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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天:“政治哲学”何以成为问题

更新时间:2020-08-05 10:30:08
作者: 李义天  
政治哲学和作为一种研究政治事物的自然科学的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分也随之获得了广泛认可。”[9](P1)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不断深入,亦即,随着“政治科学”的全面兴起,与之迥然有别的“政治哲学”的自觉性逐渐被激发起来。从而,那些一直以哲学的方式探讨政治事务的研究者才意识到,他们所做的“政治学”原来并非完整的政治学,而只是全部政治学的一个部分,一个需要他们加以区分、澄清和捍卫的部分。所以,这个理应被更精确地定义为“政治哲学”的部分,其实是被“政治科学”映射出来的,它的地盘与边界是被“政治科学”逼迫出来的。概言之,没有“政治科学”的发展及其自主性的确立,就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提炼、反思乃至重新定义;没有“政治科学”的发展及其自主性的确立,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就仍会以“政治学”来命名自己的工作,并认为自己的研究方式就是探讨和考察政治事务的唯一(主要/基本)方式。

   因此,在这种条件下,要理解“何为政治哲学”,就必须同时了解“何为政治科学”。政治哲学/政治科学之间的相互映射,构成了政治学的两个基本部分。它们的“研究对象是共同的,二者的分野在于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使用科学方法还是哲学方法”[10](P6)。然而,什么又是科学方法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带来有差异的“政治科学”定义,也给“政治哲学”划出不同幅度的边界。由此,“何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将会因为需要进一步考虑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的映射关系而变得愈加复杂。

   首先,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科学方法仅是指那些在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即凭借经验观察、实验设计、数据采集和精密计算而发现因果联系及其规律的方法。通过此类方法获得的“政治科学”,几乎可被视为自然科学在政治领域的“翻版”或“移植”。研究者普遍认为,在20世纪流行一时的行为主义流派正是这种门槛最高的政治科学范畴的典型代表。因为,行为主义不仅反对在政治事务的讨论中引入任何抽象思辨或初始原则,反对把政治学同道德或伦理问题混淆在一起,反对对政治事务采取无法进行经验检验的宏观解释,而且认为,任何一个群体的性质都可以最终被还原为个体的性质(就如同任何一个物体都可以被还原为基本粒子),因而我们可以“通过对个体行为的观察并对一定数量个体的行为进行通约而归纳出群体的性质”[10](P7)。与心理科学中的行为主义一样,政治科学的行为主义也非常强调面对动机、意图等心理概念及其理论预设时所需采取的谨慎态度。对行为主义来说,政治科学不应在任何意义上陷入形而上学,而是必须严格地建立在可观察、可检验的经验基础上;那些值得追求的科学的政治理论,必须是从经验和事实中得出并经得起经验与事实检验的学说。

   其次,在较严格的意义上,科学方法可以包括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充分展示其有效性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社会科学所运用的实证调研、田野访谈等方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自然科学影响的产物。然而,与后者不同,社会科学不仅可以容纳基于数据刻画的定量研究,也可以容纳基于主体判断和阐释的定性研究;不仅可以要求研究者对政治事务做出实际描述和分析,而且可以允许他们在此基础上展开合理但并非绝对确定的推测和预判。此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一定持有那么强烈的“还原论”立场。因为在相当数量的社会科学家眼里,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实在的整体对象。因此,运用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并且构成社会科学一部分的“政治科学”,就会特别注重对政治架构、政治制度的整体运行及其因果规律的研究,“力求系统地描述、分析和解释政府机构和公开政治性组织的运作,加之所有那些有助于确定合法权威所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分配方案或决策的社会活动和互动关系;以及那些展示有关这些机构、决策和分配的各种论点的价值观、人性观和各种描述性理论”[11](P569),进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和推测政治活动的未来趋势或选项。

   最后,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科学方法还可以包括思想史、专门史等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者承认,历史科学方法的引入,其实才是人类关于政治事务的探讨真正迈向“政治科学”的开端:“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起,在最初的400年里,继承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传统、为政治科学的复兴做出重要贡献的政治学家,几乎同时又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这些胸怀科学抱负的政治学家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结果。……他们把科学的方法理解为历史—比较的方法:通过系统地收集既存文献资料以把握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事实,并按照历史演变过程的顺序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的考察以从中发现政治生活内在的因果联系的网络;同时又通过若干国家的比较以检验在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存在的因果联系的网络是否具有普遍性,即是否普遍为真;由此建构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10](P6)显然,这种方法之所以堪称科学,关键还是在于这种研究对经验事实与经验验证的倚重。只不过,历史科学中的经验事实,往往不是来自现实的调查收集,而是来自文献资料的记载或考古文物的证据。面对这些记载或证据,研究者的判断、推理乃至联想能力尽管变得格外重要,但他们运用这些能力的目标却依然是为了发现事实;并且,他们依然相信,自己的观点和论述在新的记载或证据出现时仍是可被证伪或证实的。

   综言之,“政治科学”本身是一个颇具弹性的概念。如果“政治科学”意味着一种运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的知识类型,那么,“政治哲学”的范围就会较宽。它不仅包括前文所说的(1)对政治概念进行语词分析的政治哲学、(2)对政治现象予以整体把握的政治哲学以及(3)对政治事务做出规范评判的政治哲学,还会涉及“政治思想史”或“政治哲学史”。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政治思想/哲学史可以被认为是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政治思想在历史层面的展开,是构成政治哲学的各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的历史过程[12](P1002)。也就是说,这类研究是在历时性而非共时性地讨论政治哲学,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揭示政治哲学各种观念的历史境遇及其当代影响①。

   然而,如果“政治科学”不仅意味着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还意味着历史科学方法的运用,那么“政治哲学”的地盘就会缩减许多。因为,此时即便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会由于更注重政治理念的经验背景,而更多地体现出实证色彩,而非思辨特征[7](前言P3-4)。相应的,在这种映射关系中出场的“政治哲学”也会更鲜明地表现出自身的整体性与规范性一面,从而与道德哲学发生更紧密的直接关联。显然,这种“政治哲学”是哲学研究者最熟悉的版本:以一种无需过多考虑历史语境或主体分歧的方式,讨论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的道德正当性与合法性,探求一种在道德上稳定的、合宜的基本制度安排,进而普遍地影响社会的公共文化、政治决策者以及普通公民。在施特劳斯看来,备受推崇的古典政治哲学就是这种范型。因为“古典政治哲学探索的是政治现象的本质以及最好的或公正的政治秩序,而不是研究同政治史相关的特殊现象——具体的政治家和国家,更不用说研究政治哲学史。比如说柏拉图……他‘不关心甚至蔑视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他认为最好的政治秩序和哲学问题‘比这个或那个人对这一最好的政治秩序的见解这一历史问题要重要得多’”[9](P1046)。

   可见,关于“何为政治哲学”的不同回答,不仅取决于对“何为哲学”的不同理解,而且取决于对“何为政治科学”的不同理解。表面上看,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别似乎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但究其实质,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别似乎也不在于研究方法的判然有别,而在于后者的研究方法要比前者更多。也就是说,政治哲学可以从纯粹的哲学思辨方法而部分地拓展到历史科学的方法,但是,政治科学却可以继续从历史科学进一步拓展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正是“政治科学”在研究工具上的多样性,使得现代人关于政治事务的探讨在内容上可以变得更丰富、更广博,也更复杂。也正是这种丰富、广博和复杂的思想状况,才使得我们这些现代研习者去追问、区分和澄清“何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变成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三、何为政治哲学:作为硬核的规范性

   一方面,政治科学的范围变化虽然影响到政治哲学的外延,但它只会以更加丰富多样的知识形态来证明而不会影响政治哲学的内涵,即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事务的整体性和规范性学说,它不可能对政治现实“无动于衷”[13](P40)。另一方面,人们对哲学的理解虽然会影响到政治哲学的内涵,但由此得出的若干种定义却必须接受其内涵中硬核部分的筛选。也就是说,并非每一种关于“何为政治哲学”的回答和界定,都能够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与广泛接受。那种基于分析哲学的狭义理解而仅对政治概念进行语词分析的政治哲学,尽管流行一时,却终究未能构成政治哲学的主流。类似地,那些试图在价值层面保持中立而只对政治现象及其运转状况作整体描述的政治哲学,其实也并不能完成“探求政治事务的整体和普遍本性”“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的理论任务。因为政治事务的本性就在于规范性,即政治事务必定蕴涵、体现或指向某种特定的价值判断或价值诉求[13](P195-196)。这是政治哲学的“硬核”。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承认,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规范理论,人们需要去发现或建构的是一种堪称“规范的政治哲学”(norm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的学说[14](P2)。

   然而,什么是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或者说,政治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是“规范的”?最直白的观点认为,既然哲学需要介入生活,发挥其批判和指导功能,那么,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门类,理应对政治生活尤其是国家生活的运行方式、原则和理念有所思考、批判、引导与矫正[15](P5)。它需要考察并提出“政治行动所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所从出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研究根据这些原则构成的社会基本制度和结构”等方面[16]。进一步地,如果政治活动还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一切实践与交往行为,那么,“政治哲学”的讨论对象还将包括与人们在公共领域不断成就自身的一切行动,并对这些行动均要有所规约和范导。概言之,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充分地体现在它能够且应当直面政治生活,引导政治事务,提供规范的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17](P8)。正如沃林相信的那样,政治哲学家必须成为“杂乱无序的围剿者”,他们“必须修复一个意义上已支离破碎的世界及其伴随的机构性表现方式”,“必须从政治混乱中造就一种政治和谐……没有一位政治理论家鼓吹过杂乱无序的社会,也没有一位政治理论家曾把永久的革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提倡。在其最基本的含义里,秩序表示一种和平与安全的状况,它使文明生活有了可能”[18](P9)。

   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及文化背景中,能够发现或建构怎样的规范的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即哪些规范性的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可以被提出并且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却不是由政治哲学“无中生有地”提出的。在根本上,它们是由这个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及其文化背景所决定。换言之,任何试图以哲学的方式对政治事务提出具有明确规范效力的理念、原则或主张,都是政治哲学针对当时社会状况及其共同问题的某种具体回应,都是当时的现实背景与当时的知识背景相交集的现实产物[7](P4-5)。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向政治事务“提出”各种规范性的理念、原则或主张的,根本上并不是政治哲学,而是处于时代之中的政治事务本身。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门知识,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对政治事务的规范要求,还应当(似乎更应当)涉及对这些规范要求的理由、依据、标准的论证与判定。因此,政治哲学的重要功能和使命,除了刻画规范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原则,更在于对这些基于合理理由、历史依据或现实需求的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从逻辑性与正当性上给予规范意义的证成或证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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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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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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