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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峰:近代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以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为例的方法论思考

更新时间:2020-08-05 18:17:16
作者: 李里峰  

  

   具体到中国概念史研究,这种张力在时间(古与今)和空间(中与外)两个维度上都有充分体现。先说古今之辨。若借用思想史家青睐的比喻,把词汇比作瓶、词汇之意涵(概念)比作酒,那么,近代中国基本概念大多是通过旧瓶装新酒(传统词汇被赋予现代意涵而成为现代概念)和新瓶装新酒(创造新词汇以表达现代意涵)两种渠道形成的。“经济”从“经世济民”、“民主”从“民之主”、“文化”从“以文教化”分别成为economy、democracy、culture等西方概念的对应译词,显然经历了一番“古词衍新义”的过程。“哲学”“科学”“伦理学”“象征”“客观”“主义”等,则是日本人为表达西方概念而用汉字创造的新词语,瓶中之酒和装酒之瓶都是近代的新产物。方著所探讨的这些基本概念,除了作为西文intellectual之译词的“知识分子”外,大体都属于前者,即中国传统语汇在19世纪中叶以降的社会政治变迁中逐渐获得新的意涵,而成为一个现代概念。书中对此过程做了细致地梳理和阐述,涉及旧词新义(传统词语被赋予新的意涵)、词义偏移(旧词语的沿用和词义的引申)、新旧混杂(表达相似含义的新旧词语同时并存)等多种情形,不妨各举一例。

  

   旧词新义,如“党”。中国传统社会有朋党和会党,近代从西方引入政党。该书明确指出,现代汉语中的“政党”概念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汉语古词“党”衍生新义而形成的一个“新词”。作者从《说文解字》释“党”为“尚黑”说起,指出中国历史典籍中与“党”字组合的概念或成语,都有显著的贬义色彩。历史上对党的定义,不外乎党为私、党为邪、党为患,或“结党营私”之类。《论语》“群而不党”或“君子不党”的说法,亦深刻影响了后人对“党”的理解。从欧阳修《朋党论》起,传统“党”字的政治特色明显加重,但和现代汉语中的“党”仍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描述英国议院“有似两党,此进则彼退”,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记载美国南北战争后“分尊卑党”与“平行”党并存而“各怀私意,彼此不睦”,可以视为古词“党”向现代概念过渡的序曲。至郭嵩焘等人驻使西方,旁听议院辩论,观察政党活动,并明确用“党”字移译party,才意味着现代中国政“党”概念的真正开端。

  

   词义偏移,如“夷”。“夷”字的使用贯穿了整个19世纪,其内涵和外延(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和情感)却在逐渐变化,此即作者所说的“词义偏移”。中国士大夫历来梦想“用夏变夷”,进入近代以后日益严酷的现实却是“用夷变夏”,这时“夷”字除了蔑视和痛愤,也可能引发敬畏或钦佩之情。这种偏移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表述中已有所体现,及至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称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时,“夷”字已基本失去了原有意涵,指的不再是野蛮未开化之人,而是让人叹服称羡的欧洲和北美,冯氏只是“约定俗成”地称其为“夷”。这不仅体现出夷与夏的互变性,也表明夷夏之辨本身具有开放和封闭的两面性。

  

   新旧混杂,如“夷务”和“洋务”。作者指出,语言运用的演变、词语概念的取代和更新都不可能是突变过程,语言所包含的语义原料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而成的,其变化也绝非三年五载之事。在“西力东渐”背景下,“夷务”和“洋务”概念皆产生于道光年间,统称禁烟、海防等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事宜。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正式外交文本中实现了从“夷务”到“洋务”的更替,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洋务”只见于对外公文,华人自己依然使用“夷务”,不同论者的文章中也往往有意无意地替换“夷务”“洋务”二词。晚清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资料分别编于1856年、1867年、1880年,其时“洋务”概念早已普及,却始终以“夷务”为题。19世纪后半期的对外指称词,确实存在“洋”“西”“外”对“夷”的取代过程,但这四个词曾长期“新旧参差、共存并行”。究其原因,既有时人“缺乏接受新旧递嬗的诚意”,也源于“词语和概念的持久性和历史惰性”。

  

   旧词获得新义而成为现代概念后,仍然保留原有意涵,这是另一种形态的新旧混杂。例如,在“民主”已被用来翻译democracy后,其原有词义“民之主宰者”或“民之主”并未立刻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922年出版的《英华成语合璧字集》,还有“民主:president of a republic”的释义。作者由此推测,“五四”前后的知识人宁愿采用音译“德谟克拉西”来表示democracy,也许正是为了与“民主”的传统意涵相区别而进行重新定义。

  

   在讨论“民族”“文明”“民主”等概念时,作者还提示,汉语概念有古今之别,西方概念亦有之,不能想当然地把中西概念的差异等同于传统与现代的差异。近代中国基本概念形成的古今流变与中西互动,是紧密缠绕并且相互塑造的。例如,汉语中“民族”的传统意涵在近代遇到西文nation之挑战,由旧词变为新词,这是“一个‘新词’的诞生”过程;西方的nation在近代出现了新的意涵,由血缘和地域属性扩展为地域性、社会性、政治性界定相结合的概念,这是“一个传统概念的更新”过程。从西方nation概念的新旧对比来看,19世纪汉语中的“民族”一词多半只是中国传统概念的新表达,这个汉语“新词”与西方前现代的民族概念更为贴近,而与现代民族概念的含义相去甚远。

  

   关于中文概念的古今流变,方著以丰富的例证提供了诸多启示:词汇是概念的载体,但词汇不等于概念,同一词汇可以表示不同的概念,同一概念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传统词汇被赋予新的社会和政治意涵而成为现代概念,是中国现代概念体系形成的基本途径;附着于同一词汇的传统概念和现代概念,意涵上可能有实质差别,其蕴含的态度和情感却可能有相关性、延续性;追溯词汇出现之早晚并非概念史之要害,关键在于确定这些词汇何时和如何获得现代意涵、何时和如何成为“基本概念”或“关键词”。

  

概念史的语际实践

  

   概念史于20世纪中叶起发源于德国、盛行于欧美学界,其出现是为了回应德国和西方的理论关怀与现实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概念重塑,则是在迥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中国大多数现代概念系由西方或日本翻译而来,作为其载体的字词是旧有的,作为其内核的意涵则大多是外来的。因此,中国概念史研究首先要解决词语、概念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传播问题。语言是文化的表征、时代的映像,跨语言的背后又有跨文化和跨时代(所谓“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或“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的问题。就此而言,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恐怕要比其德国版本、西欧版本更为复杂,也更具挑战性。

  

   方著所探讨的绝大部分概念,均为作者所称的“翻译概念”。翻译不只是语言之间的符号转换,而是理解和阐释,文化、社会、政治概念之翻译,更意味着“对异域概念和思想的领会及其在汉语中的传会”。翻译又是一种“跨疆界之意义转换”,中文译词因此而超越中土疆域,对地球上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新认识,会促成新造词的出现,或使旧词换新颜。所以,概念史研究要揭示“一个西方的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其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中西、中日之间的差异揭示了怎样的文化移植与变异问题”。

  

   首先如何判断译词之对应?由于语言本身的差异以及语言所依托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结构的差异,不同语言中的词汇、概念往往很难形成完全对应的关系,这是语言翻译和文化传播的常识。中国传统概念和现代概念又时常负载于同样的汉字语汇,要判断它们在特定情境中究竟是一个本土概念(旧词)还是翻译概念(新词、译词),并非易事。以“文明”概念为例。汉语中的“文明”和“文化”都不属于新造词,早已见之于《周易》和《书经》等古籍,但它们显然不能与西方近代civilization和culture概念相等同。在“文明”概念的译介过程中,方氏对郭嵩焘1878年使用的“色维来意斯得”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因为它显系civilized之音译,更在于它“把握了该词在西文中的基本意涵”。郭氏原文为:“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馀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瑞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作者指出,其中包含三个要点,足以断定它已经是一个音译的新概念:其一,将西方现代“文明”概念视为一个综合概念,并明确指出其对立面为野蛮(是否理解原概念的内涵和对立面);其二,把握了西方“文明”概念的时代意义,即文明与历史“进步”的观念紧密相连(是否理解原概念的时代特征);其三,对欧洲文明表示出赞赏态度,并以传统的夷夏对比来进行反省(是否产生与原概念相似的联想)。因此,不能因为郭嵩焘未用后来才通行的“文明”对译civilization而淡化其译介之功。作者甚至推测,郭氏不采用中国固有表达而推出“色维来意斯得”,正是为了表示此概念不同凡响而标新立异。既然音译是当年“援西入中”的常见方式,这些早已被遗忘的音译词自然也应该被视为新概念,关键不在概念的外衣,而在于对概念本身的把握和认识。

  

   其次,如何确定概念之来源?词语与概念是可以分离的,中国现代概念又大多是在西方、日本和中国之间往还互动的结果,那么该如何判断一个汉语概念究竟源自何处呢?仍以“文明”概念为例,方著同意近代中国文明概念是舶来品的说法,也认同日本的重要作用,但它究竟“从何舶来”,方氏有两点独特的看法:其一,现代文明概念来自“东洋”,最早却来自“西洋”。理由是,在梁启超受日本影响提出其文明论(1896)之前很久,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丁韪良译《万国公法》(1864)、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1878)等已分别以“文明”“教化”“色维来意斯得”等语汇,翻译和介绍了西方近代civilization概念,译词虽然各异,对概念之内涵却都有较准确的把握。其二,现代文明概念虽然是舶来品,来自本土的因素仍对其传播起了很大作用。理由是,在“文明”一词流行之前,19世纪的中国已用“声明文物”“政教修明”以及“向化”“文艺”“文教”“教化”“开化”“风化”等来表达与欧洲近代“文明”概念相似的思想。换言之,未有与civilization对应的固定语词之前,已有了与之相似的概念。

  

再次,如何理解译名之多样?一个外来概念的汉语译词尚未固定和广为流传之前,往往有多种译法并存。作者指出,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大的整体,在语言交流中存在诸多便利,许多概念无须多少变化就可以从一国到另一国、从一个语区到另一个语区。中国则没有这种便利。如“议会”一词,中国从1830年代到1890年代,对parliament的称呼形形色色,始终没有基本统一的译法,除早期音译“巴里满”外,还有公会、国家公会、国会、议事厅、议会、巴力门等数十个之多。“民主”“共和”“自由”等概念,也都在19世纪中叶或更早被介绍到中国,但直到19世纪末才基本定型。其深层原因在于,汉语和西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其概念之间往往只有某种程度的语义契合,而很难完全对应。这在nation概念的翻译中体现得尤其显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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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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