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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记录:“通史家风”与“断代为史”:在古今之变与王朝正统之间

更新时间:2020-08-11 08:36:34
作者: 王记录  

   作者简介:王记录,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讨论“通史家风”,离不开对“断代为史”的认识,这不仅是因为“通史”和“断代”是传统历史编纂的两种基本格局,是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6~84页),而且是因为“通史”和“断代”在著史宗旨和思想观念方面既有对立和矛盾,又有统一和包容,涉及中国传统史学诸多本质性问题,理应深入探讨。

  

   一 “通史家风”的主旨

   毋庸置疑,中国史学有重“通”的传统。揆诸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从西汉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并撰成纪传体通史《史记》到清代章学诚提出“通史家风”并以此衡评前代史著,人们对以“通”为史的阐释一直没有间断,“通史家风”的理论内涵不断被丰富。可是,“通史家风”的主旨是什么呢?换言之,何为“通史家风”之核心内涵?对此,当代学者的认识颇不一致。许凌云认为“通史家风”的主旨体现在三个方面:“成一家之言的著书之旨”;“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的作史规模”;“通古今之变的作史方法”(许凌云:《试论“通史家风”》,《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73、74、76页)。吴海兰认为“通史家风”既表现为“通古今之变”的纵通,又表现为“会天下之书于一手”的横通,纵横交织,构成了“通史家风”的整体性特征(吴海兰:《整体思维视域下的“通史家风”》,《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52~160页)。这些认识,如果就通史而论通史,都能站住脚,但如果与“断代为史”放在一起讨论,很多结论都是值得商榷的。

   要想弄清“通史家风”的主旨,必须回到古代史学发展的实际和古代史家对“通史”的理论认识中去。古代史家讨论“通史”,以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章学诚等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归纳他们的论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谓“通史家风”,从最初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纵通”,到郑樵的会通”,再到章学诚讨论通史时提出的“横通”,其内容有一个不断被叠加的过程。如果我们只从“通史”的角度审视这些内容,可能会把它们都当作“通史家风”的内涵而加以接受,但如果从“断代史”的角度审视这些内容,就会发现这种叠加不是丰富了“通史家风”的内涵,而是冲淡或模糊了“通史家风”的主旨。

   “纵通”,即贯通古今,追源溯流,把历史当作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呈现历史自始至终的演变和联系。此当以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最具代表性,杜佑、司马光亦是这一理论的追随者。司马迁著《史记》,上起黄帝,下终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古代通史之作的发端。杜佑撰《通典》,上起黄帝,下迄唐天宝之末,是典制体通史的代表作。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同样是通史编纂的典范。这些著作,“纵通”的特点非常鲜明,即“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会通”是南宋郑樵极力提倡作史方法,其“会通”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的“会”,“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二是古今历史的“通”,“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郑樵:《通志二十略·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与郑樵类似,马端临的“会通”观也是两个方面,一是纵向上考察典制的“会通因仍之道”和“变通弛张之故”;二是横向上考文征献,广搜四部资料,遍录群儒议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显然,郑樵、马端临在“通古今之变”基础上增加了文献上的“会通”,即融会贯穿各类史料以著史。章学诚讨论通史,提到“横通”。

   章氏的“横通”,有批评学界炫耀知识渊博之意,但同时他又认为对于“纵通”而言,“横通”的价值不可忽视,因为可“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四《横通》,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横通”是完成“纵通”的必备条件。如此看来,其“横通”也就有了渊博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著述内容之含义。其实,早在章学诚之前,王夫之曾对《资治通鉴》之“通”有一番解释,“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王夫之:《读通鉴论》,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184页)。这实际上是从“横通”的角度解释了《通鉴》所涉及到的社会历史内容,指出《通鉴》就是在融会贯通了这些内容后而自成一家之言的。很显然,“横通”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加了对史著所载社会历史内容的考量。

   正是因为古代史家在“通古今之变”基础上不断叠加新内容,所以导致当代史家在认识“通史家风”时,往往把这些内容都当作“通史家风”的内涵。其实,当我们以“断代为史”为参照,审视“纵通”“会通”和“横通”,就会发现,文献资料上的“会通”和历史内容上的“横通”都不足以反映“通史家风”的主旨。这是因为“会通”和“横通”,断代史家也完全可以做到。在中国史学史上,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只要是优秀的史著,都需要广泛占有文献资料以及反映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这样才能留传后世。司马迁作《史记》,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反映几千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风土人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班固撰《汉书》,同样要“探纂前记,缀辑所闻”,彰显西汉一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风土人情、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坚持通史的郑樵强调“会天下之书于一手”,肯定断代的刘知幾同样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刘知幾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采撰》,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会通”文献资料和“横通”历史内容,是古代所有史家都必须具备的修养,所谓“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魏徵等撰:《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92页)。可见,文献资料的“会通”和历史内容的“横通”是作史的基础性工作,并非通史所独有之思想特色,故而不是“通史家风”的主旨。“通史家风”的主旨只能是“通古今之变”,“不通古今之变,则无以言通史”(施丁:《说“通”》,《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0页)。“‘通古今之变’就是通史的精神”(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9页)。可见,“通史家风”是围绕“通古今之变”而形成的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

   其一,“通古今之变”是“通史家风”的思想核心,强调的是以整体联系的“通识”眼光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探求社会历史的事理法则。围绕“通古今之变”这一主题,古代史家提出了古今、始终、往来、盛衰、损益、变通、理乱、得失等一系列概念,形成了系统的有关通史的理论认识。“只有意识到要把过去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去看待的时候,才能产生通史的观念,也就是说通史必须意识到,要把对一个朝代的总结扩展到对整个历史的总结”(三浦国雄:《〈资治通鉴〉考》,铃木喜一等著,方旭东译:《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6页)。司马迁作《史记》,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司马迁:《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51页),“述往事,思来者”“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杜佑作《通典》,“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李瀚:《序》,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杜佑:《通典》卷一二《食货一二》,第295页),“斟酌理乱,详览古今”(杜佑:《通典》卷一八《选举六》,第456页)。司马光认为“治乱之原,古今同体”(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进通志表》卷四,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467页),“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其作《通鉴》,乃“监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进资治通鉴表》卷六,第88页)。他们都自觉地把“承敝通变”与“贯通古今”联系起来考察,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用联系的眼光考察古今变化,在古今变化中思索治乱安危存亡之道。“通史的意境,全在通古今之变,历史由此才重现出它的节律脉动,是一个活泼泼的跳动着的‘集体生命体’,有它特殊的生命历程和内在的新陈代谢机制”(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绪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其二,“别识心裁”是“通史家风”的理论特色,强调的是撰述历史必须要有“成一家之言”的胆魄,要有对历史发展的独特见解。司马迁著《史记》,倡导“成一家之言”,杜佑著《通典》,“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李瀚:《序》,杜佑:《通典》),郑樵撰《通志》,被誉为“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四《申郑》,第249页)。可见,“别识心裁”“成一家言”本身就是“通史家风”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中国史学史上,章学诚论“通史家风”,特别重视“别识心裁”,认为通史撰述绝不是没有宗旨的无所不通。在他看来,体例上的“时历古今”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思想层面的“成一家之言”。他认为,并非贯穿上下的史书都有资格称之为“通史”,譬如李延寿的《南史》《北史》、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罗泌的《路史》等,表面看贯通数代,“体与通史相仿”,但实际上有天壤之别,不能叫做通史,只能叫做“集史”。因为通史“源自古初,及乎作者之世,别出心裁,成其家学”,而集史只是“合数代而称为一书”,并无别识心裁,与通史貌合神离。有鉴于此,章学诚指出:“凡所谓通史者,不问纪载短长,学问疏密,要有卓然独见,迥出前人。”(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一《史考摘录》,第459页)通史之作,叙事自古及今,所叙述的历史过程基本相同,如果没有“自成一家”的撰述宗旨,没有独具匠心的“别识心裁”,必然会重复前人,从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可见,“别识心裁”“成一家言”是认识“通史家风”的重要锁钥。

  

   二 王朝正统与“通古今”

   对于“通史”和“断代”孰优孰劣,古人衡长较短,仁智互见。刘知幾推崇断代,批评通史。他高度评价班固撰《汉书》,“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工。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强烈批评司马迁作《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每论国家一致,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刘知幾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六家》,第44~59页)。和刘知幾不同,郑樵、马端临推崇通史,批评断代。他们认为通史之作,能“同天下之文”,“极古今之变”,而断代为书,“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郑樵:《通志二十略·通志总序》),“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章学诚则站在“史意”的高度,深入阐述了“通史家风”的意旨,充分肯定了通史撰述的价值,并指出“易通史为断代,宗旨已不侔矣”(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一《史考摘录》,第457页)。可以说,无论是刘知幾从“史法”角度对通史进行批评,还是郑樵等人从“史意”角度对断代进行否定,其思维方式都是把通史和断代对立起来,鲜少注意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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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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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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