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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加丰: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大繁荣”和“大萧条”

更新时间:2020-08-11 08:09:41
作者: 王加丰  

   由此又牵涉到金本位制在19世纪末是否起积极作用的争论,但一般认为它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种比较公允的评价是:“1914年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往往使国际货币政策的学者们陷入危险的错觉,即该体系的特点是调整有序,并且总体运行稳定”;实际上这个制度的运行“并不完美”,但在1895—1913年间“固定汇率在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都运行稳定”,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金本位制体系。

   3. 迅速发展造成经济失调、分配不均、破产和失业

   萧条发生时经济总体上没有下滑,而是其急剧变化和调整造成各部门或各阶层分配不均,出现了各种凄惨的情况,所以,在讲价格下降时,不要简单地把它与利润减少等同起来。卡龙指出,“尽管物价下降和工资上升,工业利润还是增加,虽然增加的趋势有时中断”,这一般是危机到来时才发生。由于不同行业或部门在经济发展大潮中的遭遇不一样,而且在同时代人当中,会更多地听到遭受困难的行业发出的抱怨声,遂造成经济全面崩溃的假象。20世纪初,明妮·思鲁普·英格兰指出:繁荣时期对商品的需求量平均增长了25%,而生产成本平均增长只有10%。但某些行业的生产成本会比其他行业相对大一些,需求会作出相应调整,某些工业部门会发现自己的利润减少,而其他部门的利润会迅速增加。总的来说,在危机发生前,不存在利润普遍下降的现象,普遍下降只是萧条到来时生产停止上升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把大萧条看成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表现,因为其作用是淘汰旧的,扶持新的。1878年时英国就有人说:“此类萧条时期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即使对直接受损的行业来说也是这样。这时期发明创造流行,人们尽一切努力减少开支、提高效率,该行业和公众最终将从中受益。当赚取巨大利润的时候,是没有时间也几乎没有动机来做这些事情的;在令人沮丧的收缩时期生存的必要性才迫使人们注意它们。萧条的结果还迫使人们关闭和放弃许多过时的机器,因为它们在竞争中已不再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里强调危机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或必要性,有些类似经济周期的思想。

   4. 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

   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危机或大萧条的解释,是把它看成一个经济发展周期的组成部分,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下面三种周期理论比较能说明问题:

   一种是库兹涅茨周期即约20年为一个周期的解释。刘易斯说:

   熊彼特……认为,是生产增长的变动引起了价格的变动,而不是相反的情况。他把产量的变动归咎于技术进步变化所引起的投资机会的变动。因此,1850年到1870年是核心国在煤矿、炼铁、铁路、造船、纺织和服装方面的新机会接近于成熟状态的时期。1890年以后又可以利用下一次的一系列大投资机会:钢铁、电气、有机化学、内燃机、汽车;这些机会引起了另一次价格上升。按照这种看法,1870年到1890年之间,核心国只是简单地向下滑行,而且价格也在下降。技术创新的倾向就这样连接起来,即在25年的迅速投资之后会随之有25年的吸收,熊彼特称此为康德拉季耶夫的50年周期,但强调的是生产而不是价格。

   这里,西方经济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发展被分成三个阶段:约1850—1870年、约1870—1890年和1890年以后,后两个阶段是我们常说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从这段话中可看出,这里的头尾两个阶段是技术进步走向成熟在生产上引起飞跃发展的时期,而中间阶段是前一阶段发展起来的技术成果全面推广、铺开,而新的投资机会正在萌发或处在成长的时期。于是引起激烈竞争、物价下降、利润相对减少等,其最终结果是惠及百姓,虽然在某些行业中造成破产和工人失业,但相比而言这是次要的。熊彼特强调:大约1870年以后的进步,是“过去20年大大扩充了的生产设备源源不断制造出来的产品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一个经济收获期,但由于技术或商业进步造成了“现存工业结构的脱节”,人们更多地只看到危机带来的恐惧,痛苦和怨恨,以至于看不到收获的方面。比如,在19世纪“70和80年代,经过改良的陆地和海上运输,把数量大为增加的美国廉价小麦运到了欧洲,这对欧洲农业就意味着严重的萧条”,表现为欧洲的农场主们怨声载道。但这种萧条使工人生活费用降低,实际上提高了他们的工资,对他们是有利的。1880—1900年间,“每一个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将近50%。这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崭新的生活水平”。工业部门也有类似的困难。他的结论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困难是从一个很长的繁荣阶段走向另一个繁荣阶段所经历的适应过程,而附带引起的表面上的困难。但对许多人和集团来说,唯一可采用的适应方法就是破产。对于劳工来说,这就意味着失业或永远存在的失业威胁。”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中间阶段同时也是酝酿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并使经济有可能在下一阶段发生新的巨大变革的时期。我们的教科书中常说的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其中许多成果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全面铺开的产物。如大规模铁路建设,而许多新的成就,如发电机、内燃机的发明及化学工业的建立等等,大都是这里所说的第一阶段末期的科技成果,在第二阶段的使用中不断得到优化,而真正大放异彩大概要到第三阶段。有的产业,如汽车工业,要到90年代后期或20世纪初才开始发展。所以,19世纪末的大繁荣,主要是19世纪中后期的技术革新和大规模投资(铁路等等)带来的。

   另一种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即长周期的解释,每个周期约为54—60年。熊彼特把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分成三个长波:第一个是1783—1842年的“产业革命”时期,第二个是1842—1897年间的“蒸汽和钢铁时代”,或“世界上的铁路化时代”,第三个是1897 年以来的“电气、化学和汽车”的时代。三个长波的三种称呼,基本上说明了各个周期的基本内容。这里清楚地显示出在19世纪最后30年的经济发展中起带头作用的主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成果,而在这过程中的一系列发明要在其后的第三个长波中才大显身手。

   即使不从经济周期的思路讨论这段时期经济走向的学者,也作出了类似的说明,考特关于这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描述就是这样。首先,他要求我们必须“充分重视1840—1870年间许多国家在铁路、轮船、殖民、开垦新农田和开矿上的巨大投资”,因为“这些投资和投资对世界物质资源的需求造成19世纪中期长期景气和高物价”。1870年后,由于这些投资“取得全面丰收”,从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迫使生产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下降,向市场以低价提供巨量新消费品从而提高工人生活标准。同时,它使资本获取利润的前景暗淡,并造成闲置资源和失业”;由于英国在海外的投资也开始放慢,导致初级产品生产国本身也“经常出现经济萧条”。这一过程持续多年,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新的重大的运用迹象,主要有电、内燃机和在制造诸如人造丝和塑料中使用的工业化学”,但这些新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显著作用有一个过程,因为“技术本身不是一下子建立得起来的。直到1900年以后它们才开始有力地发展”。他还强调,即使20世纪初,“工业的主要结构依旧是19世纪类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部分旧结构方才衰落”。卡龙说法国在1900年代“工业较快发展”也是这样,特别是在冶金、化学和机床工业等部门。他指出:“这是一种国际现象……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新一轮发展的动因是“19世纪结束的时候由德国和美国发动的新的技术革新周期”,其主要表现是电气、内燃机和有机化学等工业部门的出现。他又说:“一切迹象表明,虽然农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但是在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25至30年的时间中,高增长率是法国经济史的特点。”

   这里要介绍的第三种周期理论,是布罗代尔和阿瑞基提出来的。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提出这样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最前列的国家在商业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因竞争尖锐化而转向金融业,这一转向既是向自己发展的最高阶段迈进,也是未来走向衰落的一个前兆。比如,荷兰在面临贸易有所衰退的情况下,从为商品交换提供金融服务逐渐转变为在国外开展银行和投资服务,因为“一个巨大的信贷金融市场的利益毕竟比从事货物买卖的贸易市场更加持久”。他由此指出:“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热那亚在15世纪实现了从商品到银行的这一过渡。伦敦将在19和20世纪完成这一过渡。”所以有这样的过渡,是因为先进的国家或地区“别无选择”,因为你不可能阻止其他较落后地区商品生产、贸易的兴起和竞争。这一转变在他看来是两重性的:“金融业的蓬勃高涨似乎预示着成熟阶段的到来,这是秋季即将来临的信号。”对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这一重大现象的描述催生了阿瑞基的“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理论。阿瑞基首先说明,他的理论来自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书告诉他,“金融资本主义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更不用说是它的最新和最高阶段,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金融扩张只是一个积累周期的“结束阶段”。他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是从布罗代尔的阐述中得出来的。据此阿瑞基把资本主义产生到他写作的20 世纪末分成四个体系积累周期,即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这四个体系积累周期的具体时间是:热那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到现在。各个周期在时间上略有重叠,可看成是转换或交接班的时间。

  

   三、研究“大繁荣”和“大萧条”发展方式的意义

   第一,现代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是科技创新,包括因使用新技术而引起的生产组织的变化,即我们常说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匀速上升,而是波浪式地推进;现代科技的这种发展方式决定了现代经济也是这样发展的。至于科技发展为什么呈现为这么一种方式,这是科技史上的问题,需要专门撰文讨论,这里仅简单地说一下:科技创新一般以基础科学的发展为先导,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由于刚开始使用新的科技成果往往风险很大,企业家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通常是在生产和销售遇到激烈竞争的时候才愿意尝试使用。社会需要强烈会促使科技成果加速形成生产力,反之则会延缓新的科技成果投入使用。也就是说,虽然科技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社会现实状况制约着科技的发展和应用。

第二,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投入生产会带来新一轮的全面繁荣,其中一二个或若干个产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从投入使用到全面推广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前一波科技创新成果进入全面推广、而后一波的尚在萌发或开始投入使用的阶段,是竞争最剧烈的时期,这时许多产品价格下降或被淘汰,经济结构出现急剧调整和生产重组,形成某种形式的经济失衡和萧条局面。仅以本文讨论的19世纪最后几十年及其前后时期而言,如果以前面所说的20来年为一个周期,大体上可以说一些科技成果在第一个周期或其前已经出现,在第二个周期里发展和成熟,在第三个周期得到全面推开。像铁路建设,从1825年开始建造,但真正对西方经济发生最广泛影响要到这个世纪的中期,特别是后期。如果以60年为一个周期,那么铁路建设的意义及其发挥作用的过程,在熊彼特所说的“世界上的铁路化时代”(1842—1897)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世纪60年代以后,我们通常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成果如发电机、内燃机、化学工业都开始投入使用,但熊彼特之所以把1842—1897年称为“蒸汽和钢铁时代”或“世界上的铁路化时代”,是因为这时期在大规模经济发展中起最大作用的,实际上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就的全面推广,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成果尚处于正在投入使用的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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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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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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