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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虹倩:章太炎政治学术的互文及其对场域规训的体认

————基于章太炎对出土文献态度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8-05 17:26:41
作者: 张虹倩  
而在1935年6月30日与金祖同信中更是明确肯定了部分甲骨文的真实性:

   (甲骨文) 原其初起, 乃刘铁云得之于北京西河沿药铺, 以伪充龙骨者。……至刘氏所得于西河沿药铺者, 当时只充龙骨贩卖, 可知非时人衔卖所造。 (6)

   此处已明确指出刘铁云最早在北京西河沿药铺买的甲骨应该是真的, 因为“当时只充龙骨贩卖, 可知非时人衔卖所造”。可见晚年章太炎不仅如郭沫若所言“于甲骨则由否认变而为怀疑”, 而且是由怀疑转为部分肯定。

   尽管如此, “始疑终信”说依旧无法完全成立。因为直至晚年章太炎仍对甲骨考释持强烈怀疑态度。故而我们以为“信物疑释”说最为接近真实。这看似矛盾, 但在章太炎看来, 出土文献本身的真实性与后世对出土文献释读的可信性是两个向度上的问题, 这一点从章太炎给金祖同、马宗霍的信中可寻得答案。1935年6月28日与金祖同信中道:

   要而言之, 钟鼎可信为古器者, 什有六七, 其释文则未有可信者。甲骨之为物, 真伪尚不可知, 其释文则更无论也。 (7)

   章太炎《答马宗霍论古文大篆书》中亦道:

   彝器真赝, 虽难尽定, 其可信为真者, 终有十分之七, 若宋以来所作彝器释文, 直是无知妄作, 无一可信。器自真, 释文自妄。 (8)

   可见, 章太炎虽承认钟鼎彝器“什有六七”是真, 但同时认为“其释文则未有可信者”。同样, 对于甲骨, 在承认部分为真的同时亦指出“其释文则更无论也”。这种“一分为二”的治学态度实则与其深受乾嘉考证学影响, 讲求客观实证直接相关。

   (二) 章太炎对其他出土文献的态度

   1. 金文:更趋开放

   对于金文, 章太炎同样持“信物疑释”的态度。不过较于甲骨, 则更为开放。

   首先, 晚年章太炎只是承认了部分甲骨的真实性, 但却承认了大部分钟鼎彝器的真实性。不过对于钟鼎彝器真伪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年强烈怀疑, 晚年发生重大转变。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载, 章门弟子姜亮夫回忆民国二十二年 (1933) “先生曾言许叔重《说文解字》亦采山川鼎彝, 故金石非不可治, 惟赝器太多, 辨别真伪, 恐非目前世人学力所能及” (1) , 已经承认“金石非不可治”, 只是还是坚持“赝器太多”, 难以“辨别真伪”。而1935年6月28日章太炎与金祖同书中更是写道:“钟鼎可信为古器者, 什有六七。” (2) 可见晚年章太炎对于钟鼎彝器真伪的态度, 已从一味质疑转为承认多数可信。

   其次, 由上文所及“先生曾言许叔重《说文解字》亦采山川鼎彝”, 可知章太炎承认《说文解字》中收录了“山川鼎彝 (之文) ”。实则早在1910年《文始·叙例》中就已承认了这一点:

   盖古籀及六国时书, 骎骎复出, 而班固尤好古文, 作《十三章》网罗成周之文及诸山川鼎彝盖众, 《说文》冣字九千, 视秦篆三之矣。非有名器之刻遗佚之文, 诚不足以致此。 (3)

   1932年11月22日给吴承仕的信中更是高度肯定钟鼎彝器在文字学上的意义:“今于《说文》有录形义有不可知者, 参之彝器石经, 容可相说以解。” (4)

   再次, 晚年章太炎对甲骨释读持强烈怀疑态度, 但对金文则主要质疑宋以后的释读。在1935年6月30日给金祖同的信中, 他指出“识字”有两个途径, 除了古书之外, 还可来自师徒口耳相传:“凡识文字, 非师弟子口可相传, 即检阅字书而得者, 方为可信。”信中特别强调了师徒口耳相传对于“识字”的作用:

   汉儒之识古文, 亦由师授。……孝武之世, 太史公十岁即诵古文, 上有故铜器, 一验即知为齐桓公物, 明其识之之易也。壁中《尚书》尚有伏生今文可参校, 则《春秋传》、《周礼》, 并无金文可校, 而贾谊、河间献王读之, 皆通达无滞。若非字由师授, 安能通利如此?后之识钟鼎款识者则不然。宋人则望气而知, 清人则强以六书皮傅。 (5)

   章太炎列举秦皇焚书近百年后, 司马迁尚能识别东周齐桓公之铜器, 而贾谊、河间献王在“无金文可校”的情况下均能“通达无滞”地阅读古文《春秋传》《周礼》, 以此说明“字由师授”的可能性。可见章太炎认为宋以前的金文释读, 尤其是汉儒对金文、古文的释读是可信的, 而宋之后则不可信, 原因在于“宋人则望气而知, 清人则强以六书皮傅”。章太炎《答马宗霍论古文大篆书》中亦特别强调“宋以来所作彝器释文, 直是无知妄作, 无一可信” (6) 。

   2.《陈仓石鼓》与《三体石经》:积极肯定

   若说章太炎对金文的接受还有一定保留的话, 那么对待《陈仓石鼓》和《三体石经》的态度则更能体现他对于出土文献的包容。

   《三体石经》, 以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及汉隶三种字体刻成而得名。其立于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魏书》卷九十一《江式传》曰:“ (魏初) 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西, 其文蔚焕, 三体复宣。校之《说文》, 篆、隶大同, 而古字少异。”后历经战乱而亡佚, 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发现《尚书·君奭》篇残石。1922年再现《尚书·君奭·无逸》及《春秋·僖公·文公》残石。《陈仓石鼓》则于唐初发现于陈仓山 (今陕西宝鸡石鼓山) , 共有十石鼓, 每石鼓均凿有“石鼓文” (大篆) , 共约700字, 其凿刻年代尚有争议, 大多公认其造于先秦。

   对于《三体石经》《陈仓石鼓》, 章太炎不仅承认其真实性, 且高度肯定其文字学上的意义。1910年《文始·叙例》中就已明确指出:“古籀慭遗, 其梗概具在《说文》, 犹有不备”, 而“《三体石经》《陈仓石鼓》之论, 亦足以裨补一二。” (1) 明确指出《说文》并未罗网所有古文籀文, 《三体石经》《陈仓石鼓》等可裨补阙漏。而对于与甲骨文同属清末出土文献的《三体石经》, 则更是将其提高至与《说文》同等重要的地位:“《说文》与《三体石经》, 同为小学大宗。” (2) 由与张伯英的两次通信 (3) 中可感知其对《三体石经》的发掘保存等事宜甚为热心。

  

   三章太炎对于场域规训的深刻体认

  

   显然, 在如何看待出土文献这一问题上, 章太炎并非如我们惯常所以为的那样, 即简单的一贯抵制与否定。实际上, 在面对不同出土文献, 他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相对于甲骨金文, 《陈仓石鼓》与《三体石经》的接受度就高得多,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甲骨金文的认同度也渐趋开放,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出于谨慎仍作一定的保留。

   可见, 章太炎“学术保守”的背后实则反映的是其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 进而言之, 反映了他对学术“场域”内部规训的深刻体认。

   所谓“场域 (field)

   ”, 是当代西方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一个重要范畴, 用以指称主要由语言外参数构成的一定社会空间联系, 是各种力量调整定型的“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 (4) 。在布迪厄看来, “‘社会宇宙’大致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 复数的‘社会世界’相当于构成社会的各个具体社会领域”, 即“由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构成”, 而所谓的小世界, 也就是场域。“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 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逻辑和必然性”, 即“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5) 。言语行为的这些“游戏规则又有‘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的两大分野” (6) , 不过, 决定一个场域基本格局的是其构成性规则。“每一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 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 (7)

   进而言之, 无论政治、学术、法律、文学等等, 都是一个个彼此相关而不相等的场域, 不同的场域内部具有着不同的力量关系, 从而形成不同的规训。故而, 在不同场域中开展实践都势必需要尊重和遵循相应的内部规训, 尤其是其中的“构成性规则”。

   就此而言, 章太炎学术方法上的固执、犹疑和政治上的相对激进, 看似在表面上构成了鲜明对比, 实则却互文见义, 在深层次上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即处于不同场域中对不同内部规训的严格遵循:处于学术场域中的章太炎严格遵循着学术场域的内部运行逻辑, 而一旦进入政治场域, 同样也自觉遵循政治场域里的规训。从中也反映出了他对“场域”的有机性、边界性、规则性、流动性的深刻体认。

   就学术而言, 他早年入杭州西湖之诂经精舍, 师从朴学大师俞樾。虽日后独成一家, 然一生问学, 实本于曲园, 故而治学最重证据。对于言之无据者, 深恶痛绝。

   尽管早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但依然出于一贯的治学态度, 舍“黄帝纪元”而取“共和纪元”。在1906年12月13日与钱玄同书中他批评了近人“绝无证据”却又将中国纪元之起点“远推黄帝”的做法:

   中国纪元之说, 仆唯取共和为是。非直慕美名, 以年表于此造端, 始有甲子可推。近人多喜远推黄帝, 既有显扬祖德之美, 故仆亦不加辨难。其实黄帝至今, 年历修短, 人人异说, 而又绝无证据。 (1)

   晚年与沈延国的信中也严厉批评:“引人之说, 不叙来历, 此乃近人之通病。” (2) 故对于无法说明来历的可疑的材料, 章太炎往往采取怀疑的态度。

   再如上文提及章太炎以为“今则以今文乱群经, 以赝器校正史, 以甲骨黜许书, 以臆说诬诸子……怪诞如此, 莫可究诘”。由此遭世人诟病。姜亮夫对此辩驳道:

   以赝器校正史:此与下文“以甲骨黜许书”二语大为当时学人所诟病。盖先生早年于此固曾张其挞伐, 盖阮、吴诸家之说不足以服人而甲骨出处不明, 又无其他有力佐证。 (3)

   “甲骨出处不明, 又无其他有力佐证”正是章太炎早年怀疑甲骨的最主要原因。事实上章太炎于1910年写《理论惑》时, 罗振玉尚无法说明甲骨的来历 (直到1911年才真正找到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 , 且甲骨文在历代典籍中均未见 (“刻画、书契无传焉” (4) ) 。

   晚年他在给金祖同的信中再次强调甲骨文“既于《说文》、碑版、经史、字书无征”, 故而怀疑罗振玉“何以能独识之乎” (5) 。

   此外章太炎也批评了“本非先师所授, 又于文字无所从出, 徒以臆见定之”的轻浮学风, 并引述了孔子、班固的话:

   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无是也。”班氏云:“古制, 书必同文, 不知则阙, 问诸故老, 至于衰世, 是非无正, 人用其私。” (6)

   孔子和班固的这种“君子于其所不知, 盖阙如也”的态度实则亦是章太炎的态度。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指出“这种怀疑态度, 在太炎时代不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他是一位忠实于其方法论的学者, 只有他的形式逻辑所能理会的东西, 才能使他坚信不疑, 而反之他的逻辑所占据不到材料 (当时文化水平所供给者) , 只能使他多闻阙疑, 学者态度的本色应如此” (7) 。《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中姜亮夫也总结道:

   大抵先生于甲文因其“来历不明”而疑之, 并固治学谨严者应有之态度, 世人方以此见诟, 盖不思之甚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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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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