,口述资料的主观性并非天生就是缺陷,有时它甚至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价值;其二,那些在客观上可能“不真实的”陈述,在主观的心理上或许恰恰是“真实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亲历者在社会表征和个体认同两个方面的交织作用下,是如何对个人生活史中的重要事件加以理解和记忆的。如此,刘亚秋研究的“知青”以及本课题组现已完成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械厂和贵州“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们口述叙事中大体相似的“青春无悔”的记忆,虽然未必是陈述者贯穿一生的全部感受,但却常常能够“比实际准确的描述揭示出更多的东西”。

  

   当然,承认口述史及集体记忆的主观性和历史价值,并非要否认其历史真实性或客观性。口述史的客观性最浅显的表述,是任何个体的口述史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访者所亲历的时代进程和社会状况,以及亲历者本人在时代及其变迁下的个人经历、体验与反省。虽然受社会、政治和当下处境的制约,口述者存在掩饰或歪曲个人行为或事件意义的可能,但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定性研究资料都可能存在的问题,绝非口述史料独有的固疾:就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所依赖的史籍、档案而言,普通的亲历者有意掩饰或歪曲个人生活史或生活事件的可能不会大于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就口述史与社会学通过各类访谈获得的资料相比,倾听者也无法想象一个人对过往的叙事会比对当下的叙事具有更多的掩饰或歪曲动机。并且,有鉴于口述史的采集常常涉及同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这也为我们比较、对照和核实历史细节与生活事件的真伪提供了可能。


三 作为集体记忆的个人“既视感”

  

   在集体记忆的研究中,尚未有人意识到叙事者的口述历史以及由此表现出的集体记忆,所以常常会显露出个体的主观性、不确定性,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群体虚幻性,其实常常并非是亲历者们主观上故意捏造的,而是由同一历史条件下相似的社会背景、文化环境或心理认知造就的。我们在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基地的口述史研究中发现,正是因为受苏联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体制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不仅经济形式单一、社会结构简拙、文化样态重样,而且也由此导致了人们的谋生手段雷同、生活方式相似以及价值观念一致。这样一种堪称“标准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遭际,已经为几十年后个体通过口述还原早年生活提供了相对一致的叙事基础,这一基础加之在个体形成共同体时所产生的突生机制,一方面使得亲历者的口述能够超越个体的限制成为带有共同体精神一统性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体间的口头叙事常常会发生交织、雷同甚至“复刻”的现象。其中,最普遍也最典型的恐怕当属近来心理学界开始予以关注的“既视感”问题。“既视感”的概念原型来自法文Déjà Vu,它指的是“基于不确定的过去来体验当下而产生的任何主观上的不恰当印象”。比如,如果置身于当下,一个人会感到眼前的场景似乎曾经历过,或是遇到一个陌生人时,却产生了莫名的熟悉感;引申开来,如果置身于历史场景的回忆之中,则叙事人会产生一种“此时此地或此情此景,在过去的某个时期似乎已经完整地经历过一遍”的似曾相似感。研究发现,大约有67%的人平均每年都会产生一次这样的感觉。当然,在口述访谈中,这种“既视感”,即一种已经(既)看到但实际上未曾经历的感觉是亲历者或叙事人的记忆错觉,所以也可以将“既视感”称之为记忆错觉。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对思维正常的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访谈中,也常常会发生的这种作为个人记忆错觉的“既视感”,既不是由脑部尤其是海马区的病变导致的幻觉所致——尽管这类病变确实会引发记忆错觉,这也是“既视感”又称“海马效应”(Hippocampal Effect)的原因所在——也并非源于个体的刻意编造。相反,叙事者“既视感”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笔者认为它其实是集体记忆的某种与生俱来的精神表征,是特定的命运共同体成员相互间的记忆摹写或心理共振。

  

   尽管与“既视感”相关的研究迄今未能进入主流科学研究领域,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很早就有了相似的观念。在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第一次见面即脱口而出:这个妹妹我曾见过;在贾母斥之为“胡说”后,宝玉依旧坚称“虽没见过……心里倒像是重逢的一般”。1876年法国精神病学家艾米利·波拉克(?mile Boirac)在《法国及外国哲学评论》(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中,第一次将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称之为“Déjà Vu”。自此之后,法语中“既视感”(Déjà Vu)一词便在“19世纪末评论哲学的讨论中流行开来”。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曾多次转而讨论既视感”,并认为“既视感不过是一系列现象的一种类型罢了,此外还可以有‘既听感’‘既尝感’‘既感感’‘既读感’或‘既说感’”。比如,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一书中,他曾谈及一位女性患者的记忆幻觉:虽是第一次走进一位朋友的家,但是“当她走进那庭院,她立即感觉到以前来过这里”。如果说,这种“似曾造访感”或“既访感”(Déjà Visite)被弗洛伊德解释成病态的被压抑的幻想的表现,即人们试图回忆被压抑的记忆,那么此后有关“既视感”的理论基本的解释路径却是在病理因素之外,侧重于人类识别记忆的生理或心理背景。

   从我们完成的一系列口述史访谈来看,产生“既视感”的原因除生理、心理以及可能的病理因素外,还可能包括更为广阔和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与同构性。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为例,在我们完成的洛阳工业基地和“三线建设”基地亲历者的访谈中一再发现,参与同一主题口述叙事的年轻人即使“回答”(注意这里的用词)认真,也缺乏亲临其境还原自己曾临场的事件的口述能力;与此相反,年长一代无论文化程度高低,也无论身体状况如何,他们一旦消除了对访谈者的身份疑虑,即会主动开始“绵延不绝”的口头叙事,不但叙述起亲身经历的事件富有画面感,即使叙述不在场的事件也极富“既视感”。比如,在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械厂的口述史访谈中,亲历者们在口头叙事中,几乎每个人都能详细述及“一五”期间自己是怎样参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从受组织动员落户洛阳、平整涧西区的土地、按苏联图纸修建厂房、去苏联或长春第一汽车厂参加培训、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54”下线、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研制成功、国家或企业领导人的工作风范与逸闻趣事,到几家合住一套苏式单元的类集体生活、数千婴幼儿集体抚育的哺乳室或幼儿园,甚至包括苏联专家的生活喜好等,都细致地还原了社会主义大工业初期热火朝天的景象。

   在洛阳的120余位亲历者的访谈中,最富“既视感”的叙事当属对第一拖拉机厂(后文简称一拖)落成典礼的描述。从毛泽东亲自批准建设、选址洛阳涧西,1955年10月洛阳7万人参加动工仪式,1959年11月建成投产,一拖都被聚焦在整个国家和6亿人民的“取景框”中。为此,1959年的落成典礼由时任总理周恩来亲自批示:“请谭(震林)副总理主持剪彩仪式。”用亲历者的语言来说:“第一台拖拉机交工验收的场面很厉害,国家领导都来了。当时仪式是在厂门口,谭震林主持,省委书记吴芝圃站旁边。那一台拖拉机后来开到农村,送给被厂区占地的村子了。人家迎接的都是白胡子老头,场面是很隆重的。”(ZCZ洛阳访谈,2019)人们都记得:“开了一个很大的会,(谭震林)宣告‘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时代开始了!”(WJK洛阳访谈,2019)

在有关一拖落成典礼的口述叙事中,包括曾任一拖宣传部长多年的ZCZ在内的多位亲历者,都将1958年7月第一台东方红54拖拉机下线及送给为建一拖而搬迁的唐屯村,与一年后的落成典礼混淆在一起。由于年代久远,更由于两个事件的高度相关性,这种“混淆”烘托了建成仪式的庆典性质,并非离题千里。但有趣的是,不论何时入职一拖的职工,即使那些并没有参加过建成典礼的职工,回忆起来都一样富有临场的“既视感”,他们对一拖结束了“耕地用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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